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心于诗歌的创作，让郭沫若最终决定了弃医从文。1921年初，冬假刚刚过完，郭沫若就向学校递交了一份休学三个月的申请，并得到批准。在这期间，他联系了在京都大学的郑伯奇，想转到京都大学去学文学。
经过田汉的介绍，郭沫若与郑伯奇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常把写出的诗稿先寄给伯奇看，郑伯奇也把自己的创作寄给沫若征求意见。
郑伯奇十分赞同郭沫若转而学文的打算，但是成仿吾劝阻了郭沫若。
仿吾认为，已经在医学部读到三年级了，不能前功尽弃，何况有意从文，也不必一定要去大学里读文学。郭沫若想想也是，学校的课堂里未必教得出诗人、作家，仿吾、达夫、张资平他们都没有学文学，大家不是还都有意在一起搞创作。这才打消了转学的念头。
虽然如此，郭沫若却还是把休学三个月的时间都交给了文学。他要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文学书籍：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的小说，易卜生、霍普特曼、高斯华绥的戏剧等等；要么就创作自己的诗歌；还有，就是不断联系各处志同道合的朋友，把大家聚集起来，实现两年多前他和张资平在博多湾海滨做的那个文学梦——办一个纯文学的刊物。
就在郭沫若忙于联系朋友的时候，1921年1月，由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五四新文坛出现的第一个文学社团。
文学研究会在酝酿成立的时候，郑振铎曾同时向在日本的郭沫若和田汉发出邀请，请他们加入发起人行列。可是信函在田汉手中耽搁了，郭沫若并不知道此事。不过就算是知道，他也未必会加入到文学研究会中去，因为他与仿吾、寿昌等几个朋友在最近的通信中，都不约而同地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现状表示了失望。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闹了这么久，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需要有人来“急挽狂澜”，否则，势必让一班老顽固们嚣张起来。而能尽此力者，“舍我其谁”！
郭沫若与一班朋友也加紧了办刊的活动。可是办刊物需要资金，一群留学生谁也没有收入，更没有门路。于是，他与成仿吾、郁达夫、何畏、陶晶孙、徐祖正等人，在年初的时候先创办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同人刊物《Green》——绿。这是一个代表着新生命与创造活力的颜色。他们自己集资油印了两期《Green》。
2月间，正当他们苦苦寻找正式出版机会的时候，成仿吾得到一个消息：上海泰东书局有意聘他做文学部主任。成仿吾与郭沫若商议，两人都认为这可能是个机会，于是立即决定了回国。成仿吾为此把临到毕业的考试都放弃了。然而，当4月初他们回到上海后才得知，泰东书局改组编辑部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所谓拟由成仿吾任文学部主任的消息是子虚乌有。仿吾见是这种情况，便先打道回府——去家乡长沙找工作了。泰东书局的老板赵南公倒是器重郭沫若新诗人的文名，留他在编辑部。郭沫若独自一人在马霍路德福里泰东书局的编辑所暂住了下来。
4月下旬的一天，得知郭沫若到了上海，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特意邀请他在半淞园见面。这是郭沫若与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初次相识。郑振铎很热情，人也健谈。沈雁冰却略过严肃，又身着一袭长衫马褂，给郭沫若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不过彼此都是客客气气的。
几个人在园内边游览边聊天。午饭是郑振铎做东请客。饭后坐在临池的亭子内，郑振铎又邀郭沫若参加文学研究会，并请他支持即将出版的《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的工作。郭沫若回答说：“你们的广告已经看到，旬刊自然是要尽力地帮助的。至于参加你们的社团，原本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是你们最初发起文学研究会的时候，写信给寿昌，并邀我一同加入发起人之列。但寿昌没有把信给我看。他又没有答复你们，想来他怕是没有合作的意思。若现在我来加入，觉得对不住朋友，所以我看最好是在会外来帮助你们。”
尽管郭沫若委婉地谢绝了郑振铎的再次邀请，几个人对于这一次会面相识还是很高兴的。分手告别时，郑振铎怕郭沫若不熟悉上海的交通，还特意坐车送了他一程。
5月底，郭沫若终于与赵南公商谈好了出版文学刊物的事情。泰东书局是个不大的出版社，赵南公还是有些眼光的，他想借郭沫若等人的文名和才气，让出版社在出版新文学作品方面有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争取到这样一个机会，郭沫若马上返回日本，在福冈的家中只待了一天，就动身去京都、东京两地，联络聚合同人，商量筹组文学社团以及出版刊物的具体事宜。
到京都后，郭沫若先去拜访了郑伯奇。伯奇写信的字迹特别纤细，像姑娘们的笔迹一样，郭沫若想象伯奇其人也应如其字般清秀，孰料见到郑伯奇，却是一高高大大的西北汉子。伯奇是陕西长安县人，郭沫若觉得可以称他为东方的兴登堡。郑伯奇同样惊异于所见到的郭沫若。从《死的诱惑》那一类诗里，他以为沫若一定是一位病弱的人，没准儿得的还是肺结核，不是三期，怕也到了二期吧。但眼前的人却宽额、巨颅，目光炯炯，身材方整，根本不像一个感伤的诗人，而是一个勇敢的斗士。二人把彼此的这种想象说出来后，不由得都大笑起来。
“从信上得来的想象和实际的印象居然如此不同，可见文学的要素是不免有些夸张的啊。”
在郑伯奇那里，郭沫若陆续见到了穆木天、张凤举、李闪亭，也认识了沈尹默。沈尹默要年长许多，所谈多是古书、元曲之类的话题。张凤举说起厨川白村甚为称赞郭沫若的诗《死的诱惑》，认为这证明中国的诗歌已经表现出了近代情调，很是难得。伯奇便有意引郭沫若去访问厨川白村，厨川那时是京都帝国大学文学教授。郭沫若却谢绝了。
“我这人，用我们四川话来说，怎么也是有点‘不带贵’。不知怎的，我总有点怕见上人。凡是所谓大人名士，我总是有点怕，只好退避三舍的。”
京都的几个人，除了伯奇、穆木天对于办刊物，组织文学社团热情很高，其他人似乎不太热心。郭沫若逗留了三天后转去东京。
在东京一下火车，他就直奔东京帝大宿舍找郁达夫，从一高预科分别后，他们已经六七年未见了。不料，达夫因犯胃病住进了医院。
郭沫若也没顾上喘口气，又去了医院。
“你还认得我吗？”
“怎么不认得，你可是清瘦了许多！”
“你也老了许多。我们在预科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小孩子呢！”
“可不是么！”
达夫是个容易伤感的人，见到满脸疲惫相的沫若，就想起了唐人诗句：“十年别泪知多少，不道相逢泪更多。”心里许多想说的话反倒不知从何说起。他们二人有过相同的旧式婚姻经历，说起目下各自的情况，又都有种在十字架下受苦的感觉，于是不免同病相怜。
郭沫若询问了达夫病况，知道已经基本痊愈，遂放了心，接着说起回国后的情况和此行的目的。说到沪上文坛的现状，不由得激愤起来：
“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近来，一些小报，《礼拜六》、《游戏世界》等刊物又大抬头起来。他们的滥调笔墨中充斥着麻将气、大烟气。而一些开口闭口谈新文学的人，却是把文学团体来做工具，好和政治团体接近，文坛上的生存竞争非常险恶。”
达夫闻听此说也是忿忿不已，但得知组织社团和办刊之事已有眉目，立时热情高涨，表示将全力以赴。郭沫若见达夫对办文艺刊物的事如此热情，就跟他商定，除了自己写文章，以后东京方面的事都要以他作中心。
下午，郭沫若离开医院，前往东京郊外月印精舍去访田汉。田汉早就进了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博多一别也已数年，两人见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在外面吃了晚饭，田汉本想再请沫若去银座领略一下“咖啡馆情调”，他的剧本《咖啡店之一夜》就是从咖啡馆得来的灵感。
可摸摸兜里的钱，实在不够两人跑到银座去喝杯咖啡的，只得作罢。
跟沫若一说，他也不介意。晚上宿在田汉处，两人清茶一杯，一样聊得尽兴。
6月8日下午，郭沫若约了东京的几位朋友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田汉，一起到郁达夫的寓所聚会，达夫前一天已经出院了。郭沫若给大家详细讲述了在上海与泰东书局赵南公谈妥办文学刊物的情况，并提议以《创造》作为刊物的名称。他还给朋友们介绍了一些国内文坛情况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建议应该借办《创造》之机，成立自己的文学社团。与会者一致同意了他的提议，议定《创造》暂时先出季刊，利用暑假时间集齐稿件，社团的名字就叫创造社。然后大家具体讨论了《创造》创刊号稿件的分担、组织、编辑等问题，还初步拟订了一个出版丛书的计划，每人负责一两种。
聚会后，大家又分头把会上的决定通知了几个没能来的朋友。后来，在东京郁达夫寓所的这次聚会，就成了创造社实际上成立的开始。
顺利地解决了办刊物组社团的所有事情，这次到日本的使命就完成了。郭沫若离开东京回福冈家中小住，随后即返回上海，要着手去做的事情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