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大风格之下，在创业阶段，李嘉诚多一些闯劲，也敢冒一些险。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更注重于守成，因此趋于保守。
从80年代初期，港资投资内地就成风起云涌之势。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主，他们在珠江三角洲开办劳务密集型加工业。令人注目的是，不少香港大财团参与内地的基本建设。
1979年，霍英东参与投资广州当时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白天鹅宾馆建设。
80年代末，包玉刚投资改建宁波北仑港。
利氏家族兴建五星级的广州花园酒店。
从1983年起，郭鹤年先后在内地兴建了北京香格里拉、杭州香格里拉、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等十多幢大型物业。
胡应湘在内地的事业也始于80年代初，他牵头兴建了广州中国大酒店、深圳沙角发电厂B厂、广深珠高速公路等数项大型工程。
在港资投资内地的风潮中，李嘉诚明显地落伍了。
李嘉诚虽参与了内地少量项目的投资，可与他控有的香港最大财团、与他投资海外的大手笔相比，显得极不相衬。
内地人眼里，李嘉诚只是个慷慨大度的慈善家，而不是大刀阔斧的投资家。
根据李嘉诚一贯的作风，他素来不喜欢抢饮“头啖汤”。
假如过一条冰河，李嘉诚绝不会率先走过去，他要亲眼看到体重超过他的人安然无恙走过，他才会放心跟着走。
“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这是他经商的信条。
当时，年过花甲的李嘉诚，稳健还趋于保守，闯劲似乎不足。
然而，李嘉诚闯劲不足后劲足，有口皆碑。
比如，在战后崛起的华人财团中，李嘉诚不是率先跨国化的，但他在加拿大一地的投资，没有一个华人巨富可与他论伯仲。
李嘉诚在中国内地投资，亦是如此。
闯劲不足使李嘉诚远远落后于另一些大财团。
铆足后劲，弥补了这个不足。后来居上，亦值得称道。
不过，如果李嘉诚能捷足先登，那么形势肯定更为壮阔。
1992年4月27～28日，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分别会晤李嘉诚。
香港传媒说李嘉诚从北京带回了“尚方宝剑”，从而拉开了大举进军内地的序幕。
李嘉诚旋风般地从北京飞赴汕头，又急转深圳，5月1日，宣布成立第一家在内地注册的联营公司。
这就是李嘉诚代表长实集团与中方合组成立的“深圳长和实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雄厚，港方中方各占一半股权。
中方的两家合作伙伴是：深圳市政府的深圳投资管理公司，国家计委属下的中国机电轻纺投资公司；港方股东有长实、和黄、怡东3家。
长和实业将拟定在内地投资的一系列计划，将成为长江系在内地的旗舰。
短短的时间内，李嘉诚就完成了一系列的工作，令人惊叹其决断及办事的高效。
高效赢得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1992年8月6日，李嘉诚发布本集团中期业绩报告，阐明投资重点转移到内地的条件及方针：
“中国未来之国民经济将有较大幅度之增长，前景令人鼓舞。
“香港整个经济体系亦将由此而得益，为平稳过渡做好准备。
“自年初邓小平南巡深圳后，中国开放改革的势头得到深化，本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的确增大了。”
记者问长实系最终会投资多少。李嘉诚答道：“在现阶段很难估计，很多因素目前是很难预测的。若经济环境发展理想，最终在内地的资产值，可能会占本集团总资产值25％。”
李嘉诚没有透露何时达到这个比例。
《香港商报》分析，这是个相当大的比例，以1991年底长实系资产总值750亿计算，日后该系在内地的投资额将达190亿港元。
李嘉诚以其磅礴的气势，以近200亿的巨资后来居上，委实是势如长江。
李嘉诚凡事留一手。在答记者提问时，他没有透露何时达到这个比例，足可显示他的这一个性。
李嘉诚一言九鼎，从不食言、从不爽约。
若非有十成的把握，李嘉诚不会限定一个具体时间，那样，无疑给自己套上紧箍咒。
1992年10月5日，以和黄集团为核心的港方财团与中方在北京签署深圳盐田港发展合同。
签约仪式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及和黄主席李嘉诚出席仪式。
中方财团是深圳东鹏实业，占3成股权；港方财团有和黄旗下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熊谷组公司等，共占7成股权。控股权在和黄集团。
以当时价格算，合营公司总投资为50亿人民币，目标是建成与香港货柜码头互补的世界级盐田货柜码头。
工程分几期完成，第一期拥有2个柜泊位和4个杂货泊位，现已开始启用，较大地缓解了香港货柜码头的压力。
盐田港计划曾遭马世民竭力反对。
马世民说：“我确实不赞成在内地搞货柜码头。因为1997年后，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区，我们在香港货柜码头坐大，深圳又搞一个，等于抢香港的生意，自己打自己。”
李嘉诚更具远见卓识地说，深港间的大鹏湾是天然深水港，我们不抢先建盐田港，别的财团也会抢着去干，那将成了“我们与他人对打”。
在珠海，和黄控得高栏深水港的发展权，这里将成为珠江三角洲西面的出海通道。
盐田港的签约仪式可谓是最高规格，风头一时无两，再次为李嘉诚壮了声威。
李嘉诚不是一个寻常意义的企业主。我们且不探究他的内心世界，单看他的外在表现。在工业区和闹市区，人们常能见到不少这样的中小企业老板，他们聚在酒楼菜馆，觥筹交错，豪饮暴食；他们或去麻雀包馆（赌坊）小赌，去跑马场大赌，去澳门豪赌；他们中，更有人是妓寨凤楼的常客，枕香抱玉，共度春宵。香港既是投资家的乐土，又是逍遥客的销金窝。他们中，不乏精明的赚钱高手，但就这一点，注定他们不太可能有大发展。
李嘉诚与这一切无缘，这必须归结于他的良好的家庭教育。李嘉诚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工作完毕，还要自修功课。临睡前，舒展疲惫的四肢，斜靠在床头翻杂志。他购买和订阅的杂志都是经济类的，他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知识和信息。
李嘉诚正是凭借这些知识和信息，为他稳打稳打，最终领先于人奠定了基础。
迁册风波表决心
长江塑胶，在1958年的年尾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公司总部由新莆岗搬到北角，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厂房分为两处，一处仍生产塑胶玩具，另一处生产塑胶花。李嘉诚把塑胶花作为重点产品。
李嘉诚的事业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并不因此而满足。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包玉刚、李嘉诚分别加入英国籍、新加坡籍。这两位华商翘楚的一举一动，都会让全港瞩目。他们都曾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将家庭迁往海外，不会将资产转移海外，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对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有信心。包李二人的声明，对稳定港人民心，起了较好的作用。
不少华商，正是趁当时的地产低潮，低价收购地皮物业，为市道转旺后发展打下厚实的基础。
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80年代中，香港移居海外的人口每年约2~3万人；90年代初起，每年以6万人的速度外流。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工商业者和专业人士。
但是，国外并没有移民想象中那么好，不少人坐满“移民监”（移民必须按该国的移民法，居住满数年的限期，方可享受本国居民赴境外打工投资的权益），又打道回港，经商或任职。每年回家团聚几次，成为“太空人”（意指在空中飞来飞去）。
如古人所说“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回故里”。百人有百念，不可强求划一。
在移民潮风起云涌之际，李嘉诚逆水行舟，扎根香港，为日后的发展打下更牢固的基础。
对香港工商界震撼较大的，还属迁册风。
迁册的始作俑者是西门?凯瑟克。
1984年3月28日，怡和董事局突然宣布：本集团基于香港前途问题迁册百慕大；股票将同时在伦敦、新加坡、澳大利亚挂牌上市。是日，香港工商界发生动荡，恒指急挫62点。
迁册风从此而刮起，加之移民潮推波助澜，愈演愈烈。在香港英国会所，英国人莫不脸呈焦灼之色，谈论着迁册问题。和记黄埔行政总裁李察信，告辞了他的英国朋友，乘车急驶华人行，乘电梯奔上顶层长实与和黄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用急切的语气说：
“英中谈判北京方面的态度越来越强，共产党要全面接管香港，难道我们要做约翰?凯瑟克第二？”
约翰是西门的叔父，20世纪40年代任上海怡和洋行大班。怡和在远东的资产多半在中国内地。40年代末，内地解放，怡和不但人未撤，资产也未撤。约翰不遗余力为怡和在华的所谓“合法权益”而奔波于京沪之间，直到1952年才两手空空，灰溜溜离开中国内地。此事，曾是英国和香港商界的天大笑话，也使得凯瑟克家族对中国的一切神经过敏。
李嘉诚很清楚李察信的言下之意，他说：“不可能那样，我们长实集团不打算迁册。若论个人在公司的利益，我比你拥有的多，我是经过慎重考虑才说这种话的。现在中国政府欢迎海外企业家来华投资，也就根本不可能对香港私人资产采取行动。”
李嘉诚把他赴内地参观的观感，及海内外舆论的评论讲予李察信听。他无法说服李察信，两人分歧颇大，以致无法协调工作。李察信于1984年8月辞职。
英国人马世民接替了李察信的职位。马世民未正式加盟前，李嘉诚就与他在“看好香港前途问题”上形成共识。这成了马世民在长实系青云直上、权势赫赫的主要原因之一。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投资环境变得明朗，迁册风有所遏制。其后，中英谈判出现多次波折，谈判进入漫长的过程。迁册风土重来，在这种大气候下，李嘉诚不仅自己不存迁册念头，还说服了集团的“主迁派”，难能可贵。
据1990年12月18日的香港《明报》《东方日报》报道，到该年11月底为止，“香港已有77间上市公司迁册海外”“占本港上市公司总数的1/3”“现时在香港四大财团中，只有李嘉诚的长实系集团和施怀雅的太古洋行集团尚在香港注册”“吴光正（包玉刚女婿）接掌的隆丰系集团，则有一家连卡佛于1990年5月迁册于百慕大”。
1989年，香港信心危机再次爆发，恒指于开市首日狂泻580多点。迁册流言四起，华商都看李嘉诚的——他是香港首富，长实系在港上市公司占总市值的10％强。长实系在加拿大等国有大量投资，他会不会借此作为迁册的前哨站？
在这种形势下，李嘉诚不得不站出来说话。11月20日的香港报章发表了李嘉诚的长篇言论，核心内容是：他相信香港1997年后仍会继续繁荣，香港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
1990年中，迁册风再次振荡。舆论盛传，香港最大财团汇丰银行，将借收购英国米特兰银行之机，变相迁册伦敦。合并及赞同迁册花费了两年时间完成。汇丰在香港地位举足轻重，工商界深为不安。汇丰大班浦伟士发表讲话，言称汇丰仍保留香港第一上市地位，业务仍以香港为最大基地。
汇丰完成迁册不久，李嘉诚突然宣布辞去汇丰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职位。据传，李嘉诚对汇丰迁册持反对意见，他的意见未被董事局采纳，最后导致这一结果。
舆论认为，汇丰迁册还只是出于买政治保险，以获得外国驻港公司的特殊地位，就目前来看，汇丰会兑现“迁册留港”的诺言，它如何舍得割弃令其发迹并无限膨胀的香港？
而怡和的迁册一切都予人“迁册离港”的感觉。郑德良先生在《现代香港经济》一书中谈道：“1991年3月21日，怡和又将第一上市地位迁往伦敦（香港改为第二上市地点）。大概在目前近100家迁册公司中，怡和可算其中最老谋深算的一家了。”到1994年12月30日，怡和系在香港第二上市的地位也取消了，在怡和旗帜徐落之际，全系公司市值暴跌37％。
目前，怡和四大公司仍在香港经营，怡和首脑们处于弃之可惜、留之不安的尴尬境地。
迁册风到1997年香港回归，持续13个年头。上市公司迁册，有精确的统计。未上市公司迁册几何？未见港府公布数据。有人言称：起码有1000家以上。对于这股此起彼伏的黑色浪潮，李嘉诚虽无法遏制，但他在“迁册问题”上的坚决态度，稳住了相当一大批华商的阵脚。
迁册风对香港经济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数以千计的公司迁册的巨大逆流面前，李嘉诚以辞去汇丰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的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可圈可点。
克勤克俭是本分
李嘉诚是香港最成功的商人，华人世界的首富，按说，他是最有资格享受的，但是他依旧保持着克勤克俭的生活方式。1995年8月，香港《文汇报》刊出有关李嘉诚的访谈录。李嘉诚说：
“就我个人来讲，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简单，跟三四十年前根本就是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李嘉诚住的房子，仍是1962年结婚前购置的深水湾独立洋房。深水湾的李宅外观不气派，内部也不算豪华，看不到海景。
李嘉诚在家中的生活外界不详，他从不在家中接待记者。但李嘉诚的衣着倒是有目共睹的，他常穿黑色西服，不算名牌，也比较陈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