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局为重有气度
要经商，就要先学会做人，这是很多大商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在他们眼中，经商不如做人重要，只有做好了人，经商之路才会走得更宽广，更长远。而做人，应该把全局利益摆在首位。李嘉诚向内地投资时，已经是成功人士，富可敌国，但他总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凡事应以大局为重，以利国利民为重。
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向外界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间，香港各大财团闻风而动，都想分得一杯羹。
众所周知，王府井是首都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地位犹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一般来说，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是难上加难。现在居然有希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众多地产大亨们喜出望外，谁也不想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要知道，如果能拥有王府井的一块土地，就等于拥有了一个聚宝盆。
1992年6月25日，李嘉诚、郭鹤年在上海闸北联手搞定一块土地后，共同飞往北京，于26日与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意向书。
这一消息在香港各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然而，形势却在时刻变化着。1993年，因经济发展过热，中央政府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这意味着要与北京方面谈妥这一项目，将会异常艰难。面临此境，不善于谈判的郭鹤年知难而退，留下李嘉诚孤身应对。一时间，发展王府井地盘物业的控股权便顺势完全落入“长实”手中。
李嘉诚依然信心十足，再一次运用他非凡的智慧与谈判技巧，使得有关立项、规划等异常繁杂的手续在1993年间全部获得市政府的批准。该建筑被正式定名为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的建筑高度计划为70多米，地盘面积10.1万平方米，这比当初意向书中的14万平方米要少许多，但毕竟这一年的形势和去年大不相同，能达成这一协议，已经很不容易。
该大型物业投资预算超过12亿港元，“长实”负责起楼价，合作伙伴东城区房地产公司负责地价，香港是地贵楼贱，内地则正好相反。
在这个项目的运作过程中，本来可能最大的难题是当地居民与商家的搬迁。李嘉诚将这道难题交给北京政府去做，由他负担地价和搬迁费，请市政府做好原住户和业主的搬迁工作。出人意料的是，搬迁过程非常顺利，很快就基本完成了。李嘉诚感叹道：“北京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这在香港简直不可想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全球最著名的快餐集团麦当劳却成了此次搬迁的“钉子户”。王府井麦当劳分店是该集团最大的一家分店，两层楼面共计2.8万平方英尺，设有700余个座位，每天平均有1万多人光顾。在开业之初，顾客排队竟有几里之长，赢利之丰厚，自不待言。
麦当劳当然不愿意把这棵摇钱树从聚宝盆里连根拔出。但是，北京市政府依照其最新文件，责令麦当劳限期搬迁。于是，麦当劳抛出了它的杀手铜，即麦当劳集团与北京市政府签署的长达20年的经营合同。营业地区为王府井现址，租期要到2010年才满，而现在才经营两年多。
其实搬迁只是北京市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事，李嘉诚并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但李嘉诚一直奉行以和为贵的原则，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于是他出面与北京市政府协商，表示只要麦当劳答应迁出王府井，日后东方广场将留一个比现在面积更大的铺位给它。
北京市政府只好与美国麦当劳公司重新进行谈判。除了李嘉诚提出的条件外，又列出了一系列更优厚的条件，包括批准麦当劳在北京多开若干家分店等。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麦当劳当然同意搬迁了。
李嘉诚一出手，立刻化干戈为玉帛。一场全球性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兴建东方广场的障碍终于扫清了。
终于，已经空旷无物的王府井地盘开始动工了。按计划，建成后的东方广场将高达70米，不仅可以俯视昔日皇宫里的一砖一瓦，就连稍远的中南海全景亦可尽收眼底。对于见惯百米以上摩天大楼的香港人来说，70米的高度根本不算什么，但在首都北京兴建如此高的建筑，非同小可。很多人都担心如此高大的建筑会破坏北京的人文景观。李嘉诚觉得，建筑现代化与保护古都风貌并不矛盾，是完全可以统一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李嘉诚并没有考虑周全。正式方案公布后，北京各界人士一片哗然。
人们的担忧的确是有原因的。根据国家规划委员会规定，北京市的规划以故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必须配合故宫的外观。按规定，从故宫中心向外望360度的视野范围内，不应见到任何其他的建筑物。故宫的城墙高有3丈，也就是说，站在故宫内朝外望，只能望到外墙和天空。国务院批复的1991-201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街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然而，东方广场大厦在“30米以下”的建筑高度区内，却拟建70余米高，显然不符合要求（规定高度只有40米）。
除此之外，东方广场的土地面积比率也超出城市规划要求的7倍，所以这幢大厦不仅是过高的，而且过大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必然会夺去附近的故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著名建筑的风头，从而影响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位。
因此，专家们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依法调整东方广场工程方案。
1994年，中央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再次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通货膨胀。对基本建设规模也作出了要求，即缩小赢利为目的的高档建筑项目，凡不符合国家规定，无正式手续的项目一律要停。
对此，必有损失的长实将作何反应呢？不久，长实集团便发布声明，表示完全服从中央路线，声明指出：“由于东方广场地段所在地为北京旧城危房改造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法例规定，有关地段必须按规定发展，该地段之内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有关城市规划。‘长实’认为北京市有关城市规划法例极为合理，同时，类似城市规划法例亦在西方国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均需遵守中国的法律，任何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而使其身处中国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当的。”
李嘉诚明白，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不会作出半点让步的。但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也不是不可变通的。于是，“长实”主动与北京有关部门协商修改方案，使项目不致胎死腹中。尽管这样会使东方广场计划遭受一点损失，但绝对不会亏本，只不过是少赚一点罢了。
3月11日，李嘉诚向外界宣布，“长实”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只是方案需要修改而已。他强调，在任何地方建任何工程都要经商讨后才能最后确定，东方广场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奇怪。李嘉诚如此回应，“长实”的股东们也就放心了，“长实”股价并没有多少波动。
永远停顿下去是不可能的，东方广场的项目肯定会重新启动。其现址已经夷为平地，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不久，双方决定重新合作。新方案自然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拟定、申报与审批，一切都慎之又慎，以免再出差错。
1996年6月，形势终于有了转机。东方广场项目由国家计委报经国务院得到批准。东方广场一波三折，几经起伏，但总算大功告成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东方广场宣告全部竣工。
居安思危更长远
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应当具有非常敏锐的嗅觉，当业务出现滑坡的时候，能及时发现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方面，李嘉诚无疑是个楷模。
李嘉诚认为做生意就要做得灵活，要随着市场的变化迅速调整战略，这样才能在商场立于不败之地。当年正当长江塑胶厂一步步走向辉煌之时，李嘉诚从产品出现停滞的现象中，敏锐地觉察到香港塑胶制品已渐趋饱和，如果不马上推陈出新的话，自己的长江塑胶厂很快就会被淘汰。于是如何找到一种款式新颖、又符合实际市场需要的新塑胶产品成了他时常思索的问题。
一天深夜，李嘉诚随手翻阅最新的英文版《塑胶》杂志，发现在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刊登了一则消息：意大利一家公司用塑胶原料设计制造的塑胶花即将倾销欧美市场。这则消息成了他日后塑胶业繁荣的敲门砖。
一直以来，李嘉诚都是在一项业务的鼎盛时期洞悉其危机所在，然后迅速作出新的部署和尝试。又是在他生产的塑胶花正大行其道、大有带动香港工业起飞之势的时候，李嘉诚再一次预见，塑胶花只是一个社会阶段的产物，并不具备长久的生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将趋向于崇尚自然的植物花卉，而塑胶花无论如何也无法取代那些有生命的植物花卉。虽然长江公司有稳固的大客户，同时又是塑胶业的龙头老大，根本不用发愁市场问题，但如果整个行业在走下坡路，长江的发展前景也必然有限。所以在赚得盆满钵满之后，李嘉诚转向房地产发展，全力拓展房地产市场，并在紧接而来的房地产高潮中获得可观的回报。
做生意就是这样，要懂得随机应变，该投入时就要果断地投入，撤离时也不能有丝毫犹豫，要义无反顾地离开。
其实，商场上这种例子并不少见。“假发之父”刘文汉发现美国盛行“假发热”，于是断定善于跟赶风潮的香港人必定会步其后尘，所以及时抢占了市场并且大赚了一笔。在市场将要达到饱和之时，他又料定假发热不会长久，于是随着美国假发热的消退立即退出，又开创了一项新事业。果然不久，香港假发热也未保持多久，假发制造厂大批倒闭，而此时，当初的开拓者刘文汉，却在隔岸观火。
精明的商人往往都有超人的眼光，常常能预见某一行业的未来走势并及时调整战略。李嘉诚成为香港炙手可热的富豪级人物后，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在香港房地产最高峰时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危机。1997年，他开始不断出售手上的物业，努力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如电讯、基建、服务、零售等，使集团避过了金融风暴中楼价大跌的重大打击。
当时，有专家预计，在未来几年中，李嘉诚将会调动更多的资源发展高科技项目和电讯业务。同时，和记黄埔在海外的投资，比如加拿大的石油、英国的货柜和巴拿马运河港口等，也正一步步发展起来。
成功商人李嘉诚，无疑是一个勇于放弃的人。勇于放弃使自己成名的行业，果断地投身于其他行业。这需要一种超前的眼光，更需要一种大无畏的勇气，也只有这种大丈夫本色的人才会在商场中永远引领时代潮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