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区党委书记，葛菊英知道带好一班人对社区建设的意义，她经常告诫社区干部：“社区工作不同于办企业、也不同于一般行政工作，我们的主要职责是为居民做好服务员，为党和政府做好基层社会管理调解员，为落实各项方针政策做好宣传员，为上级部门正确决策做好基层信息和民意诉求传递员。”
曾听人议论说葛菊英架子大得很。记者找葛菊英采访，需要提前预约；区级领导找她商量工作，经常是亲自登门。
这样看来，葛菊英的架子确实有些大。其实不然。
一个人架子大不大，要看对什么人什么事。有的干部看到上级唯唯诺诺，显得没有一点儿架子，但是一转身看到群众，官职比他小的，或者用不着的人，马上拉开了架子；有的人，有求于别人的时候低声下气，一副奴婢相，一旦别人有求于他，马上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
这种人，葛菊英不屑，也看不起。
葛菊英不唯权势，她认为不合理的东西，就是面对上级，她也不买账，该反对的就反对，该叫板的就叫板。那一年创建文明城市，区长召集社区书记开会，列出许多创建目标。葛菊英细细看了讨论稿，觉得这个讨论稿有问题。当时，也有一些社区书记看出了问题，但是因为区长在，大家不好意思当场反对，于是就保持沉默。葛菊英就不管了，她当场蹙着眉提出不同意见：这个讨论稿我仔仔细细看了，我认为里面一些目标我们的政府在短期内是实现不了的，既然这样，就不要把套话空话写在这里，等有能力可操作的时候再写……她还不顾区长脸色，直截了当指出：每年写整治，可每年老样子，这样做下去，老百姓要失望的！
葛菊英的快人快语，让当时主持会议的区长印象深刻，此后，他多次用这件事教育身边的干部，对领导的决策有不同意见，就要像葛书记一样坦诚提出，这是对工作的负责，对领导的尊重。
葛菊英的直率和坦诚，经常与后大街社区打交道的民政局、街道办事处领导十分清楚。他们说，与葛书记打交道，听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这便于我们改进工作，对事业有好处。显然，他们对葛菊英的反对或质疑是赞许的。
在工作作风上，葛菊英崇尚实干，反对虚张声势，对搞形式主义一套她极为反感。比如繁琐冗长的开幕仪式，一层一层领导的讲话，让她头痛，没有耐心。所以，后大街社区的活动，经常是居民唱主角。社区主办的各类开幕式，从来都是简单实用，从不刻意邀请很多领导，没有过长的讲话。
葛菊英是一个“实别别”（方言，实在之意）的人，她做事干脆，不矫情。但是遇到宣传她个人的事情，她就用低调回应。比如这次给她写篇报告文学，她就有些“很不配合”。前去采访她，她皱着眉头说：“有啥好写的啦，我只不过做好自己工作，而且政府已经给我那么多荣誉，专门写我，太难为情嘞……”数次采访，葛菊英这番话反反复复说了很多遍。
后来，她看看实在推辞不了，就提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要写就写我们社区，写其他社区干部，写我们的楼组长。
这是不是葛菊英“作秀”？如果是别的什么人，也许会，但是葛菊英不会。当社区书记这么多年，葛菊英学会了不少东西，就是没学会“作秀”，因为她不需要！理由嘛一条就够了。那年，领导有意提升她担任副处级的城关镇副镇长，她婉言谢绝了。一个连升官得实惠都不在乎的人，哪里还会“作秀”？
葛菊英提出写社区干部，其实也有一定道理。在镇海区，后大街社区的干部队伍是最稳定的，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因为工作不顺心而离开。有部分人因为考上事业单位或是街道抽调，离开了后大街社区，但她们的内心一直对社区充满感情。曾经的社区文化员余颖，在社区工作时尽心尽职，她要报考事业单位，葛书记全力支持她，鼓励她、帮助她。余颖调走后，她仍然把自己看成社区一员，社区有活动，她经常主动来参加。到底在后大街社区工作过，对社区工作，她是熟门熟路的。
社区原来的副主任张静波，因工作需要调到街道工作，每次来后大街社区，她都感到十分亲切，说“这里是我的娘家啊”。
现在的社区主任韩亚菊是葛菊英30年的“老搭档”了。从1982年开始，她就和葛菊英共事了。说起老书记葛菊英，她说，在葛菊英面前，我都没什么隐私可言，有快乐共同分享，有烦恼共同分担。平时，我有什么心事都逃不过葛书记的眼睛，我有啥困难，葛书记总是尽力帮助我，大家呢，也愿意将掏心窝子的话跟她讲。说到对葛菊英的评价，韩主任说：葛菊英是好书记，是领头羊，也是大家的好姐妹。
王萍是后大街社区党委副书记，三十出头，清瘦干练。2003年她大学毕业后就到后大街社区工作，从一名普通的社工做起。她说葛菊英的工作理念和态度给她的影响太深，这是她人生进程中的一笔财富。
王萍回忆说，她刚到社区时，见到书记很害怕，有时，事情没办好，书记批评起来，一点笑脸都没有，而且一针见血，让她无地自容。不过，要是尽职尽责把活干好了，书记一点都不凶。年夜饭的时候，她和大家一起唱卡拉OK，一起打擂台赛，非常活泼。
笔者问王萍，是不是在后大街社区工作压力特别大。王萍说，压力肯定有的，后大街已经处于不进则退的阶段，我们必须努力向前。但是，这个压力是适度的，并没有让人喘不过气来。而这一点和葛菊英的“知人善用”有关——她能把一个人放到最合适的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她的特长。
确实，在同事的眼中，葛菊英不会因为自己是书记就高高在上，很多事情她都是亲力亲为的。检查卫生她和包干的同志一起去；搞活动搬道具，她和年轻人一起上。一个60多岁的老资格社区书记尚且如此，那么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积极投入工作呢？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后大街社区几个居民区的负责人分别负责各自区块的统计工作。因为工作量庞大，每个片区都事先培训了几名居民骨干协助统计。后大街居民区的负责人是杨晓春。普查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几个居民骨干临时有事没法协助她工作，统计工作的重任全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尽管她夜夜加班，但还是明显地落后于其他居民区。当另外四个居民区的统计工作完成时，杨晓春忍不住哭了，她觉得自己拖了整项工作的后腿。而事实上，这时距离上级要求的截止日期还有一段时间。
这就是后大街社区，高效率的工作作风已经成为每个社区工作者的习惯。
后大街社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来的社区工作者到后大街报到，是没有环境适应期的。到岗第一天，就得跟着居民区负责人实地解决问题。新人遇到小问题，自己独立解决；碰到大问题，上交到晨会商量。一段时间工作后，葛菊英会根据他们的特长再安排合适的岗位，细心的负责档案管理，能写的负责信息撰写，因为每个人都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所以工作起来劲头十足。在后大街，尽管分工不同，大家对社区的总体工作都十分了解。很多工作，大家都拿得起，谁有空谁就抢着做。在这个团队，敷衍推诿的工作作风是不允许存在的。
作为社区党委书记，葛菊英知道带好一班人对社区建设的意义，她经常告诫社区干部：“社区工作不同于办企业，也不同于一般行政工作，我们的主要职责是为居民做好服务员，为党和政府做好基层社会管理调解员，为落实各项方针政策做好宣传员，为上级部门正确决策做好基层信息和民意诉求传递员。”
她为后大街社区制订的工作目标是民思我想、民困我帮、民求我应、民需我做。
葛菊英对社区干部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是出了名的，社区人戏称“后大街标准”。“后大街标准”的核心是什么？一个字：不！
葛菊英要求，后大街社区干部对居民提出的合理要求不能说“不”——她摒弃了推诿、敷衍的懒政作风。
居民孙婆婆为其户口在鄞州的儿媳妇到社区询问关于失业职工“4050”挂靠事情，这种问题本不属于社区保障窗口服务范畴，但工作人员依然耐心向孙婆婆讲解相关政策。这是社区推行“不”字服务后出现的新变化：即使接到不属于工作范畴的居民咨询，也要尽可能答复。
其实，“不”字服务内容非常广泛，在“一切以服务居民为宗旨，绝不对居民说‘不’”纪律的框架内，居民不管来办何事，坚决做到不用“我不知道”、“这事不是我负责”等“不”字来回答。
就是为这么一个简单的“不”，后大街社区的干部肩膀上压下了三条担子：头天未能解决的事，通过每日早会形式及时反映，集体商议解决；到岗后30分钟内，所有工作者下居民区走访，掌握情况；社区办事大厅内设立首问接待员，“来有问声，问有答声，去有送声”，不让办事居民跑空趟。用葛菊英的话来说，就是“不让居民带着问题走出社区”。
除此之外，葛菊英还在社区推行错时上班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晨会制等一系列方便群众的制度，要求16名社区干部都能做到三个“一口清”：居民住户情况一口清、弱势群体一口清、主要工作依靠对象一口清。
当然，凡是让社区干部做到的，葛菊英必须做到。
在社区管理方面，葛菊英毫不含糊，后大街社区是宁波市最早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认证的社区之一。关于质量管理认证，绝大多数人并不陌生。通常它与商品联系。把社区服务与质量管理认证挂钩，是招宝山街道为整体推进社区标准服务水平，进行社区服务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有意尝试和探索。
这是一个自讨苦吃的工作。
启动ISO9001-2000质量管理认证后，社区按照要求，培训内审人员，建立社区服务《质量手册》、社区管理程序文件和操作性文件等软件建设。根据认证规定，社区建立了十多个方面的规范：服务规范、服务提供规范、服务质量控制规范、各部门工作验收要求等等。按照这些规范、要求，社区向居民和上级有关部门提供规范服务，还要接受他们的监督，社区要通过服务满意度调查，分析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总结提高，及时纠正。
都是一些硬框框硬指标，但是葛菊英和她的社区干部们乐此不疲。为啥？因为群众欢迎。“只要大多数群众欢迎的事，我们就认真去做，而且一定要做好。”这是葛菊英说的话，也是社区干部一致认可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