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能显示出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的心境的，是咸丰十年（1860年）后对左宗棠的举荐。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乃永州镇总兵，此人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这位满人官文较为颟顸，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曲与悲苦之情：“弟性格刚强又没有什么才，近来被有些官所中伤。幸亏所犯的事容易明白，而当政诸公还能明白事理，才没有落入网罗之中，但也很险了。想自己本是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家乡陷入贼手，才有从戎之举，而忘了自己的愚贱，一意孤行，又多次蒙受嘉奖，名过其实。这次身遭诽谤诬陷，本已早在意料之中。特打算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不敢再希图进取，使朝廷受辱，使当世之士羞耻。”于是，左宗棠辞别骆秉章，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说“含沙射影造谣者还不满足，四面布满网罗，足令人心寒。”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他悲伤地写道：此“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他知“帝乡不可到，而悠悠万里，仍畏寻踪。”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日，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眼前贼军气焰嚣张，必欲攻取湖南才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帮助办团练等事，还是调赴你的军营，使他能发挥长处，达到最好效果，着曾国藩酌情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强英明吃苦耐劳，通晓军机。当现在正需人才之际，或饬令他办理湖南团防，或选拨作藩司臬司等官，让他管理地方，使能安心任事，定能感激涕零，报效朝廷，有益于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可贵的援助之手。
不止如此，清朝廷接到曾国藩的上述奏章后，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光、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们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赶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退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二十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俞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果然，左宗棠于第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为什么呢？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实心实力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由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疆吏大臣，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正辅。”
人们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有龃龉，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所说，他们“同心若金，攻错若石”.
6.行事奉守“克己之学”
曾国藩的“克己之学”,使他在困窘潦倒时坚而不拔，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使他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风暴，越过了满汉矛盾的险滩，走出了同僚倾轧的陋巷；使他学识渊博，为人清正，终身谦洁，晚节纯粹。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北京师事唐鉴、倭仁时，就立志“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所谓“克己之学”,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他认为“克己之学”非常重要，大而言之，古今多少圣贤豪杰之所以能成为圣贤豪杰，就是重视“克己之学”;小而言之，“克己之学”可以减少自己许多遮掩和装饰的丑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写道：“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曾国藩一生于“克己之学”从不稍懈，坚持终身。
道光十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就学于家乡的涟滨书院时，将自己的号伯涵（当时名子城）改为涤生。这中便含有“克己”的意思。他自述道：“所谓涤，取涤除过去所染泥污之意；所谓生，取明代袁了凡所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九年之后，他已身为翰林，回忆起改号之事，又自省道：“改号至今九年，还像从前一样不学习，岂不可叹！我今年三十岁了，资质鲁钝，精神亏损，往后还能又有什么成就？只求勤俭有恒，克制自己，不丧元气，作事勉励，希有所得，不失身为翰林的体面。”他如此克己自励，数十年如一日。
曾国藩“克己”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治学治家至个人生活，从治政治军到处事待人，无不自察自省。例如，他年轻时爱抽烟，时常捧着一把水烟壶。他自觉抽烟无益有害，力求戒除，但戒而复吸，前后三次。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戒烟以来，感到精神空虚，六神无主。戒烟想不到这么难！看来不挟破釜沉舟之势，就不能成功！”他终于挟破釜沉舟之势，在严肃的“克己”中戒掉了吸烟恶习。此虽小事，却见其“克己”的力量。同治元年八月和闰八月间，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争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军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死亡相继，士气低沉。正在这个时候，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荃部，达半月之久。落地开花的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到长江，冲断湘军的江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说。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在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还有，战争使大江南北数省，特别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亡地荒，满目疮痍，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年[1862年]下半年。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国一军，米价至七千余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十余文。”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者比比皆是，军中粮饷非常匮乏，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行军于往宁、池、太三府境内，常终日不见住户，不逢行人。茫茫浩劫，不知到何时才了？“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共约七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粮饷从何而来？兵勇每月获饷不过四成，只得饥一餐、饱一顿地过日子，士气何由提高？这是曾国藩当年于军事危急之外的另一大苦恼。然而，正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在江西本省军队的粮饷，于这年九月，截留了供应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运折银五万两，并获朝廷准允。这不啻使曾国藩雪上加霜。他在日记中多处反映了自己焦灼和忧郁的心情，例如九月十四日写道：”今天因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虑过度，又因为江西诸事掣肘，烦闷不堪。“十八日又写道：”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然而，他并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沈葆侦发泄这些愤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强迫下级如何如何。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淡地说：近来，”幸亏军饷来数较多，这在今年还是没有的事，勉强还行。如果像这个月入款，以后就是全停江西漕银的接济也能支持。唯恐以后入款不常像此月一样。万一不行时，我去信尊处相商通融办理。“这是多么宽厚的长者风度！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不加节制，于第二年[1863年]再次截留经朝廷批准解送曾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1864年）第三次奏请截留江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的最后决裂。曾国藩则截然相反，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于沈葆桢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又在《日记》中写道：
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激，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同治元年九月十八日）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励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九月二十五日）
这两段文字，实可作为如何对待下级”拂逆“的千古法范。当时，曾国藩对这种下级的”拂逆“与上级的褊袒，有时也不免发两句牢骚。例如，同治三年沈葆侦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时，曾国藩于三月十二日上《沈保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对比当时的情况说：”臣统军太多，月需饷额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摸可以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就是以民困而论，皖南及江宁所属各地人吃人，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还没到这地步。“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缕晰道：”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沈葆桢既违分又违情，曾国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朝廷没有准奏，而是将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军与曾国藩大营各一半，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后，在日记中写道：”皇上仿佛偏袒巡抚，仍命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考虑到围攻金陵正处于关键时刻，恐军心涣散，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其二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足济燃眉之急。因念枢廷苦心调停，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不明也。“这是曾国藩运用”克己之学“的典型一例。
7.追名逐利，锋芒不可毕露
曾国藩一方面执着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着地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着、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其在我“的执着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