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的这个女人的故事已经进入到了精彩篇章了，但这时我不得不停歇下来，我要对以往的历史作一个梳理，给读者一个交代，因为过去的历史典籍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太多的疑惑。史家的笔一直以来都是以秉笔直书、以敢于写出历史的真相为荣，就算当权者杀了史官，史官也不应该违背事实的真相而去造假，这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如今我们读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却未必可信。因为在过去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经过研究，断定了太宗李世民曾对史官著史多有干预，并篡改了历史。真相到底为何？由于历史过于遥远，我们也只能从现有的文献去作推测，希望得出一个合符逻辑的结论来。现在我们还是来梳理一下武元华的人生命程吧。
贞观十六年（642），太宗李世民听闻已故荆州都督武士彟的次女武元华“美容止”，于是一道圣旨便将她召进宫帏。据《新唐书-则天武皇后》所载，当圣旨到时，母亲杨氏望着年仅14岁的女儿不禁流出泪来，她泣不成声地与女儿诀别，武元华却泰然自若，平静地对母亲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就这样，一个14岁的小女子便从容地踏进了李唐王朝的禁宫之中。
七年后太宗崩，武元华一度出宫。三年后，她被新皇帝李治再度接进宫中。再三年后的永徽六年（655），27岁的武元华成了大唐王朝母仪天下的武皇后，此时她那年近八旬的老母亲杨氏的耳边都还清晰地回响着“见天子庸知非福”的余音。
是历史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女人的智慧，武元华登上了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女性的人生最高峰，六宫的主人“皇后”。
永徽六年（655）十一月一日，“易后”战争结束，以王皇后、萧淑妃被贬黜，武昭仪正位中宫而告一段落。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所载，王、萧二人被打入冷宫，可有一天皇帝李治又莫名其妙地去冷宫看望，李治竟像一位探监的家属样在窗外小心翼翼地低声询问“皇后、淑妃安在？”王皇后抓紧时机恳求皇帝看在“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情份上给她们换个条件好的地方居住，李治于是就应承“朕回去马上派人来处理你们的投诉”。这事却很快被新皇后武氏知道了，武皇后于是大怒，立即谴人去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各痛杖一百，再砍其手脚反接后扔进酒缸，并恶狠狠地说：“令二妪骨醉！”王、萧数日而死，又斩之。武后不仅要从肉体上消灭王、萧，还要从精神上消灭之，“改王氏姓为蟒氏，萧氏姓枭氏。”蟒是一种毒蛇，枭是一种恶鸟，可见用意其狠也。
今天我们读史于此，不禁都倒吸一口凉气，读得是胆颤心惊。可历史的真相真是如此这般的吗？读欧阳修和司马光的这些文字时，总有让人不信服之感。就如前面所述的那个玉兔小公主的死，欧阳修与司马光就像亲自在场目睹一般，这两个文学家兼政治家的历史学家，分明是将小公主的死进行了大量的文学描绘。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令人毛骨悚然地写道——
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后之志。
小公主死亡的时间大概在永徽四年（653），而废王皇后却是在两年后的永徽六年（655），如果李治当时就相信“后杀吾女”这一事实，他怎么会容许王氏还去继续当了两年的皇后呢？再有，永徽六年李治废王立武的主要理由只有后嗣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李治对群臣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皇帝怎么不把王皇后杀小公主的事来作为一条废后理由呢，这比她没有生孩子更具说服力呀。还有就是以长孙无忌和禇遂良为首的“保王派”在反对废立时也说：“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在这里顾命大臣已经说得清楚不过了，“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王皇后有什么过失，岂能轻易就将之废掉呢？”听了大臣激烈反对的话，皇帝李治也不过是“不悦而罢”。显然当时宫廷内外连半点“王皇后杀小公主”的传闻也没有。如果是武氏自己杀死了小公主再嫁祸王皇后而成功，李治还真信，那在此时李治只需抛出“王皇后杀了朕的公主”来作为废后理由，褚遂良臣等还敢去保卫王皇后吗？
为什么在成书更早的《旧唐书》里却没有这些血腥文字的表述呢？欧阳与司马二人在著述中经常有将历史事件扩大和夸张的文学性创作手法，所以在王、萧之死上，他们是不是再次使用了“贬低法”将中国历史这个伟大的女性来刻画成为了一个没有人性的残忍之人呢？
史书中的李治怎么可能会像一个牢犯家属样畏脚畏手地去探监呢？他可是君临天下的皇帝啊？武氏不过是李治新立的皇后，她有资格对皇帝的决定“大怒”吗？她皇后的位子都还没有坐热，她敢对皇帝“发怒”吗？她至于吗？王、萧当时的年龄也不过二十多岁，两个年轻的美女被杖一百，砍断四肢后反接，再用酒泡，生命经这般蹂躏摧残，她们还能再活几天后方死？断肢反接的外科手术当时是怎样实施的呢？越是这样细节的描写就越令人怀疑这是作者为了妖魔化武氏的臆想虚构。
假如李治不留意转路转到了那西院冷宫，看到了王、萧的生活处境，也完全有可能动了恻隐之心，并答应提高王、萧的生活待遇。武元华刚当上新皇后，太子都还没有改立，她怎么可能去公然对抗李治的意志？武则天初登后位，她还不至于以“后权”公然去对抗“帝权”。
那时长孙无忌还没有倒台，还有一大帮反对她当皇后的权相集团在朝，武元华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要如何去面对那些“反对派”，在那种非常时期，武皇后会去对王、萧实施那么令人齿寒的虐杀手段吗？她不怕“反对派”由此抓住了她的短处？
皇帝李治废王、萧的理由完全是莫须有的“谋行鸩毒”，他既然已经绝情地废了王氏和萧氏，怎么还会心底再生怜悯？世间最无情的男人莫过于帝王，从后来李治贬黜禇遂良、满门抄杀亲舅舅长孙无忌来看，李治是个完全不讲亲情情谊的冷血之人，“赐缢王萧”当是他的圣意，当然武皇后肯定在其中推波助了澜，王、萧死掉也是她心中希望的最佳结果。
欧阳修和司马光等人在书写历史时却是在编造情节，几乎是将汉朝吕后炮制的“人彘事件”原封不动地嫁接在了武元华的人生履历表中。好了，不作这些数学的逻辑推理了，一切是非曲直还由读者自己去判断吧，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再去回到那个辉煌而又壮丽的时代。
阳光灿烂却也阴云密布的永徽六年（655）终于结束了。新年到了，在武皇后的建议下，李治改元“显庆”，是为显庆元年（656）。元旦那天，皇帝李治在太极殿举行元旦盛会，他要告诉天下，永徽之治初见成效，改元“显庆”就是告诉天下臣民，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国家已经开始明显地呈现出繁荣的喜庆景象了。李治是个文学青年，武皇后更是个文学女青年，他们夫妻俩都爱在年号上作文字游戏。
因为中国是个农耕国家，讲究的是男耕女织，所以在新年伊始，皇帝要举行“亲耕之礼”，以示国家重视农业生产。皇后要举行“先蚕之礼”，以作为天下妇女养蚕纺织的榜样。“先蚕之礼”虽然只是一个仪式，但程序却极为复杂繁琐，皇后得提前五天就要斋戒，提前三日须预设“先蚕坛”，凡是朝廷内外的命妇均要全部出动，恭迎皇后车驾出宫。这样的仪式之前也只有李世民的长孙皇后举行过两次，李治即位皇帝后，出身贵族的王皇后在六年的皇后任期内一次也没有举行过“先蚕之礼”。皇帝李治即位后认为亲耕、先蚕之礼不可废，在永徽三年（652）专门下制实行，但王皇后就觉得麻烦累人，不愿意参加，于是就委派官员去祭祀一番。武皇后则不同，她认为先蚕是展示大唐皇后风范的时候，她得亲力亲为。
举行先蚕仪式那天，武皇后严格按照要求天不亮就起床了，在宫人的伺候下，她穿戴化妆收拾停当，那身皇后的朝服穿戴起来极为复杂，钿钗结佩，珠玉满身，凤冠霞披穿在身上得正襟危坐，很是累人。但武皇后绝不含糊，她一丝不苟地要求宫人不得有半点马虎。然后端坐在凤辇之上，侍卫开道，官员拜迎，武皇后率领内命妇即皇帝的嫔妃、太子的嫔妃和外命妇如公主、王妃、诰命夫人、太夫人等，浩浩荡荡出宫去举行“先蚕之礼”。在那些嫔妃、公主、夫人们看来乏味累人的繁琐仪式，在武皇后那里却感到是兴趣盎然，她一招一式作得是严肃认真，且津津有味，并乐此不疲。
武皇后一板一眼地参加先蚕仪式的真实目的其实是要对天下人宣示，她母仪天下了。在杀了王皇后和萧淑妃后，武皇后还有一块心病，那就是太子之位还由别人坐在屁股之下。
早在永徽六年十一月武昭仪刚正为中宫后，礼部尚书许敬宗就谒阙上奏，请皇帝换易太子。许敬宗知道换易太子已成必然，他当庭奏道：“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近者元妃延载，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晖宜息。”就是说现在的太子李忠不是皇帝嫡子的意思。李治问：“立嫡若何？”就是说那朕现在立武皇后的儿子李弘怎么样？许敬宗还装模作样地又说：“皇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啊！根本不正的话，万国都为之操心。现在的东宫太子，其母亲的地位很微，如果他知道国家已经有了正嫡，其心一定不安的。窃位而怀自疑，恐怕这不是宗庙社稷的福音啊。”
这君臣二人在金殿上一唱一和，原来拥立李忠为太子的长孙无忌和韩瑗听得是垂头丧气的。长孙无忌自从武氏成为了皇后，他的斗志就被击垮，从此一蹶不振，如今见李治要改立太子，他哪还有心情出来发表不同意见呢。长孙无忌如此，那韩瑗、来济等更是不敢出来反对了。
太子李忠自从王皇后被杀后，他吓了个魂飞魄散，那天听说许敬宗在朝廷上提请皇帝改立太子后，更是吓坏了，他立即上书父皇李治请求辞去太子之位，为表达自己请辞东宫的恳切之情，李忠竟连上四道辞位奏疏。于是，显庆元年（656）正月六日，在武皇后刚举行完“先蚕之礼”的当天，皇帝李治就下了《降太子忠伟梁王诏》，14岁的太子李忠被降为梁王、梁州刺史。这道诏书刚刚宣布还没有送达中书省执行时，东宫的属官还不等李忠回来，就全作了鸟兽散。李忠像丧家之犬样灰溜溜地去到梁州，后来又莫名其妙地被转迁为房州刺史，成为了一个落难的王子。再后来李忠日渐成大成人，他常常因为自己曾经作过几年太子而忧心忡忡，到后来竟心生恐惧，有时竟害怕到常常去穿着妇人的服饰已防范刺客。由于李忠成天疑神疑鬼，到了晚上就噩梦不断，可也时不时地梦见帝王、鬼神、菩萨。李忠就请人占卜以测凶吉，到后来经常派人去京城探听消息，看父皇和武后有没有杀他之意。最后李忠由于行为诡异，终被父皇赐死，此乃后话。
改元显庆，对于李忠来说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显庆之象，但对于武皇后来说，她提议的“显庆”年号却给她的儿子李弘带来了明显的喜庆色彩。李治废了李忠的当天又另外颁一诏，册立代王李弘为太子。武皇后此番终于心满意足了。
册立李弘为太子的消息传到了曲江之畔的武府，代国夫人杨氏也欣喜万分，她马上让韩国夫人和魏国夫人陪同她去到附近的大慈恩寺捐赠黄金百两，并敬香礼佛。皇帝知道武皇后一家笃信佛家，遂让在大慈恩寺译经的玄奘法师举行无遮大会，为新太子设五千僧斋，皇帝给每僧施舍布帛三段，并敕遣朝臣前往大慈恩寺代皇帝与皇后行香。皇帝李治为了将对武皇后的宠爱与信任昭示天下，他特颁旨再赠其父武士彟为司徒，赐爵周国公。
皇帝李治册封李弘为太子后，任命于志宁兼太子太傅，特设太子宾客，由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兼任，李治要他们共同辅佐太子李弘，而依然担任太尉的长孙无忌李治却将之凉在了一边。
大唐帝国的航船在显庆元年平静且有序地前进着，到了年底，长孙无忌见武皇后并未对他们这些昔日的反对派作出任何举动，心中不甘的长孙无忌又开始重振旗鼓，伺机反扑了。显庆元年十二月，在长孙无忌的暗中操纵下，侍中韩瑗给皇帝李治上疏，他开始替被贬斥为潭州都督的褚遂良鸣冤叫屈，韩瑗在奏疏中称，褚遂良是古今罕见的忠良勋臣，是国家的栋梁功臣，被贬斥出京，完全是蒙受不白之冤，请求皇帝给褚遂良平反昭雪。韩瑗在奏疏中要求皇帝李治将褚遂良调回京师，复任为相。
李治将韩瑗的奏疏拿给了武皇后看，武皇后看了冷笑一声，说：“褚遂良是皇上当年亲自贬斥出京的，皇上别忘了陛下贬黜褚遂良出京的理由。”李治想起了当年那一幕，他不禁心中的怒气又升了起来。第二天朝会时李治毫不客气地对韩瑗说：“遂良曾经对国家做出过的贡献，朕心中是知道的。他责备朕的不是到没有什么，可他当庭羞辱先皇，已是十恶不赦之罪。朕也是念他昔日对国家有功，所以才没有刑之，依然用他作封疆都督。卿今上疏责备，朕岂有过之！卿如此说道，是何道理？”
韩瑗争辩说：“遂良可谓社稷忠良之臣，贬斥遂良，是陛下听信小人谗言的缘由，是否召回遂良，已事关国家兴亡啊！”李治听了，面露不悦，生气说道：“依卿之言，不召回遂良，我大唐江山就会出现危险吗？真是狂妄！”
韩瑗见皇帝没有采纳自己意见的意思，他便跪下说道：“如此看来，臣的见识短促，臣请辞去相位，回家种田。”
李治一拍御案，怒喝一声：“不许！”
长孙无忌与来济见李治真生了气，他俩急忙出来打圆场，长孙无忌奏道：“遂良上了年纪，潭州山高路远，恐遂良老臣水土不服，陛下能否念昔日辅佐之功，将遂良改任一风和日丽处，怎样？”
李治见舅舅今日居然也对自己下话，他便颜色一转，说道：“遂良之事，改日再议吧！”
长孙无忌、韩瑗、来济等臣在日日苦苦思索如何破解危局之际，武皇后也没有闲着，她为了向皇帝李治表明自己甘心作一个贤内助的决心，武皇后写了一篇李治很喜欢的文章《外戚诫》献与朝廷。在家天下的时代，皇家最担心的是外戚干政和篡政，舅舅长孙无忌其实就犯了皇帝李治这一心病，所以造成了君臣对决的局面。皇帝李治其实是在利用废王立武事件来打击关陇集团和外戚，因为李治感到，他的皇权已经严重受到了相权的侵蚀和威胁，而武昭仪不过是在帮李治夺回至高无上的皇权的战斗中意外获利罢了。谁当皇后对于李治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后娘家的人不能来觊觎他李家的权力。如今武皇后投桃报李地献上一篇《外戚诫》，李治大加赞赏，当即在朝廷公布这篇《外戚诫》，皇帝要那些嫔妃们的所有亲属都来认真阅读和深刻领会武皇后所作的这篇论文。
武皇后在撰写学术论文的同时，她时刻没有忘记独占帝帏，她的肚子也争气，在显庆元年十一月，武皇后为李治生下了又一个儿子。李治看见武皇后再生龙子，他龙心大悦，亲自将襁褓中的婴儿抱起，开心地问武皇后：“皇后啊，你给孩子取个啥响亮的名字呢？”
武皇后笑笑说：“还是陛下赐名吧。”李治逗弄了一下出生的婴儿，说：“就叫李哲吧——”李哲是李治的第七子，是武皇后名义上的第三子，但其实是武皇后的第二子。过了没多久，武皇后觉得她这个生在“显庆”元年的儿子的名字应该由她的名字“元华”来派生，便改其名“李哲”为“李显”。“显”与“贤”同音，难道武皇后就不怕在称呼两个儿子时弄错吗？武皇后一生都爱玩文字游戏，从这两个孩子名字的字面上来看，很显然武皇后是要用“李显”来代替“李贤”，因为“李贤”是姐姐与皇帝所生，为了掩盖皇家丑闻，武皇后不得已将之收作己子。显庆二年二月，李治封李显为周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