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田村向等在上海的犬塚、安江、三鹰四木加上柴桢吉利等几人发回了最终令人沮丧的会谈结果的报告，但上海一伙人还不死心，仍希望由此会得到些什么。犬塚甚至劝说另一位在上海受到高度尊敬的中东犹太人爱里斯·哈伊姆发份电报给魏斯，内容如下：
有关你与田村讨论的难民移民问题，请相信日本政府的善意。派代表团来至为重要，请答复田村。
爱里斯·哈伊姆
数日之后，美国犹太人大会收到哈尔滨远东犹太人社区第三次会议所通过的一份秘密决议：
我们也对日本深表感谢……由于他们给予移民（难民）及犹太居民良好对待，现在犹太难民已如潮涌般进入远东各地，尤其是上海。数千人无处可居，现正被收容在学校大楼中及他处。如果通过日本的努力能为这些难民在远东提供得以安适生活和居留的地点，则我们世界犹太人社区将对日本充满感激之情。如果日本同意（即日本如果提供某地），我们双方将负责建设居留地并保证竭尽全力为建设一新亚洲而合作。
但是过去了好长时间，专家们被迫面对现实：他们既没有得到及时的答复，可能也不会有迟到的反应，也没有计划来日本访问的代表团。
在“出云号”战舰上的司令部中，犬塚、安江和三鹰四木因失望和挫折而苦恼，他们的“河豚计划”已于顷刻之间完全受阻。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他们一再这样问自己。为什么魏斯对此意见不做调查？正如日本人中没有一个代言人能使魏斯相信“河豚鱼”计划的可能性那样，上海也没有一个美国犹太人能向日本人解释魏斯的反应。
但是，田村并没有气馁。他继续与纪尔逊、格鲁鲍姆、赫许兰等人商讨，同时也接近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能影响难民的机构，即联合分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较之魏斯更能接收田村的观点。但他们与日本领事馆接触，就知道了田村绝非政府身份。
因为外务省高层人物强烈地亲纳粹，所以他们否定田村就不难解释了。纳粹在日本培养反犹主义确实取得了某些成功，特别重要的是在政府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已有影响。随着战事的发展，日本领导层中已有相当多的人相信：“任何对犹太人的利用都将毁灭圣战的意义，并将使日本帝国饱尝其他国家从犹太人那里尝到的苦果。”
特别是魏斯的对日态度，让日本当局恼羞成怒，统治集团中的反犹势力趁机鼓噪起来。
此时，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最早提出犹太人移居计划的日本钢铁大亨鲇川的密友松冈洋右升任了日本外务大臣。处于这样的地位，松冈洋右心中有着较之拯救犹太人的计划更为重要的事情。相反，他力促日本政府与德国、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
1940年7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9月，三国公约签字。三国公约虽然过了两个多月才签字，但是，即使是三国为建立军事同盟所做出的最初的磋商，也足以表明“河豚计划”结束了，不论与犹太当权者达成什么协议，当日本宣布与犹太人的头号敌人签订了军事同盟后，它们必然会被全盘否定。再不会有犹太人的投资，再也不会有什么犹太人居留地，再也不会有犹太人来转移美国公众的反日舆论。日本人与犹太人之间六年来的运筹谋划、牵线搭桥和修修补补都将因犹太人爆发出的对三国公约的愤怒而付之东流。日本政府为了取得希特勒的信任，对犹政策必须发生根本改变。
早前，美国政府察觉到了日本的“河豚计划”的企图，美国迫使犹太人的“锡安运动”等组织不在中国的东北增开犹太人聚居区，美国的行动最终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组织否定了日本人制定的在中国东北的“河豚鱼计划”，并使之落空。
1939年12月，第三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的一项决议提到：“现在犹太难民已如潮水般进入远东各地，尤其是上海。数千人无处可居……”于是，他们向日本政府提议，要求限制欧洲的犹太人继续进入中国。与此同时，日本寻求世界犹太人支持侵华战争的努力不断碰壁，尤其是在美的犹太人组织旗帜鲜明地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并写出了许多反日的消息报道。这让日本人深感恐惧，认为哈尔滨与美国两地的犹太人正合谋阻止“河豚计划”的实施。
上海的犹太人也极力反对“河豚计划”。早已在上海落地生根且比较有钱的犹太人，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从舆论宣传到提供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质帮助；而被纳粹德国驱逐而来的犹太难民，坚决不去东北。
媒体与情报机构透露了日本打算将犹太人移民至东北的消息后，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对。上海人民在本国难民的安置还很困难的情况下，无私地容留已经来到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从衣食住行各方面给他们提供帮助。令这些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在上海找到了“家”的感觉。东北的中国人与当地犹太人社区的犹太人本来相处得十分融洽，一直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但是，当得知一部分当地的犹太人支持“河豚计划”之后，一方面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一方面担心大批犹太人的到来会挤占在日本的铁蹄下本已十分艰难的生存空间，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利益，开始与支持这一计划的犹太人发生冲突。终于令支持这一计划的日本人和犹太人望而却步。
德国外交部和驻华大使也经常向日本政府施压，对他们和犹太人眉来眼去的行为十分不满，这给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困扰。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淖之中，日本难以自拔，而加上苏联的威胁，一时还不敢得罪另一个大国美国。但如果按照德国的要求处置犹太人，日本本来就已经十分孤立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这是日本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日本政府与军方都有人对“河豚鱼计划”持有不同意见和不同态度的原因之一，这种矛盾也从一个方面迟滞了这一计划的实行。比如，同是东条英机，在担任日本陆军大臣前后，对“河豚计划”的态度表现得截然不同。在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时候，积极支持并派人准备将犹太人向关外移民；但是，在担任了陆军大臣之后，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1940年，东条英机上台担任陆军大臣后，实际掌控了日本军政大权。东条甫一上任便拿安江仙弘开刀，将他免去了一切职务。与此同时，日本正式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了三国军事同盟。为了与德国保持立场一致，“河豚计划”也寿终正寝。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日本政府最终放弃了“河豚计划”。日本外相东乡在给驻汪伪政权的“大使”的信中说：“由于大东亚战争的爆发，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犹太人的措施。”
然而，东方哲学的核心是以不变应万变。以原先形式展开的“河豚计划”或许结束了，但是，犹太人仍然控制着美国的公众舆论，犹太人仍然会引起美国总统的注意，这些因素能否被间接地利用呢？毕竟，三国公约并不要求日本在它境内消灭所有犹太人。是不是有别的办法可供选择？能不能通过精心设计的计划和审慎构筑的桥梁来挽回某些东西？
1940年8月中旬，外务大臣松冈得知在立陶宛科夫诺的一名低级官员完全不顾他的命令，对数千犹太难民签发了过境签证，其中某些人的极可怀疑的目的地签证是库拉索，而有些人则完全没有目的地签证。从逻辑上和理智上来说，外务大臣应该否定这位年轻领事完全自做主张的行动，并且拒绝承认签证有效。然而，松冈的外务省并不作此否定。在日本，正如其他地方一样，剥河豚鱼的皮有多种方法！
几乎在日本人的“河豚计划”胎死腹中的同时，中国政府的“云南计划”也寿终正寝！
司法院长孙科在关于安置犹太难民的提案递交后不久，便亲赴黄山别墅拜访蒋介石，探询他对“筹设犹太人特区”的态度。此时德国已召回军事顾问，但蒋介石仍对德中友谊抱有幻想，且此时正集中精力指挥长沙、南昌等地的对日作战，因此未置可否。孙科只好打道回府，联络于右任、孔祥熙等同情犹太民族悲惨处境的国民党高层人士，希望尽快促成此案，落实“云南计划”。
德国外交部获悉了中国安置犹太难民的“云南计划”后，派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康培来国民政府外交部交涉。认为德国政府还未便就中国政府酝酿的安置计划提出正式抗议，但犹太人素来仇视德国，中国应考虑到不要破坏德中关系。
正值移民的准备工作进行之际，1939年7月26日，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通知白尔克拉斯，函中表示，中国政府当前无法接纳十万犹太人入境，对数量上仍需以信函方式再研究。
恰在此时，即1939年8月9日，日本宣布了限制犹太人从上海入境。那时，尽管有的犹太人已经乘船在前往中国的途中，但却不能在中国港口靠岸；也有的已经订购了船票，却不能成行。
仍然留在重庆等待消息的万斯白，心急如焚。因为，1939年9月德国占领波兰以后，为了迫害波兰的犹太人，开始加紧同时修建多座“集中营”，而且开始将德国本土、奥地利和维也纳以及其他德占区的犹太人驱赶到波兰。虽然，此刻纳粹德国还没有形成肉体消灭的“最后解决方案”，但是，集中营里的恶劣环境与党卫军的肆意虐待，已开始出现犹太人频繁死亡的事件。万斯白加强了活动，恳请国民政府尽快实施“云南计划”。
不久之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又给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打来电话，就安置犹太人计划提出口头抗议。蒋介石颇感为难。加上中国的抗战形势越来越恶化，便指示孙科、孔祥熙、宋子文等要人，大规模收留犹太人计划暂且搁置，似应拟一权宜之策以解燃眉之急。
如此一来，万斯白也就没必要再去云南边境考察了。他已不敢再返回上海租界，他知道，日本特务正到处追杀他，为安全计，他在重庆隐姓埋名，一度躲藏在英国大使馆任外交官的朋友家里。直到抗战胜利，万斯白才重回上海，并于1946年回到意大利。上海犹太人社团并未责难他，因为他已尽力了。
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国沿海城市几乎全为日军占领，不可能容留大量犹太人，同时，滞留于上海租界内的数万犹太难民经海路到达缅甸或泰国，再转入云南境内；从欧洲经地中海乘船出逃的犹太难民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就可驶往孟加拉湾，到达缅甸，再经印缅公路进入云南，这两条路线都已被切断。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战越来越艰苦，战争局势导致国民政府无暇顾及，财力困难，难以为如此众多的犹太人提供有效的帮助。最终，中国大规模收留犹太人的计划没有全面实施。
1941年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的当天，同时进攻上海的英美军队，并占领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国民政府根本不可能再继续所谓的“云南计划”了。
虽然国民政府在云南安置犹太人的计划难以实现，但是，仍然有大批的犹太人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不断涌入上海。即便是日本宣布限制入境上海，一时也难以完全止住这一势头。
至此，由政府主导的中国的“云南计划”、日本的“河豚计划”全都“胎死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