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葛菊英她们用2000元钱购置了十架板车，十个棒冰箱，招聘了20名街道闲居人员，开始踏上了她们的创业之路。
破旧。这是后大街道留给葛菊英的“资源”。
其实何止破旧，街道的办公条件几乎寒酸：尽管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但是葛菊英走进三角地附近那三间低矮的老房子，顿觉几分岁月的苍老。瞅着眼前黑黢黢的房子，坐在晃晃动“文物级”的办公桌前，屁股底下是吱吱作响的破椅子，葛菊英心里陡然升起一种感慨：一定要改变街道这种暮气沉沉的局面，让我们的街道鲜亮起来。
那时，后大街道只有三名街道干部，葛菊英是她们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与她同事的另外两名“老街干”，年龄甚至可以以长辈相论。
一切都是陈旧的，只有她年轻，朝气勃勃。
葛菊英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她看到了“老街干”的不易：房子家具虽然破旧，但是窗明几净，到处一尘不染。她突然感到有一股底气油然上升：街道有这样工作认真的“老街干”，这就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老街干”给葛菊英留下了一笔财富——2000元钱。这笔钱不多，但是也不少。要知道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2000元，年轻人普遍月工资才30多元。
葛菊英知道这些钱来之不易。这2000元，是街道破布加工厂累年上缴的管理费，是“老街干”们在艰苦条件下省下来的一笔费用。按照当时的物价指数，2000元虽然干不了很大的事情，不过用来改变街道办公条件还是足够的。但是“老街干”们愣是没有动用，她们宁可在陈旧的条件下工作。
葛菊英有些感动，她掂量出2000元钱沉甸甸的分量。
当然，她可以用这笔钱改善一下办公条件，给人一个“新书记新气象”的好印象；也可以用这笔钱做一些雪中送炭的帮困善事，为自己赢得好名声。
但是她不能，也不敢啊，因为，这笔钱来得太不容易，而街道里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杯水车薪啊！
经过再三思考，葛菊英向几位“老街干”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办街道经济实体，用这2000元的“种子”，栽培街道经济的“大树”。
办实体？行吗？“老街干”顾虑重重，但是看到她们年轻的书记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老街干”不忍心泼冷水，她们向葛菊英表态：我们支持你干事业，只要用得着我们的地方，你只管吩咐。
有了“老街干”的支持，葛菊英有了底气，她决心带领街道的那些婆婆妈妈们，在这片老城街区干出一番事业。
葛菊英这个举措是自讨苦吃。当时的街道干部，主要工作就是搞搞环境卫生，贴贴宣传标语，或者发些票证什么的。没有人要求她发展经济。再说，葛菊英年轻，又是组织培养的苗子，只要她在基层踏踏实实干上几年不出乱子，还怕今后没有前途？
但是这样只求安稳就不是葛菊英了。虽然她知道办实业有风险，也许，这个风险将影响她今后的前途。但是，她从来就是敢说敢干的性格，在她的人生词典里，从来就没有把“自我”放在第一位的先例。
葛菊英迈出了“小巷总理”岗位扎实的一步。
这是一个何等有魄力的决策啊！就是这个决策，让后大街道从此走上了一条宽广的发展之路。这条路，前人没有走过，葛菊英是第一个探路者。
是什么原因让葛菊英作出这样大胆的决策，答案绝非一个。当时，街道有一批特困家庭，其中不少“四类分子”。他们没有工作，自然没有生活来源。因为要吃饭，于是，他们经常来街道，希望街道“给碗饭吃”。
请不要呵斥那些可怜的人儿，如果有活路，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包括政治和经济），无论如何也不敢到“一级组织”随便要求。
作为“一级组织”的当家人，葛菊英觉得有责任让她的“家人”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尽管她也掂出了跨出这一步的艰难，因为条件明明白白摆在那儿：2000元，二三十个毫无一技之长的老弱病残。凭借这样的条件，能办啥经济实体？
葛菊英犯愁过，但是她有办法，与其他两位街道干部商议后，这个中国最基层的“一级组织”慎重地作了一个决定，写下了街道经济发展的第一笔：兴办劳动服务站——通过服务别人，为劳动力寻找出路，为街道筹集资金。
三个年龄迥异的女人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迈出了街道经济发展的第一步。
1975年初，葛菊英用2000元钱购置了十架板车，十个棒冰箱，招聘了20名街道闲居人员，开始踏上了她们的创业之路。
葛菊英走出的这步棋，就是几年以后媒体常提到的“摸着石子过河”。在当时，社队办工厂办企业才刚刚起步，至于城区街道（实际上是居委会）办经济实体，镇海县肯定第一，就是在浙江省有没有人试过，到现在还很难说。
他们当时做的“业务”，用现在人的话说没有一件可以上得了“台面”：机械厂翻砂的砂子要清理，他们接手了；码头上车站前拉货拉煤，他们揽下了；甚至有些单位锅炉房劈柴火的杂事，他们也接下了。他们还背着棒冰箱满大街叫卖……
那个时候，正是批判“白猫黑猫”论的年代，但是葛菊英她们才不管哩，甚至于，她们暗地里觉得“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说得对哩。
别看那么二十来号人，干的活又简单，但是要真正管好这个摊子，其实也不容易。
他们当然不能吃“大锅饭”，因为他们的“大锅”里根本没有“饭”。在这个问题上，葛菊英早就未雨绸缪，她吃准了一个道理：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马克思说过的道理，她觉得很对。于是，她把那些人员分成四个组，按照组别承接业务，至于报酬，则与个人干活多少挂钩。
那个时候，葛菊英的胆子真够大的，她提出了一个分配方案：按劳分配，得利三七开，其中“七”为劳动者报酬，“三”为集体所得，而且上不封顶。她的这个“大头是个人的”方案有点冒当时政治体系的“大不韪”，但是很得人心，那些好不容易捧上“瓷饭碗”的弱势人群特别珍惜这份工作，他们起早摸黑，只要有活干，从来不敢偷懒。
嘿！你还别说，时间不长，葛菊英她们的服务站居然打响了“品牌效应”，一段时间，城关镇的那些工厂，只要有需要干的活，都会找到服务站。一时，服务站的业务源源不断而来，葛菊英她们的服务站开始红火了。
但是世界上哪有一帆风顺的事情，别看服务站小，问题还是出现了。有段时间，一个卖棒冰的职工生意看起来不错，但是上缴的营业款却不多。葛菊英觉得其中有“猫腻”。于是她细心暗访，发现此人用集体的工具暗地里干了“私活”。
这可是原则问题，葛菊英不能姑息。但是她没有采取“棒杀”方法，她决定给这名职工一个改过的机会。她找到这名职工，于是有了以下这段两个人的对话：
“最近棒冰生意还好吧？”
“还好。”
“昨天你卖掉多少棒冰？”
“昨天？大概——大概……我记不起来了。”
“真记不起来了？”
“……”
“我不想把话都挑明了，为什么问你这些话，我不说你也应该清楚。但是，我只是希望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能做到吗？”
“……”
“……”
“葛书记，我错了，以后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我相信！”葛菊英快人快语。
……
就这样，在和风细雨中，葛菊英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是葛菊英式的宽容。在必须坚守原则的情况下，假如可以用宽容来解决问题，葛菊英选择宽容。这是她的领导艺术。她的这种风格，展示了她为人的大度和胸怀的宽广。30多年以后，葛菊英到了退休年龄，后大街社区数以千计的居民决意挽留她继续担任社区党委书记，则是对她人格魅力的最有力诠释，而人格魅力的根基，其中就有她对人的宽容。
葛菊英她们成功了。这一年年底算账，算出的结果吓了她们一跳：街道回收了全部投资成本，居然净赚一万多元。
一万多元啊？这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时的“万元户”绝对是大腕的代名词，在人们心中，其富裕地位绝对不逊色于现在的千万富翁。
葛菊英她们创造了一个“万元街道”。
佩服！
葛菊英是幸运的，她遇上了好领导。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假如把葛菊英她们的所作所为上纲上线，套上一顶“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实在太正常了。但是，城关镇的几位领导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于在暗地默默支持她的事业。多少年以后，葛菊英谈到这段时间的创业，她总是由衷而言：其实，那时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没有镇里领导支持和街道一班人的帮助，我是根本做不成这件事的。
这当然是谦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