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晴舫在《旅人》中这样写道：“旅人带着他的偏见赶路，有些旧偏见被印证，成为真理；有些被修正，形成新的偏见。经由旅人的闯入，则影响了没有离家的人们看待世界的态度——或，另一面的偏见。”
所以，我所写下的关于坡道、巴士、电车、月台、旅人、路人的一点文字，也仅仅是一双被“局限”的眼睛，曾在异国他乡所看到的被“局限”的风景……
一、“晕眩坡”
“晕眩坡上飘着缕缕热气。坡道上连一棵树木之类的遮蔽物也没有，只见整排的白褐色油土墙连绵不绝。”
翻看《姑获鸟之夏》，读到这条被作者反复提及的通向“京极堂”的坡道，我忽然想起了那年春夏自己曾来来回回经过数十次的那一段斜坡。
事实上，如果没有山脚下巨大显眼的指示牌，我肯定每次都找不准入口，也没有把握从某个不起眼的路口拐入，然后耐着性子爬坡，最后找到山腰里的学校——日本专修大学（生田校区）。现在想来，山路两侧的油土墙后，究竟是民宅、寺院、公园或疗养院，我都毫无印象；只记得山路蜿蜒，灰白色的路面不时左右倾斜，在午后明晃晃的日光下更显陡峭漫长。
也许是时间的关系，每次上山，前后都没什么路人。偶有巴士经过，乘客亦不多。公车站离校门不远，木长椅前或有三三两两的学生等车。
汉语课结束，正值放学，校园里吵嚷起来，聚在校门内外谈天说地等人等车的学生也骤然增多。那些每日走读的学生如何下山不得而知，似乎有开车的，有骑摩托的，有骑自行车的，有乘巴士的，还有徒步疾走的……我坐过巴士，学校里专门往返于山脚山腰的接送教师的班车也乘过几次。
说到坐班车，当时，请我去教汉语的土屋老师还特地为我写了一封“教师身份说明”或“乘车资格证明”信——绿格竖纹的信纸上，详细交代了我的授课内容、上课时间与教课期限，信末不仅署了他的名字，还盖了他的名号章。
然而，就像小气的超市班车在送客时还要检查购物小票，我始终很难想象上车时被拦在门口，然后必须从包里找出那个信封，再从信封里掏出那张证明以便“免费”乘车的场景，所以早早下定决心，一旦身份受到“置疑”，就绝不再贪图那份“便利”。不过，在第一天下课，土屋老师亲自送我去乘车之后，班车司机就认识了我，所以直到期末，那份又隆重又古怪的说明书到底也没有派上用场。
二、驹场东京大学前
“驹场东京大学前”是“京王井之头线”上的一个小站。下车，既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换乘路线，又没有教人拿捏不准的多向出口，也没有林立的商铺和贯通的卖场，只有一个简易的月台，和月台上来来往往的青年学生。
车站“东京大学口”正对着驹场校区正门。出月台，穿过检票口，下一层楼梯，走一段砖石路，仅一两分钟，就可跨进校门。但从校门到教学楼，步行却要不少时间，所以上午九点，校园里，教学楼前，教室门口，总能遇上与我一样一路小跑、赶着上课的学生。
午间的车站最是清闲。月台上微风拂面，风里有隐约的草木香气，落在月台上的人影，正依着不动声色的阳光，或徐或急地变换角度。
这样的场景具备烘托任何浪漫情节的能力：比如一见钟情，比如等待，比如重遇。比如把手绢留在月台上，然后黯然又毅然地接受一场分离。
但我悠游等车的日子总是不多，无边幻想的时刻总是太少——只有在每周五中午从驹场出发去专修大学时，我才有机会慢慢剔除身在异乡的隔阂与疏离，放松一颗时时警醒与戒备的心，在蓝天白云下，在和风暖阳里，去感受、去感怀。
检票口有个灰色的投币电话。进站前，我总会给土屋老师打电话，确认下午的课程安排。如果没有变动，我就会乘车到“下北泽”，然后换乘“小田急”至“丘游园方向”一站，再从山脚开始费力却有趣的爬坡运动。
三、专修大学
说来奇怪，虽然专修大学也已有百多年历史，可是踏进校园，我却很少感觉到它有形如东京大学的沧桑、静默或持重；那些在四面连通的教学楼里穿行的男孩女孩，就像是一群永远兴高采烈的中学生，一听到“下课”便如遇大赦，一跑下楼梯就能径直钻进无忧无惧的明媚日光里。
或许也有周五的关系。放了学，打工的去打工，打球的去打球，逛街的去逛街，约会的去约会……即便留下来继续专业学习或参加社团活动的，也是兴之所至，意兴盎然。我的汉语课堂，便是外语专业学生的选修课、“口语”班、汉语“考级”兴趣小组，以及校内所有热爱中华文明的日本学生的留学兼旅游信息交流平台……
课堂上，中文、英文和勉为其难的日文混用，教学、问答并非难事；但刻意淡化自己的江南口音，竭力区分历来不太擅长又不太注重的前鼻音和后鼻音，倒真是有些耗费心神。所以，当我听到学生诸如“老师说话像飞机上的广播一样好听”这样的夸奖，还是忍不住要脸红一下。
以前看日剧，总觉得好多角色表情过度、言语夸张，原以为那是日本演艺圈流行的“高于生活”的表演风格，却不想留学之后发现，那样的语气神色在日本年轻人中也随时可闻随处可见，所以后来每每遇到身边男女“太美了”、“太厉害了”、“太可爱了”、“太好吃了”等等戏剧性的反应，我也见怪不怪。
不过如此一来，和那些与我年龄相仿的日本学生在一起，我就显得沉稳、含蓄、“架子”十足，以致有女生感慨“老师好成熟啊”；而我望着她涂抹了绿色眼影的忽闪忽闪的圆眼睛，一时无言以对，便又只能露出浅浅笑容，无端端又似多长了几岁。
四、电车里的女子
小时候看过很多日本动漫，其中不乏浪漫华丽或气势恢弘的“变身”题材，例如普通的女生凭借一把花钥匙、一根神手杖或一副塔罗牌就能变成美貌与智慧并重的魔法少女，平凡的男生依靠一套战甲、一件兵器或一个隐在身上的特殊标记就能化身为战无不胜的盖世英雄……感叹之余，不免对日本人的“变身”情节印象深刻。后来去日本，某一天在电车上见到一群妆容完美举止优雅的中年妇人，忽然有所领悟：比起动漫中的人物，现实中的日本女子似乎更擅长“变身”。
那是一个春日的午后。我应邀参加专修大学“汉语兴趣小组”的校外活动。一路上电车很空。某一站，车厢里接连走入六七个三十多岁的美丽妇人，彼此谦让着入座，微笑间坐成一排。
我望着她们。那真是一道令人愉悦的风景。六七个人，各自穿着淡粉、淡绿、浅紫或鹅黄的洋装，再配上恰如其分的项链、耳环、腰链、手袋，就像一朵朵素雅颀长的花，虽曾枝枝叶叶精心修剪却不至于太着痕迹，虽不缤纷绚烂光艳夺目却把春天的颜色悉数收集。
她们或许曾是大学同窗，为了参加某个同学聚会，而从各自平和的生活中走出。她们之中或许也有人有着并不完满的婚姻，过着并不优渥的生活，但是那一切却很少在这一张张温和的笑脸中显山露水；因为很久以前，优雅娴静就变成了她们的理想、信念和习惯，对于自己的角色，她们早已做到心怀虔诚，对于生活的起伏，她们也已学会波澜不惊。
临近原宿一站，车厢里拥入好多棵活动的“圣诞树”。那些十多岁的年轻女孩，裹着千奇百怪的服装，挂着琳琅满目的配饰，梳着鬼斧神工的发型，抹着五彩缤纷的眼影；所有闪闪发亮的“创意”都教人很难相信，平日里，她们也是穿着蓝白校服，提着千篇一律的黑色尼龙书包，在电车上沉默寡言、只顾埋头发短信的女中学生。
坐成一排的美丽妇人还在低声交谈，偶尔侧着脸，相互微笑、点头。她们似乎都没有留意身边站立的那些女孩，也没有片刻的怀念或恍惚：十多年前，自己是否也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略带不恭、刻薄甚至恶毒地看待生活；是否也曾有过天马行空的梦想，是否也曾挑衅这个充满“规约”的社会，然后又在心底清楚地知道，终有一天，反叛的自己也会被自己嘲笑的生活所湮没。
然而，又是在哪年哪月她们真正告别了无拘无束的自己，就像活泼动感的女孩在无数次“变身”之后突然失去了魔法，只能停滞于同一个角色——考入一所还不错的大学，课余到便利店、小餐馆或加油站打工，对来来往往的顾客微笑、鞠躬、大声说出“欢迎光临”和“谢谢惠顾”；然后拼命挤入一家还算有名的公司，做一个格子间里的小职员，上班忙忙碌碌，下班偶尔喝酒；最后嫁给一个还算恰当的男人，抛掉琐碎无趣或者小有所成的事业，开始日复一日的扮演“贤妻良母”的生活。
于是，在这个“自由民主”的年代，当满世界都是“解放”了的女人，日本女子却如同尴尬的日本社会，无论当初曾多么不顾一切地“脱亚入欧”，到最后，仍不得不接受“脱欧返亚”的无可逃避的命运。
日本不再是个充满机遇、充满各种未知与可能的转型社会。日本也无法融入它所崇拜的容忍叛逆、崇尚冒险的欧美社会。它的结构日趋稳固，它的功能日渐成熟，它的人口流动越发简单，它的阶层变动却越发古板。日本社会永远论门第、论出身、论学历、论年资，所以没有足够的勇气或能力冲破重重阻滞，人们就只能望洋兴叹，只能甘于平凡，只能在接受自己命定的角色之前，偷偷“变一变身”。
“变身”的魅力原在于，转瞬之间，一个人就可以实现从“平凡”到“超凡”的转变；而且转变之后，原本绝对无法实现的愿望，就都有了实现的可能。但是除了魔法与浪漫，“瞬时的转变”何其困难。那就像社会变革永远桎梏于路径依赖，文化转型永远制约着社会转型，所谓的“休克疗法”、激进变革，大部分都成本太高、风险太大。
正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所言，社会体系是由各种角色所构成的。人们在家庭、学校、公司、教会里担任各种角色，并且在各个角色中出入自由。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的成长都伴随着一系列的“变身”，只不过对于既渴望“解放”又难免“献身”于婚姻的日本女子，最后一次的“变身”，还真是平淡多过梦幻。然而，平淡并非不幸。相反，一旦安于婚姻，从前潜藏在心底的虔诚就会说服她们，塑造她们，让她们变成某年某月某日某节车厢里的这些美丽妇人；然后让我这个异国他乡的路人，在一旁胡乱揣测，一路上暗自打量。
只有平淡的生活才能给予我们这么多感慨的时间。
所以平淡也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