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他也钟情于那种气势磅礴之作。他认为：”五言古诗有二种最高之境：一种比兴之体，始终不说出正意。……一种盛气喷薄而出，跌荡淋漓，曲折如意，不复知为有韵之文。曹[植]、鲍[照]、杜[甫]、韩[愈]往往有之。余解此二境，而未曾一作此等诗，自愧亦自惜也。“
曾国藩之所以好雄奇瑰玮之诗文，首先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秉性刚强，不屈不挠，年富时且有几分傲骨。咸丰四年在湖南，咸丰六年在江西，颇不为当道所容，与他的性傲气盛不无关系。后来他屡次受挫，”打掉牙齿和血吞“,仍不失其刚强之气。其次是政治上的需要。曾国藩既决心建功立业，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精神上决一死战，成为”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然须要有一种雄奇阳刚之气来支撑。他总结道：”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曾国藩正是这样努力修养自己的。政治上的刚正无畏，发为文章，必然归于瑰玮雄奇一路；曾国藩正是要以瑰玮雄奇之文，以写”经国体野“那样的重大政治题材。第三是文学上的需要。曾国藩既推崇望溪先生，又赞美姚鼐古文”雄伟而劲直“,可以说他前有师承。
但阳刚与阴柔不是对立的。曾国藩指出风格阳刚之文，须揉以阴柔之气；风格阴柔之文，须运乎阳刚之气。这是曾国藩的一个重要的美学主张。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车中看义山诗，似有所得。“又作《读李义山诗集》五绝一首：
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
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
唐李商隐义山，在中国诗史上历来被人称为纤巧柔和风格的代表者。对宋诗人黄庭坚（字鲁直，晚号涪翁），曾国藩很赏识和提倡他的诗风。黄诗历来以风格奇崛著称，而曾国藩认为，只有黄庭坚才最能领会李商隐诗的渺绵奥缓的风格，可见曾国藩坚决反对阳刚与阴柔”画然不谋“的作法。曾国藩提倡阳刚之美，却亦不废阴柔之美。
至于阳刚之美的主要体现，曾国藩认为是气势。他说：”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功夫。“又说：”为文全在气盛。“
如何才能气盛？他认为，必须具体落实到章法和句法上，其中的关键在布局。而”布局须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不可一览而尽，又不可杂乱无纪。“杂乱无纪，则不能体现出气势；只有直道而无曲径，则气势不能蓄；气不能蓄，则其发也必不盛。这也如蓄流水一样，蓄之愈久，积之愈厚，一旦开闸，则势必澎湃，故气势存在于峰回路转之中，发泄于一唱三吟之时。曾国藩说：”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工夫。“他具体地谈到自己的读书体会说：”《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写文章，须注意详略疏密，该详者详，该略者略，所谓密处不能插针，疏处可以走马。详处密处，即文章的眉宇目光，亦即文章的精神之所由体现。写文章，又须注意正反中傍之法，做到正反相衬，中傍互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中心用周边扶持，周边围中心转动。至于贯通正反、中傍、起承、开合的线索，曾国藩说得极深切：”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非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他的意思是，文章的开合伸缩之间的线索，要如蛛丝可见，如马迹可寻。而线索必以气贯之，线索就是气在文章中的运行，线索混则气难张，线索清则气必顺。
曾国藩还认为，文章的气势与遣词、造句密切相关。雄奇以行文的气势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而字不古雅则句必不古雅，句不古雅则气势也不会古雅。同时，字不雄奇则句子也不会雄奇，句不雄奇则气势也不会雄奇。文章的雄奇之妙，从内看全在于行文的气势，从外看全在于选字造句的精当。用心在精处，着笔在粗处，这大概是曾国藩古文作法的中心之点。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强调选字造句须做到”珠圆玉润“.所谓珠圆玉润，就是要求遣词造句既雅且洁。所以，他告诫儿子说：”作文章，应该先讲究词藻，如果想使词藻丰富华丽，不能不分类抄记妙语佳词。“
5.著书立说，丰泽文化传中华
曾国藩一生进德修业，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他的亲信幕僚门生在他死后共整理出《曾文正公全集》一百五十四卷。戎马偬倥一生，还能写下如此之多的文字，不能不令人由衷叹服。（1）曾文正公全集
曾文正公全集的编纂工作，就在曾国藩去世的同年（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在各方属望之下，于长沙开始着手。负责编校工作的，都是曾国藩在日的亲信幕僚及门生，如王定安、曹耀湘、杨商霖、张华理、黄维申等；而以王定安总理其事。刻板印刷的机构，名叫”传忠书局“,先后历时五年，至光绪三年（1977），才全部完工。
初刊全集共一五四卷，所包括的内容如次：
卷首一册奏稿三○卷
诗集三卷书札三三卷
批牍六卷杂著二卷
求阙斋日记类钞二卷求阙斋读书录四卷
十八家诗钞二八卷经史百家杂钞二六卷
经史百家简编二卷鸣原堂论文二卷
文集三卷年谱十二卷
现在选择比较重要的几种，略加说明：
①奏稿。
内容自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的”遵议大礼疏“起至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的”楚岸盐引淮川分界行销折“止，共计折片九五九件。但据曾纪泽于曾国藩死后呈缴石朱批折件，致湖南巡抚呈文，则共有一八五六件之多；较现在刊行的奏稿，数量几乎多出一倍。曾家后人，也不知为何没有全部发刻。可见此项奏稿，缺漏很多。但鉴于已刊行的奏稿，历年分配相当平均，重要奏稿也都搜罗在内，证明这是有意删芜存菁，经过选择的。
就现有可见折片而言，其中绝大多数都和征讨太平军有关。曾国藩如何由一个无足轻重的在籍侍郎，逐渐演变成独挑大梁的清军主将，并进而消灭太平天国，所有折片可以呈现相当清晰的脉络。
而清廷对于曾国藩，一方面倚若长城，一方面又对他猜防备至，从折片中所引石朱批或上谕里观察起来，也历历如绘。
太平军失败之后，曾国藩留任江督约近一年，同治四年五月，即奏旨前往山东讨伐捻军。一年多以后，因师久无功而回任江督。旋由李鸿章接替讨捻军事任务。这一段时间，曾国藩的工作，主要是与李鸿章协同对捻军作战，并一面办理太平军之役的善后事务。
此外，自强运动的各项建设事业，也在曾国藩领导之下，积极展开。是故折片中以上述三项资料为最多。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调补直隶总督，十二月抵任。至九年八月，复回两江。在这两年之内，曾国藩经办的重要事件：有建立江苏水师营制、办理永定河等处水利工程、改革长芦盐务、试办直隶练军、查办天津教案等。折片中充分显示了曾国藩处理军、政、财、外交及地方建设等各项事务的才干和见识。而天津教案的处理，他做得不谅于当时的所谓”清议“,迫使他不得不向腐恶的守旧势力低头认错，引咎自责。回到金陵才一年多，便抑郁以逝。奏稿中所收九年八月以后的折片，数量很少，内容也无甚重要了。
②书札。
书札三十三卷，又称《曾文正公书牍》。都是曾国藩写给长官、朋友和僚属的私人函稿。起于道光二十年（1840），按年次编排。其中有些不载年月的，故书札终于何年，便无从得知了。
书信内容，大抵在咸丰二年治军之前，多属论世治学之类；而忧时忧国的热忱，友朋箴规向善的至意，自然流露纸上，令人肃然起敬。
及出而治军之后，书信所涉范围渐广。举凡军务、盐政、地方治安、筹饷、针砭世风、国家要政……可说无所不包。
私函比诸奏议、批牍等公文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私函可以直抒胸臆，畅所欲言；不像公文书那样，需要字斟句酌，面面俱到，因而未免有时欺隐失实。曾国藩虽然是正人君子，他的奏稿也难免有这种缺点。可是在书信中，因为利害与禁忌的顾虑较少，反而透露更多真实的消息。
曾国藩待人，处处以诚信自守；他的书信，坦直、谦厚、忠恕，兼而有之。谋事划策，思虑致密而有条理；也可从信中看出。至于文字的洗练，笔调的典雅流畅，则更是娓娓引人。
所以曾国藩的书信，可以作为后人陶冶品性的箴言，可以作为考证史实的文献，也可以充作临摹学习的尺牍范本。
③批牍与杂著。
批牍是对僚属的下行文件，少数给予外国领事官的札文，也并入此类。
按清代规例：下属对上司有所报告、献议或请示，多使用禀贴或呈文；上司即在文尾批示意见，交下属奉行。有时候，文书幕僚，择要加以抄录，作为将来查考的依据。所以这类文件，论实际数量，当还在奏稿与书札之上；但得以保存下来的却不多。曾国藩此项文件，全集所录，仅一三五件。数量虽少，也颇能显示他谆谆教诲部属的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