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效愚与藏丽花的婚礼
黄效愚与藏丽花的婚礼是1982年，那一年，黄效愚二十五岁，藏丽花三十三岁。女方比男方大了八岁，这在当时很出格。婚礼也没几个人，馆子里吃一顿，那年头没包房，大堂的角落事先订好席位，就一桌人。
我和朱亮算作男方代表，都是黄效愚的中学同学。我跟黄效愚的私交尤其铁，曾是非常好的哥们儿。黄效愚突然决定要结婚，骑自行车来通知，匆匆告诉具体的日子。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是大四，眼见就要毕业，正百无聊赖，成天胡乱写小说，听了他的话，非常吃惊。
我说：“你不会开玩笑吧？”
黄效愚一向认真，很严肃地说：“这事，怎么会开玩笑！”
“我真觉得像开玩笑，怎么说结婚就结婚了。”我知道他不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真准备结婚了？”
黄效愚不说话，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不高兴。
我继续玩笑，说：“这事有些离谱。”
黄效愚不说话，低着头。
我说：“你不觉得她年龄太大了一点？”
黄效愚仍然低头，不准备讨论这话题。
虽然也风闻一点消息，我从来没想过，他们会真的结婚。作为老同学，作为曾经的铁哥们儿，我知道黄效愚不是很有主见。他肯定是中了邪，不得不听命于藏丽花，肯定是落入了圈套，只能乖乖地听她使唤。我和黄效愚从小学就在一起，他这人不但没主见，经常会在关键时刻，脑袋瓜不好使。
我说：“好吧，这事也不便多说，既然已决定，也翻不了，你把具体日子告诉我。”
黄效愚说：“不是已经说了吗。”
我笑着说：“最好再说一遍，我真没记住。”
地点是在当时有些名气的四川酒家，我把朱亮也叫去了，黄效愚并没打算喊朱亮，在他心目中，既然我俩关系最铁，有我做代表就行，朱亮去不去无所谓。倒是朱亮很把这事当真，听说黄效愚要跟一位大八岁的女人结婚，满脑子好奇，打破砂锅问到底，一路追问，非要我把知道的事都说出来。
我说：“你别问我，我知道的也不多。”
朱亮说：“起码你知道那女的大八岁，妈的，大八岁，这还得了，再大几岁，都可以做他妈了！”
朱亮的话并不过分，在当时，虽然开始改革开放，满大街邓丽君的歌，流行喇叭裤和留长发，可是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毕竟还没开过眼，没见过多少稀奇古怪，女人大男人小，岁数相差那么多，确实不可思议。
婚宴在中午进行，新郎新娘，加上我和朱亮，藏丽花的外公邵老先生，她的两位同事，她家的保姆，还有一位不认识的人。也没多少婚宴气氛，黄效愚新做了一身西服，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穿，以后再没见过，不仅颜色不对，而且不合身，怎么看都别扭。藏丽花是件红衣服，颜色有些鲜艳，依旧是大大咧咧，别人没话说，结果从头到尾，为了不冷场，基本上都她一个人在说笑。
印象深的是婚宴快结束，大厨过来敬酒。此前已来过一次，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胖胖的，剃着光头，红光满面。这一次来，带着他的一位徒弟，先问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还说得过去。大厨是重庆人，在南京待了大半辈子，他的口音仍然听不太明白。藏丽花的外公是湖南人，显然与大厨熟悉，他们说着各自的家乡话，不时发出爽朗笑声。邵老先生一个劲夸手艺好，说很久没吃到这么正宗的川菜。
后来我才知道大厨是位高人，早在民国时期，已大名鼎鼎，为许多党国要员做过拿手菜。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南京的各个角落，不经意地就会遇到一些遗老遗少，那天的大厨便是个最好例子。敬完酒，大厨吩咐徒弟去取文房四宝，笑着对邵老先生说：“老先生还中意这几样菜，我也算是踏实了。俗话说，择日不如撞日，今天你既然来了，我怕是不能轻意放过，怎么也得让你给我写几个字。”
说话间，文房四宝已取来，除了求字，大厨说他还写了几首不像样的诗，也希望老先生提意见。邵老先生先看那诗，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不说话。大厨被他的严肃弄得有些紧张，很扭捏地笑着，看了看周围的人，连声说出丑，说自己一个粗人，偷偷写着玩玩，完全是瞎闹，让老先生见笑了。
邵老先生将诗稿递给黄效愚，叹气说：“这诗的好坏，你们怕是看不懂，不过，这字写得是真不赖，你看是不是。”
黄效愚接过诗稿，很认真地看。藏丽花也把脑袋伸过去，只扫了一眼，笑着说诗好坏她也不太懂，不过一看这字，就知道是学的米芾。
大厨听了很兴奋，笑着说：
“大小姐好厉害，好眼力，我学的正是米芾，可是一点都不像。”
藏丽花很随意地又说了一句：“一个馆子里的大厨，能把字写这么好，很不错了。”
藏丽花还以为自己是在夸人家，厨师的脸上立刻有些挂不住。邵老先生连忙打圆场，说三百六十行，行行都会出状元，大厨和大厨，区别也太大了。大厨脸上仍然有些难堪，很勉强地笑，嘴上敷衍着，说老先生说得对说得好，心里依旧不痛快。邵老先生无话可说，便说把你的那本册页拿给我看看，先看看别人都说了些什么。他的意思是说已准备题字了，大厨很高兴，吩咐徒弟赶紧磨墨。
邵老先生说：“不着急不着急，让他们年轻人开开眼，先看看你的册页。”
大厨的那本册页今天要是拿出去拍卖，一定能值很多钱。先说这上面的名人字，不是达官，就是贵人，都是民国时期的大佬。因为这次婚礼，我总算有机会第一次亲眼目睹于右任的真迹，目睹吴稚晖的手书，与他们常见的字体不一样，于右任的不是草书，吴稚晖的不是篆书，从收藏的角度看，这样或许更有价值。还有知名文人和书家的字，我记得有胡小石的字，有高二适的字，最难忘的是徐悲鸿的题词，虽然时间隔得很久，内容我还能记得：
“一怒定天下，千秋争是非”
“好一个‘天下’，好一个‘是非’！”邵老先生对那幅字看了半天，很是赞赏，笑着说，“我的字不能和他们放在一起，还是写在纸上吧。”
大厨说：“老先生不要客气，今天把这个宝贝拿出来，充分说明了我对你老先生的敬仰，说明了老先生在我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不瞒你说，早就预留了位置，就等着这一天，不相信的话，老先生看这后面的几页，还空着呢。”
大厨的徒弟开始磨墨，藏丽花瞥了一眼，对一旁的黄效愚说：“喂，别傻坐那儿，这事还是你来做合适，你去磨墨。”
黄效愚立刻站起来，看了我和朱亮一眼，屁颠屁颠去磨墨了。不一会儿墨磨好，旁边一张桌子也腾空，铺上了毛毡，等着邵老先生去题字。我们众目睽睽地看着，到这时候，邵老先生再也推托不了，叹气说自己老了，手腕上已没力，眼睛更是花得厉害，说恭敬不如从命，只怕是写了字，糟蹋了这本珍贵册页。
邵老先生写了什么内容，已记不清楚，能记住的只是他很不满意，不住地唉声叹气。大厨在一旁十分客套地叫着好，我和朱亮因为不懂书法，也说不清楚那字到底怎么样，只能傻乎乎地看热闹。藏丽花和黄效愚很认真地打量着邵老先生的字，不发表任何意见。
“丽花，你也来写两个字吧，”邵老先生忽然想到应该让外孙女露一手，“你的字，现在比爷爷都好，这里反正有纸，你来写。”
藏丽花不表态，大厨看了她一眼，有些客套地让她写字，似乎还不太相信她真能写。
邵老先生说：“对了，忘了说了，今天是我外孙女的大喜日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是外孙女婿，他们两个，都还能写上两笔。”
黄效愚一个劲摇手，说：“我不行，我写不好。”
藏丽花很爽快，说：“写就写，爷爷，你说写什么？”
“你的字大了好，写两个大字，”邵老先生想了想，说，“就写‘好吃’这两个字。”
“好吃！”
“对，就写好吃。”
“一个好，一个吃？”
“不是好坏的好，是好，就是喜欢的意思。”
藏丽花看了看笔，又看看纸，嫌弃地说：“这笔太小，大字写不了，写不好。”
大厨不服气地说：“大小姐要别的没有，想要大的笔倒没问题，你要多大的？”
“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大笔写小字没问题，”藏丽花有些傲慢地说，“小笔写不了大字。”
前不久，正好请了书法家来题店名，临时买了几支斗笔，大厨便吩咐徒弟赶快去取。不一会儿，笔拿来了，确实是很大的斗笔，藏丽花取了一支最大的，用手指捻了捻笔毛，先在水里浸了浸，示意黄效愚替自己铺纸，然后就蘸墨，凝神想了一会儿，一气呵成写了两个酣畅淋漓的大字。
那大厨真的懂点书法，看了目瞪口呆，连声说：“好字，好字，真是好字！”
在学雷锋的日子里
说来话长，第一次见藏丽花，还得往前倒退十年。黄效愚与我同年出生，也许正好经历青春期的缘故，虽然只大了八岁，可是在我心目中，真觉得藏丽花要大出许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岁差距会相对缩小，同样的道理，岁数越小，差距就会觉得越大。第一次见到藏丽花的时候，她已经二十三岁，已经有男朋友，而我们才十五岁，发育还不久，刚开始长个子。我和黄效愚都属于发育迟缓，个子很矮，是标准的“僵公”，一直坐在第一排。
那时候读高一，正好遇上学雷锋。在我的学生生涯中，学雷锋的日子并不多。从1964年开始上小学，到1974年中学毕业，基本上都“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基本要点是阶级斗争，是路线斗争，整天斗来斗去，整天批判学习。反正都弄不明白，只记得为什么事，突然要让我们学习雷锋。
对于中学生来说，学习雷锋就是做好人好事。班主任让大家成立兴趣小组，让我们想出各种为人民服务的办法。记得当时最出风头的就是朱亮，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几根针灸针，一小瓶酒精棉球，加上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便无师自通地替人治起病来。那完全是种表演，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他在手掌上到处乱扎，把所有的针都扎在自己左手上，然后缓缓举起来给大家看。我们的班主任对朱亮的冒险精神很佩服，她是一位结婚不久的大龄女教师，还没生过小孩，那时候正怀着孕，自告奋勇地让朱亮给她扎针。
朱亮给班主任做示范，这是他给人扎针的基本程序，先在自己身上扎给别人看。朱亮将自己裤管卷了起来，用手指在膝盖下按来按去，告诉别人足三里的位置，取出酒精棉球，擦针，再擦穴位，轻轻地将针扎进去。接下来，他开始正式给班主任扎针了，班主任十分大方地卷起裤子，裸露出了半截白花花的腿肚，在针即将深入进去的那一瞬间，她突然害怕了，众目睽睽之下，像女学生一样尖叫起来。过了一会儿，班主任才开始缓过神来，以命令的口吻，招呼黄效愚过去帮忙。
她说：“黄效愚你快过来，我裤子要掉下去了，你帮我拉一下。”
这以后，一直到高中毕业，同学们背后开玩笑，都会带点色情意味地对黄效愚说，班主任的裤子又快掉下去了，你快去帮她拉一下。
在一开始，我和黄效愚参加了朱亮的兴趣小组，与他一起研究那本《赤脚医生手册》，试着记住人身上的各个穴位。很快我们决定另起炉灶，因为像朱亮那样替别人扎针，我们不敢，没完没了地给他当试验对象，让他在身上乱扎，又心有不甘。最可恨的是朱亮还十分小气，从来不肯把《赤脚医生手册》借给别人，这书上有男女生殖器官的介绍，在那个特定年代，那些简单的示意图和解剖图是我们获得性知识的启蒙秘籍。朱亮自恃有这么一本宝书，常常差使别人为他做这做那。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理发兴趣小组，货真价实地学门手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首先要想办法弄到理发工具。在当时，买一把理发用的推子，意味着要花很多钱。我决定偷偷地给北京的祖父写信，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少向父母开口要钱，也许是他们从来就不知道要给孩子零花钱，也许是他们曾经拒绝了我，反正在开口要钱这件事上，我变得特别有自尊。所以会给祖父写信，是因为老人家从来就不拒绝，只要我开口，不管合不合理，他都会满足我。
很快收到了寄来的包裹，在一个小木盒子里，放着理发专用的推子，还附了一封信。我已记不清祖父当时的态度，是赞成学理发，还是反对。这已经不重要，万事俱备，东风也有了，理发工具到手，可以开始大干一番。我们开始拿对方做试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用一张过期报纸围住脖子，再用小木夹子夹紧。这办法很搞笑也很糟糕，很快，剪下来的碎发浑身都是。我们的手艺都很差劲，心里想这样，结果却总是那样。为了如何下手，推子应该沿着什么角度运行，我们争来争去，到最后，越忙越乱，越来越没办法收拾，只好硬着头皮去理发店，请正规的理发师傅帮忙收拾残局。
理发店的陆师傅看着我们惨不忍睹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正在理发的顾客也纷纷回头，对着我们黑白分明的发型忍俊不禁。我和黄效愚的脑袋上就像让猪拱过一样，这边多出一缕，那里少了一撮，要多滑稽有多滑稽。因为就在家门口，说一口扬州话的陆师傅看着我长大，对我很熟悉，他一边收拾残局，一边绘声绘色地教训，说小炮子都学雷锋，我们剃头的就不要吃饭嘞。等到头发收拾完，我们才想到身上分文没有。陆师傅说你们学雷锋不丑，总不能让我也跟着一起学，再说了，剃头店也是公家的，不收钱，就是慷公家之慨，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最后也没收钱，不但没收钱，陆师傅还答应收我们做徒弟。当然也不会白白就放过，他的开恩是有条件的：“乖乖龙地咚，都晓得你家爹爹有点名气，字也写得不丑，要是你能把我一张字，今个这账就算嘞。”
“小炮子则”和“乖乖龙地咚”都是地道的扬州话，前者相当于小兔崽子，是一种表示亲昵的骂人，后者表示惊叹，有点不得了的意思。他也许只是随口说说，那段时候，我一门心思想学理发，一口就答应下来。第二天，拿着一张祖父的手迹，我和黄效愚又一次去理发店，陆师傅正帮人刮胡子，看见我们，说又跑来干什么，一边说，一边抹肥皂沫，拎起椅背上的一根布带，在上面来回磨剃胡须刀。他没想到我们会当真，说要想学理发，先得学如何刮胡子。又说过去当学徒，光是这个刮胡子，就得学上一年。说着，试了试刀锋，十分熟练地刮胡子，刮完，又绞了一把热毛巾给顾客。老式的理发椅可以平躺下来，刮完胡子，把椅子放正，很娴熟地为顾客掏耳朵，掏完了一只，再掏另外一只。一切都忙完，收了钱，才从我手中接过祖父的字，一边看，一边连声说好，说这字真不丑，然后递给那位正准备起身的顾客，请他发表意见：“老师傅，看看这字，是不是不丑？”
这位被称为“老师傅”的顾客，就是藏丽花的外公邵老先生，当时最流行喊“师傅”，男女老少都这么问候。邵老先生接过祖父的字，很认真地看着，不发表任何意见。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头来，看着我和黄效愚，百思不解地问为什么要学理发。
邵老先生说：“你们不好好读书，学剃头干什么？”
陆师傅说：“学剃头好呀，什么年头都有饭吃！”
学理发的热情很快过去，首先没人愿意当试验品，我们自己也是心有余悸，害怕会把别人的头发剃得不成样子。当时的兴趣小组，办得有些声色的是书法小组。我们的班主任教化学，对美术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对书法小组的关照也最多。她出面跟工宣队商量，把同学们的作业布置在楼道橱窗里，供大家参观。有一天放学，黄效愚很认真地跟我商量，打算参加书法小组。他要参加的理由，是觉得自己真要写毛笔字，肯定比橱窗里所有的字都好，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