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到上海，沈雁冰就请管理编译所宿舍的“经理”福生商议找房子的事。按他的要求马上找到这样一处适用的出租房屋，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搬家之议没能马上付诸实施。而在此时，沈雁冰在编译所工作的又一次发生变化。变化的起因，是在身兼《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两刊物主编的王莼农。
1919年11月初的一天，王莼农找到沈雁冰，告诉他商务印书馆准备将《小说月报》三分之一的篇幅改版，刊登新文学内容，提倡新文学。他为此新设了一个“小说新潮”栏目，请沈雁冰主持这个栏目的编辑事务；同时请沈雁冰为《妇女杂志》撰写文章，谈妇女解放问题。
王莼农是一个旧式文人，思想守旧，这也是商务印书馆当权人物的思想倾向和出版倾向。在王莼农主持下的《小说月报》历来都以发表“鸳鸯蝴蝶”派文人的言情小说为主，差不多就是他们的一个阵地。所谓“鸳鸯蝴蝶”派，是源于这些旧式文人所写的言情小说，常常用“三十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这样的陈辞滥调，故而被人以鸳鸯蝴蝶称之。他们是旧封建意识和上海滩洋买办意识混合而成的产物，迎合了当时小市民比较低俗的欣赏趣味。《妇女杂志》则一直以提倡贤妻良母为办刊的宗旨。商务出版这样的刊物，一是出于保守倾向的出版思想，二是在赚钱上的考虑。但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他们都遇到了难题。
这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半年了，新思想、新文学对于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冲击，已经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
它迅速改变着传统守旧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生活方式。《小说月报》每况愈下的发行量成了一个文化晴雨表，向商务印书馆的当权者们昭示了这一社会发展动向，而发行量减少的最终后果是商业利益的损失。所以，他们纯粹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也不能不革旧布新了。
这给了沈雁冰一个机遇，因为身处守旧意识浓重的商务编译所内，他所翻译、介绍和撰写的表达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此前都是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报刊上，现在可以充分利用自己身边的这两个刊物了。应允了王莼农的请求，沈雁冰马上动笔，在这一年第11期上《妇女杂志》发表了《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的文章。紧接着，在第二年1月号的《妇女杂志》上又集中发表了多篇文章和译文。此后，每期《妇女杂志》都有沈雁冰撰写或翻译的文章。
主持“小说新潮”栏目，花费了沈雁冰的大部分精力，但他干得津津有味，找房子的事则被忘诸脑后。几个月后，母亲又来信催促，而且信中有些不悦，似乎怀疑到儿子有什么瞒着她的事。
这封来信的原委是这样的：
沈雁冰自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起，就一直把刊登他文章的报刊都寄给母亲看。一身二任：主持“小说新潮”，为《妇女杂志》撰稿以来，他写的、译的文章比上一年多了许多，沈雁冰一篇未漏，都寄给母亲了。同时，在不久前的一封家信中，他告诉母亲薪水又增加了10元，每个月有60元了。于是，陈爱珠觉得有点不安：每月60元钱，一个人在上海花，绰绰有余，为什么还要写那么多文章去赚“外快”？
是不是有什么额外的花销，比如结交女朋友？那次两个儿子陪自己在上海游览，就发现那里是个花花世界，街上来来往往的女子，多是些现代的、摩登的女性，远非德沚这样小镇女子所能相比的。德鸿一人整天生活在这样一个繁华世界里，一年之中夫妻两人相聚不了几天；况且对于这桩婚姻，德鸿心里也是不大满意的，要不然怎么一篇接一篇的写些关于妇女婚姻、家庭问题的文章？他该不会有什么别的打算吧……还是得尽早把家搬到上海去，让他们夫妻生活在一起……想到这里，陈爱珠马上提笔给儿子写下这封信。当然她不好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疑虑，只是在信上告诫儿子钱够花就行了，不要为赚“外快”弄坏了身体，再就是催问何时可以找好房子。
沈雁冰是何等聪明的人啊，母亲在来信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疑惑不安，他立即就觉察到了。他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了自己近一段时间工作生活的情况。他告诉母亲写那样多的文章其实不为赚稿费，一来是工作的需要，二来自己对于新文学，各种各样的新思潮以及社会上广泛关注的青年问题、妇女问题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志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活动，正可以藉此做一番事业，不想只是停留在编译一些现成的东西上面。他答应母亲尽快找房子，但没有为他所察觉的母亲的疑虑解释什么，因为他根本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不过陈爱珠的惴惴不安，不是没有道理的。她以作母亲的直觉，感觉到了儿子身上发生的某种变化，她的德鸿似乎不再那么老成持重、四平八稳，而有点不甘寂寞、锋芒毕露的意思，只是她把原因想错了。其实半年多之前，沈雁冰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什么变化，因为他每天接触的这些同事，他为之工作的编译所，总是那么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
差不多是与陈爱珠为在上海孤身一人的儿子感觉不安的同时，沈雁冰在上海的法租界会见了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人——陈独秀。
陈独秀是在1920年初来到上海的，他就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陈独秀此前在北京因为《新青年》的编辑方针，与胡适为代表的北京大学教授中比较保守的一派发生了冲突。陈独秀、李大钊主张《新青年》推动新文化运动，要谈主义，谈政治，而胡适和他的追随者主张少谈主义，不谈政治，甚至要在《新青年》上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把《新青年》办成单纯研究文史哲的学术刊物。陈独秀一怒之下决定将《新青年》迁到上海办，他说《新青年》是他一手创办的，不能任由胡适这班右派教授们左右。
到上海后，陈独秀将他在渔阳里二号的住所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地，又在法租界法大马路上办了一个发行所，办理出版发行事务。陈独秀约见沈雁冰就是商议在上海筹备出版《新青年》事宜的。与沈雁冰一起受到邀请的还有陈望道、李汉俊、李达几个人。
沈雁冰虽然早从《新青年》上认识了陈独秀，但这是第一次见到他本人。在他眼中的陈独秀，举止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名人、大人物的派头。那时陈独秀已经40多岁，在青年沈雁冰看来是个智慧长者，还没有后来的家长式作风。陈独秀是从一些朋友那里和沈雁冰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知道他的。他感觉沈雁冰是一个思想进步，眼界开阔，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又是在商务印书馆专门从事编译工作，所以希望听听他对在上海出版《新青年》的建议。陈独秀料到《新青年》迁到上海出版后，胡适那一班人可能不再给编辑部写稿，因此需要在上海多联络一些撰稿人，他请陈望道等人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
渔阳里的这次晤谈之后不久，《新青年》第8卷第1号，也就是迁沪后出版的第1期，在5月面世了。这一期的社论名曰“谈政治”，由陈独秀撰写，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正是他在渔阳里那次长谈中谈及的问题。这一期《新青年》的出版，标志着“结束了过去的以‘文学革命’为中心任务的《新青年》，而开始了以‘政治革命’为中心任务的《新青年》”。
这一期《新青年》封面上有一个并不惹眼的小小图案：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它暗示了《新青年》主张的政治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关系，因为从这一期起，《新青年》专门开辟了“苏俄研究”栏目，介绍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妇女解放等消息，这个小小的图案其实还传递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当然那是在几个月之后才为人们所知，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正是在这一期《新青年》出版的当月，陈独秀与李汉俊、陈望道等具体讨论了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这一次沈雁冰没有被邀参加。
1920年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发起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10月，沈雁冰经李汉俊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加入的还有邵力子。
沈雁冰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时，正赶上共产主义小组在筹备出版一个理论宣传刊物，以适应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作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