这是他临死前一个月，强调讲学重“行”的主张。这不是很强调知识道德是在“行”中完成的，在习行中学习知识道德的吗？所以，我们认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并不完全排斥行，它在一定意义上又主张不离行以求知，而反对离行求知。他说：“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徒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亲身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亲身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耶？”在不离行以求知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是企图解决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的。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究竟是重“行”还是重“知”，是合行于知还是合知于行，还是主张“知行并进”，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侯外庐先生认为：“王阳明既然否认客观事物的存在”，就是“用闭门参悟的心理活动来代替实践。”吕振羽先生说：“王阳明的‘致良知’
工夫，主张实践，实践的方法是‘知行合一’，这在一方面是有积极因素的；但他的所谓实践或‘行’，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实践，而是内心修养方面的实践，是首尾颠倒的。”即以知为行。钱穆先生在《王守仁》一书中说：王守仁“在重行的一点上，不徒其为学精神全注在此即其学术理论上的组织，也集中在这一面”。总之，侯、吕两位认为王守仁是以不行为行，钱氏则主张他的学说重在“行”上，而不在“知”上。我们认为，王守仁的教育思想，从哲理的性质上说，是“以行为知”，但在经验上，他是重“行”的。所以，王守仁的弟子黄绾说：
王氏倡“知行合一”，是“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解释说：“王守仁‘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王氏倡“知行合一”，所重在“行”，其主观愿望，是为了救“章句训诂之支离”与“空空穷理”、知行脱离的弊病，他主张讲与学都要着重实践。
王守仁认为，在勤学作圣作贤的过程中，要勇于“改过从善”。
一个人有过当要“悔悟”，因为“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如果只悔而不悟，或悔而不改，使之留滞于心中，则还会“因药发病”。要作到使学者顺利的“改过从善”，就必须针对学生的思想情况，解决学生的思想顾虑，树立学生改过从善的信心。然后学生才能觉悟到“攻我之失”的人是“我师”，才会作到“乐受而心感之”。
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的“改过”条中说：“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
然不害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
只要能改过从善，“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矣”。既往不咎，能改过者仍可取信于人。
(四)论教师
王守仁关于教师的观点，是与他的“致良知”说和教育目的论有密切联系的。他认为教育者有两大任务：一为传道授业以“成德”
二为移风易俗以“复民性”。他所说的“成德”，就是培养学者成为他理想的人格，作“圣人”，作有道德的人。若“性分有蔽悖，是不得为人矣”。所以，教育者必须向学生传“良知”之道，授有助于“致良知”
之业。这些“业”又都不过是“反求诸己”的工具。如学“六经”，他认为“‘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是“吾心之记籍”；“六经”只不过是我致良知、明天理的工具，“万理由来吾具足，‘六经’原只是阶梯”，所以读经的作用即在于印证“吾心之良知”。
教师在成就一个人的“德业”上有极重要的作用。他自己现身说法，来证明这个问题。他说：“吾惟幼而失学无行，无师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尔辈当鉴吾既往，及时勉力，毋又自贻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不但德业要有师友之助，就是自己的学习目的和学术的方向，也得有师友帮助。否则若“无师友之助”，则会“未有所成”。王守仁教育弟子时，常常论证教师在成就一个人的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但从他学说的总体来看，他是以“己”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人家”为中心的，更不是以外物为中心的。即他所说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这就是说，除己之外的一切人一切物，都不过是帮助自己已有的“良知”而已。他之所以把教师的作用提得那样高是因为若无别人的帮助，自己固有的“良知”不能转化为现实。特别是他所指的“常人”，更是如此。如果去掉他唯心主义的东西，这就是教育的内因和外因的问题，内因同外因的结合统一问题。
教师除了培养学者“成德”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格民心”、“复民性”，以移风易俗。他说：“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同时，他想利用教育的手段来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但教师具体的任务，是在于宣传“致良知”之道以及“三纲”、“五常”之德，即他所说的“务在兴起圣贤之学，一洗习染之陋”。
他要教师不仅“尽心训导”学生，而且还要“复化喻其父兄”，“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
因此，王守仁认为，教师应当具备多方面的条件，才能完成“成德”、“善俗”的任务。
首先，教师要居道有德古语云：“得经师易，得人师难。”师生之所以建立起一定的关系，就是因为教育者有“道存之”，即韩愈之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而学者有求道之心，这才发生了师生关系。若彼无求道之心则不可“抗颜以师道自居”。因此，“师法者，非可自处得也”。反之若师无道无德，则不能称师。可见师的决定条件是“道德”二字了。
他说：“若其德器之风成，识见之超诣者，虽生于吾后数十年，其大者吾师，次者吾友也。将以齿序论之哉！”教育的先决条件之所以为道德，是因为王守仁认为，教育任务主要不在于积累经验、知识，而是在于培养高尚的人格，培养学生作人，作“圣人”、“贤人”。他说：“今之习技艺者，则有师；习举业求声利者，则有师。彼诚知技艺之可以得衣食，举业之可以得声利，而希美官爵也。夫技艺之不习，不过乏衣食；举业之不习，不过无官爵。已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为人矣。人愿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哉！”只知贪衣食、求声利的人，不得为人师。
其次，根据他的“知行合一”原则，教师必须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不可言不由衷，或有知无行。
这才是严师的真意。而施教之道，就在于“洁源胜私”，而“毋忽其细”。这才可以为人师，才可能教育好学生。他有一首关于教师修养的《箴言》，这里抄录几句，以见他对教师的要求。“师严道尊教乃可施”；“庄敬自持，内外若一”；“施教之道，在胜己私”；“毋事于言，以身先之”。
第三，教师要有“师法”
他对教师还有教学法上的要求，也是很可贵的。首先是教学态度，他要求教师，教学态度要“诚”，“教不由诚，曰惟自欺”。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忠诚于教育事业，尽心尽力于教育工作。对学生的态度，当与学生相处或讲说时，“须做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对学生不仅要以诚相待，而且要以平等的身份相待。
其次，他认为要教育好学生，使学生有不断的长进，获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就必须“各随人分限所及”而进行教育。
他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王守仁“随其分限所及”的教学思想，包含有丰富的内容。
1.“随人分限”，含有量力性的教学原理
教育学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程度和接受能力进行施教。他说：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这即是根据学生现有的程度和能力进行教学，不能给学生超分量的负担，否则学生只会对学习“厌苦”，而无“自得之美”。学习如人之饮食一样不能过量，否则会影响消化。他说：“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学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教学内容过多，要求过量，超出学生接受能力，就会食而不化，欲速不达。
2.“随人分限”，含有施教有序、循序渐进的原理
他说：“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庭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教学要循序施教，犹如襁褓之孩学步，开始不免扶墙傍壁，既而步趋庭除之间，进而才能往来于数千里。但对年力壮健者，已能奔数千里，当然不必再庭除之间学步趋，更不必扶墙傍壁学起立移步，但后者却是前者的开始和基础。由此可知，“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
3.“随人分限所及”，还包含使学生长进的一个教学原理，即因材施教
因为学生不但各有所长，而且才能也有所差别，要使每人都得到长进，就必须因材施教。他说：譬如有三个人习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射得到俱谓之力，中处俱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之日处。”因此，我们的教育、教学，应当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进行。所以，教人的工作，犹如良医之治病，既应对症下药，又要“随机引导”。他说：“夫良医之治病随其病之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而“君子养心之学”，培养人们的德行、知识，亦不异于此，要善于因人随机引导。他说：当今之时，“学绝道丧，俗之陷溺”，尤如人在海波浪涛中，急须援救登岸，而不是先授之衣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涛中，是适重其溺，彼将不以为德，而反以为尤矣。”对学生的教育也需要如此，故曰：“凡今之时，且须随机引导，因事启沃，使其感发兴起，而后开之以其说，则为力易而收效溥。”可知，王守仁要求教师教人要考虑学生个性差异，而“因人施教”。
王守仁要求教师的教育工作要“随人分限所及”而“因人施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