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父爱如山，可是老舍自小就没有享受到父亲的庇护。
父亲为他留下的仅有出入皇城所带腰牌上烫着的“面黄无须”四个大字，以及从母亲的叙述中获得的一辈子没和任何人打过架、吵过嘴的老实形象。老舍说：“我总觉得父亲是个很奇怪的旗兵。”
刚呱呱落地时，老舍就险些被冻死，那时他的父亲还在皇城值班。母亲当时已经41岁，算是高龄产妇了，加上连日的操劳，身体十分虚弱，分娩时偏偏接生婆又缺乏经验，致使失血过多，刚生下老舍就昏死了过去。当时正是隆冬腊月，滴水成冰，幸亏已经出嫁的大姐及时赶到，把老舍抱入怀中，才保住了他脆弱的小生命。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个差点送命的寒冬，舒家又遭遇了更为严酷的打击——老舍的父亲舒永寿在战斗中牺牲了。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舒永寿是旗兵，正值负责镇守皇城的正阳门，他和其他的旗兵们使用着生锈的腰刀和沉重的抬枪，与洋鬼子殊死搏斗。抬枪是非常老式的重型鸟枪，需要两个人合力配合。一个人在前面充当枪架，将枪身架在肩上，另一个人负责瞄准发射。抬枪不仅机身笨重，而且射击精准度差，与先进的西洋武器相比，非常落后，清军很快在对峙中败下阵来。后来，八国联军向正阳门发射了“烧夷弹”——这种燃烧弹在当时是一种新式武器，正阳门的箭楼被炸掉了半个城门楼，很快就燃起了大火，火星落在了护军的周围。几杆抬枪并在一起，周围必然散落了不少火药，火星点燃了它们，又引燃了护军随身携带的黑色弹药。
舒永寿被烧伤了，他挣扎着想爬回家，可是到了西华门附近的“南恒裕”粮店，就再也爬不动了。老舍舅父家的二哥，也是旗兵，他到粮店里找水喝，发现了全身烧肿的舒永寿。他这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他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和裤脚带交给了内侄，托他把这点东西带回家去，也好有个交待。城内到处火光冲天，枪炮齐鸣，找车没车，找人没人，自顾不暇的内侄救不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姑父。
等战事平息，老舍母亲去找，那个粮店已经烧成了废墟。最后，只将袜子和裤脚带葬在了大钟寺附近的一个菜地里，陪葬的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舒永寿的生辰八字。老舍说：“多年后，二哥每提起此事就难过，自谴。可是我们全家都没有责难过他一句。我们恨八国联军！”（《神拳·后记》）
不幸接连着不幸，侵略者又在京城内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他们“像姑娘篦发那么从容，细腻”地挨家挨户搜索、剔刮，连窄小贫穷的小羊圈胡同也没有放过，一天之内几次光临。刚刚蒙受灭顶之灾的舒家，又面临着明火执杖的抢劫。洋兵先去搜鸡，而后到屋中翻箱倒柜，老舍家的炕上有两只年深日久的破木箱，他们把箱底儿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从容不迫地、无孔不入地把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拿走，家里的大黄狗刚叫了一声就死于刺刀之下。而那时不满两岁的老舍就睡在箱子的附近，因为酣睡无知方才得以逃过侵略者的刺刀。强盗走后，母亲进来，老舍还被箱子扣着。
我一定是睡得很熟。要不然，他们找不到好东西，而听到孩子的啼声，十之八九也会给我一刺刀。一个中国人的性命，在那时节，算得了什么呢！况且，我又是那么瘦小、不体面的一个孩子呢。
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神拳·后记》）老舍从小就没享过什么福，生下来，母亲就没有奶水，靠用小砂锅熬浆糊，加上糕干粉喂。到了一般孩子“七坐八爬”的时候，严重缺乏营养的老舍仍是不会坐不会爬，甚至到两三岁了，他还没有学会走路。生于忧患，幼年失怙，就这样在八国联军攻占京师的炮火声中，老舍开始了他别样惨淡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