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相识的王国中……”
——《圣经·撒迦利亚书》
望着身后崩塌的圣城，犹太人一步三回头地踏上了漂泊天涯的旅程。从此之后，他们如一叶浮萍，随风漂落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国度，在不同肤色的人群里度过了仰人鼻息的漫长生涯。
犹太人的大流散仅用一章的篇幅来写，太难了，因为大流散很特别，特别到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曾有过如此长时间、大范围的流散和迁徙：它历时一千八百多年，若从摩西带领犹太人进入迦南地算起，这段流散的时间比他们在迦南地居住的时间还要长许多。而且，这是一种没有国家、没有领袖、没有自己地盘的长时期流散状态，难以形成统一的历史描述和记载。所以，很难单纯沿着时间轴来记述这段历史。其次，犹太人流散的范围之大也绝无仅有。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过迁徙的历史，比如汉民族在唐末安史之乱、北宋亡国以及民国军阀混战等不同时期，都发生过民族大迁移，但只限于国土内部；踩塌古罗马帝国大厦的欧洲蛮族大迁徙，也基本局限于欧洲境内。而犹太人的流散地几乎遍布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而每一个地方的流散故事也都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单纯从分布范围来细述犹太人流散的全过程，也几乎不可能。
但，这段大流散对犹太人的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形成，都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大流散，犹太民族很可能就如亚述、巴比伦等中东诸多古老的民族一样，被历史掀起的一个个滔天巨浪荡涤得无影无踪，我们今天也就不会看到杰出的犹太民族和灿烂的犹太文化了，更不会有今天以色列国的存在。再说，大流散跨越了我们这个世界从混沌无序向近代文明演化的整个过程，也正是经过这两千年的分分合合，世界的版图才演化成我们眼前的这个模样。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犹太人作为一个过客，与世界尤其是欧洲各国结下了诸多的恩恩怨怨。
这里，我将试着结合时间轴的发展和流散地的延伸，以两次犹太战争结束为起点，从犹太人漫长的流散历史长河里掬捧几朵浪花，一瞥犹太人的这段漫长而难熬的岁月，并沿途领略一下我们人类一路走来所经历过的艰辛。
巴比伦的犹太人与《塔木德》
犹太人的流散可分为主动流散和被动流散。
犹太战争开始后，很多不愿遭受战争之苦的犹太人主动逃离了战火。这些逃离迦南地的犹太人各显其能，投亲靠友，奔向西面八方，除了罗马帝国内，不少人选择了犹太人的近邻埃及，尤其是犹太人聚集地亚历山大城。但由于当时埃及也处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落脚在能够与罗马人抗衡的安息帝国，尤其是他们熟悉的巴比伦，是不少犹太人的优先选择。
事实上，自从第一次被掳之后，犹太人已渐渐地融入了两河流域的生活，当年那些被掳的犹太人，通过自身的勤劳和智慧，不少已经成为巴比伦的商人、知识分子，甚至社会的精英，他们将巴比伦视为自己的第二个故乡，甚至自愿加入安息的军队中抵御罗马人的入侵。犹太战争爆发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生活更加艰难，更多的犹太人逃难来到安息，而安息也秉承波斯人一贯的传统，一如既往地善待犹太人。
波斯人的安息帝国一直扼制着罗马人对东方的贪婪。135年，一度强大得几乎要把罗马人挤出亚洲的安息帝国境内割据势力四起，严重削弱了帝国的实力。摇摇晃晃又撑了近百年，安息帝国终于来到了它的尽头，一个地方军阀得到宗教权贵的支持，推翻了摇摇欲坠的安息王朝，建立起了萨珊王朝（萨珊是这位国王祖父的名字），由此开始了萨珊王朝对波斯历时四百多年的统治。而罗马帝国也在东方迎来了一个比安息王朝更加强劲的对手。罗马人吃了波斯人不少苦头！
虽然改朝换代了，但萨珊王朝仍然传承了波斯人传统的政策，犹太人一如既往地赢得了波斯王的善待和包容，这大概是流散中的犹太人不幸中的万幸吧。到公元3世纪后期，随着巴勒斯坦处境不断恶化，以及流散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越聚越多，巴比伦甚至取代了耶路撒冷，变为当时全世界犹太人新的宗教和文化中心。
相比巴比伦，耶路撒冷就没那么幸运了。
罗马人入主耶路撒冷后，犹太教公会被定为非法组织，所有神职人员的公开活动都被严格禁止，所有宗教典籍都被查禁和烧毁，犹太教以及犹太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消亡的危险。
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拉比以及犹太学院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呵护和传承犹太文化和宗教的重任。拉比就是我们所称的“老师”。在罗马皇帝的打压下，耶路撒冷原有的祭司制度被禁止，祭司也随之被取消。从此，犹太人在宗教、律法和为人准则方面的指导者，就由祭司换成了拉比，犹太教也自此开始从祭司时代向拉比时代的转变（有专家据此将犹太教划分为圣经犹太教和拉比犹太教）。
我们知道，犹太人原来宗教信活动公共场所是圣殿和会堂，但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这一时期，一些犹太学院出现在了犹太大地上，比如地中海沿岸的贾布奈犹太学院就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学院之一。当时的学院与今天我们所就读的学院不同，这里并不教导物理、高数之类的自然科学，只是拉比们传播和研讨教义的地方，所以准确地讲，这些学院应该被称为经学院。这些对公众开放的学院替代了犹太人原来的圣殿和会堂，成为了当时指导人们生活规范和传承宗教信仰的公开场所（日耳曼人撕碎罗马帝国后出现在西欧的修道院，最初也曾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拉比们的产生和犹太学院的建立，对犹太宗教和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说，犹太人此后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与这些拉比们的鼓动和坚持是分不开的。而正是这些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历经多年，奉献给了犹太人一部文化思想巨著《塔木德》。
我们已经知道，犹太人最初的律法只有公元前5世纪形成的《托拉》，也就是《希伯来圣经》里的摩西五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上帝在西奈山上给摩西口传了两个版本的托拉：一个是刻在石板上的成文《托拉》，另一个则是口传的《托拉》。事实上，由于当时文字记载尚不普及，能够读书写字的人屈指可数，所以即使对于成文《托拉》，也不得不由拉比采用口授的方法来传播。但因立场和理解不同，对成文《托拉》的解释肯定会出现不同。为此，正统的撒都该派祭司向来不承认口传律法的合法性，尤其不承认法利赛派祭司对《托拉》的口头解释。
随着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口传律法的缺点越来越明显，歧义也越来越多。想想这并不奇怪，即使邻居之间隔墙递话，都有可能差之千里，更何况跨越万水千山？为了世界各地犹太人对律法的统一认同，迫切需要一部所有犹太人都能接受，并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用作规范世界各地犹太人律法的成文律典。
这件重要的工作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拉比们的肩上。从公元2世纪下半叶开始，巴勒斯坦的拉比们开始将口传律法通过文本固定下来，动手编纂了《口传律法典》，即《密西拿》。
这里有一个问题：口传律法既然由不同的人传下来，内容肯定难以一致，甚至有可能差异很大，怎么才能够形成大家都认可的成文律法呢？这个难题难不倒犹太人，他们引入了“法定多数原则”（这个原则今天已经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采用），也就是说，对于一个问题的理解，需要充分讨论之后投票表决，最后将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和解释方式作为律条撰写在书中。而那些只占少数的思想主张，也并不是弃之不理，而是同样在旁边记载和标注出来，以便于后世子孙的理解和眼界的开阔。
这种关于分歧的处理方法，即使对于今天而言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应该说，对于世界的认识，应该允许存在、事实上也必然会存在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所谓的真理，只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公认的事实，但受制于认识能力的限制，也不能说就一定是绝对的正确。
《密西拿》成书之后，被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社区，包括巴比伦。当时，巴比伦也建立了多个犹太学院，如著名的苏拉犹太经学院。3世纪时，《密西拿》就流行于巴比伦的犹太人中，但苏拉犹太经学院的拉比们认为《密西拿》有其局限性，并没有结合流散在异国的流亡者们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于是，巴比伦的拉比们利用阿拉米文编成了另一部口传律法典的注释，即《革马拉》。阿拉米文属于波斯的官方文字，安息、萨珊等王朝一直沿用，随着安息、萨珊王朝的强大，该文字曾在西亚广泛使用。《革马拉》可以说是对《密西拿》的释义、补编和附加评论，内容更加详尽。在3—4世纪，巴勒斯坦提比哩亚犹太经学院的拉比和他们的学生也对《密西拿》编出了不同评注的《革马拉》。
有了《密西拿》和《革马拉》这两部书，也就诞生了被犹太人奉为“第二圣经”的《塔木德》。由于存在两个版本的《革马拉》，相应就形成了两个版本的《塔木德》：《巴勒斯坦塔木德》和《巴比伦塔木德》。由于《巴比伦塔木德》完成于约公元500年，比《巴勒斯坦塔木德》晚一个世纪，所以它的内容更丰富，权威性也更高，对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影响更大，其权威性超过《巴勒斯坦塔木德》，有争议时以它为准。
《塔木德》是犹太人日常生活的伴侣。它并不是如当今某些人鼓噪的那样是一部什么发财秘籍，那些把它当作经商秘籍来炒作的人，实际上是玷污了这本巨著的伟大。与《希伯来圣经》一样，《塔木德》已经成为犹太人贡献给人类文明的最伟大作品之一，这本书犹太人几乎人手一册，一直伴随着他们从小到大（犹太人曾描述了一个好学之人一生理想的轨迹：五岁，始读经；十岁，始读《密西拿》；十三岁，始受诫命；十五岁，始读《革马拉》；十八岁，始入婚礼华盖；二十岁，始谋生；）。它的很多思想和哲理教会了人们如何去思考，如何去生活。比如《塔木德》中对一个男人的一生只用了几种动物就形象地刻画了出来：一岁受家人宠护，一如国王；二三岁，满地乱爬，宛如小猪；十岁，蹦蹦跳跳，像只快乐的羔羊；十八岁，身材魁梧，精力过剩，像只发情的烈马；结婚后，背负全家老小生活重担，像只驴子负重前行；中年时则像只摇尾乞怜的狗，不得不看人眼色行事；老迈之后，弯腰驼背，返老还童，就像一只没人理会的泼猴。又比如，《塔木德》中把人们分为四种人：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这是普通人；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这是愚蠢的人；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这是圣贤；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是坏人。
《塔木德》的编纂，对于犹太人的历史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从有了文字固定下来的《塔木德》，犹太人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都有了一个统一的律法规范和生活准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有了《塔木德》，才使得犹太人获得了最有知识民族的美誉，也才造就了犹太民族中一个又一个杰出的人物；也正是由于有了《塔木德》，才使得犹太人即使漂泊天涯，其民族固有的精神和信仰却始终不散，也才有了一千八百多年之后犹太民族的再次聚合和复兴！
《塔木德》还让人想到了我国的另一部文化巨著《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由官方组织编撰的宏伟巨著，也是一部类似于《塔木德》式的百科全书文集，其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都远超《塔木德》（《永乐大典》共二万多卷，约四亿字）！但为什么它的影响和作用却远不及《塔木德》呢？
很简单，《永乐大典》只是皇帝为了炫耀自己的政绩而编纂的！
在我国历史上，类似《永乐大典》之类的文化巨著，还有宋代的《太平御览》、清朝的《四库全书》等，它们成稿之后的下场，无一不是束之高阁，成为皇家书馆里的又一件藏品而已，百姓根本就无缘见识这些巨著的模样，更不用说拜读了！直到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试问国人又有几个能有幸拜读这些巨著呢？
盛世修典，似乎是我国历朝历代官方热衷的活动。官方眼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件浩大的工程——编纂《中华大典》，据说投资高达数亿，编纂组织者雄心勃勃，声称其规模要超过《永乐大典》。
其实，对一个民族而言，只需一本类似《塔木德》之类的典籍，足矣！
基督教扎根欧洲
犹太人的大流散一直伴随着欧洲历史的波澜壮阔而起伏跌宕，而犹太人大规模登陆欧洲，就是从被掳罗马开始的。
作为犹太人的君主地，罗马帝国无疑是犹太人最主要的流散地，尤其是被流散之地。相比流散到埃及、巴比伦等地的主动流散，被动流散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尤其是那些被罗马人作为战俘押往罗马的犹太人。第一次犹太战争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战死，近十万犹太人成为了罗马人的俘虏，其中几万俘虏被强行驱赶到了古罗马大竞技场的建筑工地，而且大部分都没能活过三年。
哈德良在位期间，平息了犹太人的第二次大起义，将犹太人赶出了耶路撒冷，但在罗马帝国境内，他并没有针对犹太人采取进一步的歧视和迫害。相反，流散到罗马的犹太人慢慢融入了罗马帝国的大家庭，犹太社团也在罗马帝国境内弥散开来，许多省份都有了犹太人的定居点，甚至在高卢和日耳曼这样远离帝国核心的荒蛮之地，也都能看到犹太人聚族而居的身影。有资料称，犹太人在罗马帝国中的总人口一度曾高达七百万，占帝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不过，随着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日益增多，尤其是基督教统治欧洲之后，这些遍布欧洲的犹太人就开始遭到西方无情的迫害。纵观犹太人的流散历史，其遭受最重、时间最长的迫害就是来自欧洲。而事实上，犹太人带给欧洲文明的贡献最大，尤其是带给欧洲人一个基督教！
随着犹太人来到欧洲，尤其是保罗等圣徒的虔诚宣灌，基督教漂洋过海，开始慢慢在罗马帝国的中下层的百姓之间流传开来。不过，早期的基督教被欧洲人看作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并没有被作为一个单独的宗教对待。基督教真正开始脱离犹太教本源“单飞”，大概是在公元100年以后。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基督教早期的历史就是基督教徒受迫害的历史，无论是所谓的贤君还是暴君，在4世纪之前，罗马的历任皇帝对基督徒都毫不手软。为了摧垮这些信徒超常坚定的信仰，基督教的一切圣书都被焚毁，很多基督徒都被砍头、钉十字架，有的被灌下烧红的铅水，有的被点了天灯，还有的被在铁板上烤死，甚至被活活车裂！
基督徒的命运直到312年君士坦丁登上罗马王位之后，才有了彻底的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