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春，郭沫若完成了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学业，取得了毕业文凭。但这一纸文凭，也只是他对于学医五年的一个交代而已。
国内有医院欲以高薪聘请郭沫若为医生，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对朋友说：“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的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也必需创立新文学。”他这时脑子里想的是，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美化世人的灵魂。他认为，当有了159二十六一桩文坛逸事一个个“优美醇洁的个人”，才会出现一个“优美醇洁的社会”。
4月，处理完毕业事宜的郭沫若携安娜和孩子们回到上海，把家安在民厚南里泰东编辑所租住的一幢小楼里，成仿吾住在亭子间，他是放弃了在兵工厂的就业又来到上海的。不久，在安庆失了业的郁达夫也携一家人移来上海。尽管陆续为泰东书局编了不少书，赵南公并没有给郭沫若他们一个编辑的名分，甚至连一纸聘书也没有，工资也不是确定的。郭沫若他们全凭着为文学事业献身的虔诚在那里努力创造。
夏日的一天，暑热难耐，小阁楼里蒸笼一样让人汗流不止。创造社的三个支柱聚集在民厚南里谈论文学与职业的问题。郁达夫是刚刚失了业，成仿吾是放弃了就业，郭沫若则有生以来还不知道什么是就业。为了那份对文学的执著，他们并不太在意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
谈笑间，三人决定今后就这样过“笼城生活”，文学就是他们的职业。
上一年与胡适论争，使得郭、郁二人及创造社同胡适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这大概也不是胡适所希望的。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不久，便收到一封胡适给他和达夫的长信。胡适是刚从北京来到上海。信中写道：
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远能作他们的诤友，而不至于仅作他们的盲徒。
至于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是提倡大胆尝试的人，但我自知提倡有心，而实行无力的毛病，所以对于你们的尝试，只有乐观的欢喜，而无丝毫的恶意与忌刻。
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话的刺激而多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
这显然是一封示好的信。所以在接到胡适的信后，郭沫若马上回复一信，说：
手札奉到了。所有种种释明和教训两都敬悉。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目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极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
与胡适的争论到此算是有了个了结。不久后，胡适还特意到民厚南里拜访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三人也做了礼尚往来的回访。在胡适寓所，胡适各送了他们一本《国学季刊》创刊号，三人客气地接下了，但回去后谁也没有翻看。看来他们之间在学问、学识上，在文学理念上还是缺少共同语言。不过随着交往的增多，郭沫若与胡适彼此有了更多的理解。
10月中旬的一天，郭沫若走访了胡适，他们谈起诗歌。胡适给郭沫若念了自己前一天做的一首诗，郭沫若觉得有两句不太好。这时也在座的徐志摩点头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听罢两人的评论，胡适不由得感慨道：“其实我自己也以为这两句不好，但拿不准，所以想听听你们的见解。看来我们三人对诗的主张虽不同，却自有相同之处啊！”
晚上，郭沫若在美丽川菜馆请胡适、徐志摩吃晚饭，把田汉、仿吾、何公敢也一起约了来，只有达夫不在。这是郭沫若等人与胡适在争论和解后首次聚在一起吃饭，大家边饮边吃，相谈甚欢。胡适到上海后身体一直不好，这一晚也破戒饮了不少酒。酒酣之际，胡适冲着郭沫若说：“当年为评论《女神》，我可是把它拿来用了五天时间去读啊！”闻听此言，隔着徐志摩坐的郭沫若站起来，倾过身抱住胡适就吻。是夜，“饮者皆醉”。
胡适、徐志摩把这晚的聚餐都记入了日记中，所以后来郭沫若抱吻胡适的一幕成为文坛逸事，有以为醉酒失态者，有以为文人不拘小节者。其实，这酒醉后的一幕才真实、细微地反映了胡、郭二人在那时的关系。胡适放下了他名人、教授、留美博士的架子，坦承他是认真看待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的，所以会为了评论《女神》，花费五天时间去读它；郭沫若也抛开了“矜持的甲胄”，抱吻之举虽为醉态，却流露出内心的一种诚实感受，即，他还是在意胡适对于他《女神》创作的认可的。
虽然与文坛各方的争论不断，郭沫若和创造社同人们并不是靠打笔墨官司，逞口舌之快而在文坛生存的。在《创造》季刊之后，他们先后又办起了《创造周报》、《创造日》日刊，编辑出版了“创造社丛书”、“辛夷小丛书”、“世界名家小说”。郭沫若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创造周报》从创刊到终刊共出版了52期，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刊出，而且常常一期就有几篇文章。《创造周报》的52期中有三分之一刊期是由郭沫若编辑的。由于创造社作家一番“创造”的努力，原本有些沉闷、色调不免单一的五四新文坛喧哗起来，热闹起来。
创造社很快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在新文坛站稳了脚跟，而且聚合了大批的同道者，特别是在青年读者群中。郭沫若和创造社搅动起的“浪漫主义的风潮的确有点风靡全国青年的形势。‘狂风暴雨’差不多成了一般青年常习的口语。当时簇生的文学团体多少都带有这种倾向”。“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
五四新文坛终于接受了这个存在。
作为创造社支柱之一的郭沫若，在创造社的整个文学活动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诚如郑伯奇所说的：“创造社毕竟是以沫若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郭沫若的文学活动也伴随着创造社的活动而更加活力四射。《女神》之后，郭沫若又出版了诗集《星空》，创作了后来收入《瓶》、《前茅》中的大部分诗篇。除了诗歌创作外，他在戏剧、小说、散文，特别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的创作、著述，以及文学翻译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所有这些，铸就了郭沫若在新文学史上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