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地主阶级官僚和士人投身戎伍，掌握着湘军的攻守进退，以镇压威胁他们生存的”发逆“.曾国藩则是这一次地主阶级的大自救活动中的坚韧的探索者和旗手。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到道光年间，突然遇到船坚炮利的”外夷“用炮火把鸦片烟强行送上中国大陆，一纸《南京条约》不但使二千一百万白花花的银两流到了侵略者手中，而且割去了香港，中国的门户首先在”五口“洞开。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于咸丰九年八月一直攻到清朝廷的老巢--北京，咸丰帝仓仓惶惶逃到热河，竟死在那里的避暑山庄，更无需说中国在这次战争中丧失的领土、主权和银两。其后，甲午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威逼，侵略者的两次割地狂潮，使得偌大一个中国遍体鳞伤，国将不国，民陷水火。与此同时，太平军蓬勃兴起于大江以南，捻军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与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棍棒刀矛、燃烧着起义的熊熊烽火。中国地主阶级及其总代表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面临着整个阶级的政权和财权即将全面崩溃的险境。他们年复一年地在风雨飘摇之中苟延残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地主阶级的紧急任务便是”自救“;否则，”天朝上国“,便将永远成为统治者记忆中的梦幻。这点，除了那些昏庸、苟且的官僚外，略有忧国（清朝廷的”国“）意识的地主阶级成员都会清醒地了解到。在约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地主阶级中的许多先进分子，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无不奋发努力，寻求着中国地主阶级的自救之路。他们或作文著论，或上书陈情，或建厂铺路，或维新变法，不同程度地促进着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各自的历史效应也显然是极不相同的。但他们尽力维护以清王朝为总代表的中国地主阶级自救的一次集中体现。
曾国藩为挽救中国地主阶级的危亡命运，基本举措有三条：
一是针对绿营的腐败，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方法，建立起了一支与绿营迥然有异的新军队。这支军队终于除掉了清朝廷的”心腹之患“,挽救了王朝大厦于倾危之中。
二是整顿吏治，欲将那些退缩、琐屑、敷衍的官僚”转移“,建立起一支振作有为的新的统治者队伍。可惜，曾国藩由于长期没有掌握地方实权，反对腐败、整顿吏治这一条，他无法过多地付诸实践。后来，他任直隶总督，正着手整顿吏治，又因被派去处理天津教案，而不得不中断。
三是引进西洋的先进的科学技术。
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曾国藩，首先接触到的西方物质文明，与其他同时代人一样，仅是坚船和利炮。这是鸦片战争那样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
曾国藩深深为这些坚船和利炮所折服，并在自己的军事实践中加以引进，为剿”发逆“所用。咸丰三年（1853年）十月，在太平军西征军围攻武昌的万分危急之时，清朝廷谕令正在衡阳练兵的曾国藩，”赶紧督带兵勇炮船，驶赴下游会剿“.曾国藩则以为保全两湖而考虑，就必须多准备大炮和船只，才能够既能堵截，又能歼灭，而舟师尚未完备为理由，趁机申请”截留粤饷四万余两，作为筹备炮船之费“.这个时候，他所说的”船“,是他于衡阳、湘潭两处所设船厂自造的木板船；而”炮“,则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奉命先后为他买到的六百尊洋炮。他在奏折中说：这六百尊炮，都是真正的洋货，是经过挑选适于使用的大炮，湘潭、岳阳两次胜利，其实是凭借洋炮的力量。因此，他于咸丰四年七月上奏，请求仍遵前旨，催促广东续解洋炮，总共达到千余尊。
曾国藩不但买洋炮，而且仿制洋炮。他奏调浙江候补知县龚振麟来湘造炮。他说：”龚振麟及其子龚芸常精于造炮，自制铁模，与洋炮没有两样。“
”洋船“进入曾国藩的政治生涯，则已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由于英国人赫德、法国人哥士耆愿意协助清政府购买外国火轮，时任议政大臣的恭亲王奕讠斤等奏请购买十数艘，驶入长江堵剿，事下曾国藩及两广总督劳崇乐等人妥为议筹。曾国藩乃于七月十八日上《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大发议论说：
恭亲王奕讠斤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之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康熙、雍正年间，云南铜斤未曾解京之时，皆给照商人，采买海外之洋铜，以资京局之鼓铸。行之数十年，并无流弊。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这段话表明了曾国藩对引进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至少有三点：一、主张拿来主义，将外国”所独有“的拿来，为我所用，使”独有者“不再独有，”罕见者“不再罕见；二、不但主张购买，而且主张”试造“,隐隐约约成为我国后来创建新式造船工业的最初萌发；三、主张”中外贸易，有无交通“,发展对外贸易往来。
曾国藩早年曾是一个立诚居敬的理学门徒，怎样会在晚年走上向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的坦途呢？
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曾国藩在咸丰初年就收罗人材去购买和仿制洋枪洋炮，最初的动机和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剿发逆“.可以说，当时的封疆大吏或带兵统帅如果谁不这样去考虑问题，还存在其他什么动机和目的，只能是个不识”时务“的呆子。因为，第一，”剿发逆“是当时满朝文武的最大心事，也是曾国藩本人仕途逆顺的关键，因而从这里出发并为此目的去仿制洋枪洋炮，是很自然的。第二，曾国藩在走上镇压太平军的战场的初期，就有胜利”实赖洋炮之力“之叹，到了战争的后期，他的这种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例如，太平军李秀成部回救金陵时，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闻贼以炸炮炸弹打入营内，为之惊心动魄。“他要仿制洋枪洋炮洋船来对付太平军，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曾国藩所为”洋务“,发轫于屠杀革命群众，与中国地主阶级的”自救“（曾国藩称之为”自强“）紧密相联，是二而一的事。
然而，在”发逆“即将肃清或业已肃清的情况下，曾国藩仍然沿着自己开辟的”洋务“道路走下去，而且道路越走越宽广，成效越来越显著，这中间就有令人注意的更深层次的动因。
第一，曾国藩内心燃烧着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爱国热情。人们说，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新因素，”洋货“和”洋思想“在五口通商后的大量输入，由西洋文化在明末清初以来逐渐引进而引发的国人眼光的扩大，以及清朝廷的积弱积贫，都在促使中国发生变化，并使中国有了进一步学习西洋文明的土壤；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由”一宗宋儒“的士大夫转而把目光射向西方科学技术的。这种唯物主义的认同，无疑是深刻的。然而，它终究不能代替对曾国藩这个人物的具体分析。
曾国藩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大动荡。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已跻身翰林院，刚进入不惑之年，正沉湎于程朱之学，他对于外国人和外国人对中国这个睡狮的猛烈冲击，与他的同时代的绝大部分士人和官僚一样，是很迷惑不清的。他以对待”蛮夷“的传统的夜郎态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件大事。他在日记和书信中，第一次提及这件事，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初十日用这样的口吻写的：”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上年十二月十五，攻破沙角炮台。正月初五日报到后，又直逼虎门。正月初五报到，皇赫斯怒，于初六日通谕中外。初九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本日又策侍卫四人往广东，备差遣。“分明是道光帝采取所谓”羁縻“政策，惩办了坚决禁烟和抵抗侵略者的林则徐和邓廷桢，并下诏开放烟禁，使英国侵略者得以肆意横行，曾国藩却说成是皇上气度恢宏宽大，不想即刻兴兵征讨，分明是道光帝出尔反尔，在不能满足”放手卖国“的琦善所答应侵略者的要求时，又宣布了没有准备的近乎儿戏的征讨令，曾国藩却歌颂为”皇赫斯怒“.其后，奕山于四月初一夜至初七（5月21日至27日）与英军开战，丧失泥方和四方两座炮台，死伤无数兵民，在广州城头竖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英国陆军少将恭行三跪九叩首礼，呈上求降书，赔上所谓”赎城费“六百万两。奕山却谎报军情，把大败改为大胜，于初八日上奏说，”焚击痛剿，大挫其锋“;又将赔款改为”将历年商欠清还“;将开放烟禁改为”暂准其与各国一体贸易“.曾国藩也与道光帝一样被欺蒙，在家信中报道说：”广东之事，四月十八日得捷音“,”广东事已成功，由军功升官及戴花翎、蓝瓴者共二百余人“.武装贩运鸦片的英国侵略者，在欲壑未填满之前，当然不会满足广州战役的胜利，于是沿海北上，先后攻占定海、宁波、镇海、乍浦、吴淞，入长江，陷镇江，向南京进犯。这段时期，曾国藩对这件大事向家人时有报道，但他扑朔迷离，不甚明了：”广东事前已平息，近又传闻异辞。“”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胜。“（实际上是余步云军在镇江不战自溃。）”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去岁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二县尚未恢复。“”英夷去年攻占浇灌宁波府及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京城里面人心安定，平静无事，估计过不了几日就可把洋贼消灭干净。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不知何日方可荡平！天津防堵甚严，或可无虑。“”逆夷在江苏滋扰，六月二十一日攻陷镇江，有大小船数十只在大江游弋。江宁、扬州二府颇有危虑。然而天不降灾，圣人在上，故京师人心镇定。“面对敌人的长驱入侵，满朝文武竟然”人心安静如无事时“,而曾国藩却不是枯如古井的理学家，他关心国家大事，较详细地掌握了动态，表现了对侵略者”极可痛恨“的民族自尊心。
然而，曾国藩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并不了解沿海战事节节败退、当事者糜烂不堪的真实情况，而且除了”官兵退缩不前“和”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原因外，他还把失败之咎主要归之于汉奸。汉奸助敌为虐，固然可恶，但对那些屈膝投降如琦善、奕山之流的满族大员，弃城不战如余步云之类的将领，以及尸位素餐如牛鉴之类的官僚，曾国藩却不曾有一语谴责，或许是他有难言之隐，或许他就根本上被他们谎称的”胜利“或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迷惑。至于对外”夷“的凶狠面目和侵略本质，以及外国侵略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他更是未能超越时代而有丝毫的认识。尤其迂腐的，他竟然将丧地赔款的《南京条约》的签订，称为”抚局已定“,可”安民而息兵“.他在”天国圣朝“的光圈的笼罩下，根本无视侵略者的实力，他根本看不到朝廷的腐败和失败的必然。认为”天不降灾，圣人在上“.他没有因战争的惨败而引发民族危机感，甚至对敌人存有”永不犯边“的幻梦，而把清朝廷的屈辱称为”以大事小，乐天之道“.这与鲁迅后来刻画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毫无二致。曾国藩这种思想落后于形势的状况，是清廷长期闭关锁国、使国人对欧美的蓬勃发展一无所知、如同盲人的结果，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自汉唐以来对周边国家和民族鄙视、蔑视的传统心理的反映。曾国藩的传统文化心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表露得相当充分，西方文化在他心头上的冲突还不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他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在这段期间已是几十万湘军的统帅，清廷的各种文报他能及时读到；对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某些行径，他亲闻亲睹，尤其是他已直接与”夷人“打过许多交道。因此他对于《南京条约》后英、法、美、俄的步步侵逼，咸丰七年（1858）十一月的广州失守，咸丰八年六月《天津条约》的签订，尤其是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往热河等一连串的石破天惊般的大事，他知道得相当详尽，思想震动极大。
虽然，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二十来年间，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已逐渐的深化，但是，他仍然以儒家的文化心理看待侵略者。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他写在日记上的一段话，可说是他对待外国侵略者的纲领性见解：
眉生言及夷务，余以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炮弹、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这段话，有如下几个要点：（一）以保存、巩固清廷的统治为最高利益。认为侵略者没有推翻清朝的统治（”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是德；助剿太平军，是德。这就为以清廷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地主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提供了理论根据。（二）只要能保存和巩固清廷的统治，由双方议定关税则改为侵略者直接管理中国关税，丧失国家的主权，他认为无关紧要，不是”着眼“处；只要能保存和巩固清廷的统治，他认为崇洋媚外，”借夷压华“的社会风气，也不是”着眼“处。一句话，国家利益可以不顾、民族气节可以丢失。（三）除了修政事、求贤才外，把制炮造船提到”自强之道“的高度。认为有了炮和船，对外，在与外国人和顺时可以借此”报德“,与外国人不和时可以借此”报怨“;对内，可以借此扫清”媚夷“之风，或利用人民的”仇夷“情绪和手中的炮和船以”制夷人“.--这就是曾国藩的所谓”勤远略“的具体化
曾国藩毕竟是一个受理学薰染很深的人，对待侵略者还大讲什么”信义“.咸丰十一年，他说：”西洋通商各国，但以信义自处，一时当可相安“,这当然是一种幻想。但是，侵略者的肆行无忌，并没有使他破除这种幻想。
《论语》只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曾国藩却大说与侵略者交要讲信义，要谦退，要”无防范之方“,这岂不是与虎谋皮吗？所以，曾国藩的”御外侮“,带有明显的迂腐成分，在实践中不能不败下阵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