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洞国“无可奈何”
南满北宁线上打得热火朝天之时，北满的长春却是一派死气沉沉。
当我东北野战军在1948年3月间结束了冬季攻势之后，东北大地上的大城市就只有三座还在国民党军队手中，这就是沈阳、长春和锦州。
在蒋介石和卫立煌的眼中，沈阳是东北“剿总”所在地，是卫立煌用30万大军据守的中心，卫立煌自认为还可以守得住。锦州最接近关内，与华北基本上可以相互支援，南面还有出海口，有范汉杰率领15万大军防守，问题不大。最不放心的就是长春。道理很简单，当四平失守之后，长春已经被卡死在哈尔滨和四平之间，南北铁路都已不通，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大多在北满，如果林彪对长春发动进攻，长春必然是凶多吉少。
就算林彪不发动进攻，长春在四面包围之下，过的也是“四面楚歌”的日子。对外联系全靠飞机，对于偌大一个长春，且不说几十万市民，就是供给10万国民党军队来说，也是无济于事（长春机场在５月就被我军攻占，长春对外联系基本上被切断，物资来源全靠空投）。所以，长春成为卫立煌的一个包袱。卫立煌曾经私下对人说过：“长春是个包袱，好比一个盲肠炎症，恨当初陈辞修（即陈诚）走了这步死棋。”国民党内部有不少人主张干脆放弃长春，把长春的军队调出来，加强锦州的防备。可是蒋介石不同意。蒋介石认为长春是东北的大城市，如果放弃，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太坏。何况如果守住长春，可以吸引林彪的兵力，减轻沈阳和锦州的压力。说放弃容易，如果想要再收复就难了。所以蒋介石决定仍然要死守长春。既然决定要守，又派谁去守呢？
这时的长春驻有两个军，一个是滇军系统的六十军，军长是曾泽生。一个是将新一军一分为二之后新编成的新七军，军长是李鸿。城中还有一个官员，是吉林省籍的梁华盛。在卫立煌眼中，这三人都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必须派一个得力的人去。在当时东北所有大员中，只能派郑洞国。
郑洞国乃是黄埔一期出身的蒋门嫡系，在多年的征战中立过不少战功，在当时也算是一员有名的将领，1946年3月被老同学杜聿明拉着来了东北，当了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在杜聿明有病时代理司令长官。1947年陈诚到东北后，他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1948年卫立煌来东北后，他又改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所以在东北的高级将领中，他算是一个“三朝元老”，再加上“天子门生”的身份，卫立煌认为他是可以坐镇一方的。国民党的东北“剿总”一共设了8个副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孙渡、马占山、万福麟、梁华盛、陈铁、张作相。这8人中，只有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陈铁４人是黄埔出身。4人中，陈铁是卫立煌的老部下，在抗日战争中和卫立煌在山西与日寇作战时，同八路军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就被蒋介石打入另册，撤去了一切职务。由于陈铁是贵州遵义人，与何应钦是同乡，所以抗战胜利后，被何应钦拉出来到滇军的第一集团军做副总司令。一来因为他是贵州人，滇军容易接受；二来何应钦想用他在必要时替代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当蒋介石决定把滇军调到东北打内战时，他也就跟着到了东北。恰逢卫立煌又到了东北，念着他们之间的老关系，也就让他做了东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以他这种身份，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去独当一面的（陈铁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就与我党建立了联系，以后在贵州起义）。还有一个梁华盛，是杜聿明带来的，为人恃强凌弱，与各方都搞不好关系。
他在任吉林省主席时，和驻吉林的滇军六十军关系搞得很坏，军长曾泽生与他势同水火，梁华盛自己又没有部队，是个光杆副司令，在长春已经无法立足，只好跑到沈阳去混日子。另外4人中，孙渡是滇军，此时驻防热河。还有3人，都是蒋介石为了在东北人民面前装门面而任命的老东北军的知名人士，其实是无兵无权无事可干的挂名人物。所以，在8个副总司令中，真正能起作用的，只有郑洞国和范汉杰两人。范汉杰去了锦州，到长春去当然就只有郑洞国最合适。
郑洞国也看清楚了上述情况，所以虽然有很多朋友都劝他别去长春，但他明白，真要他去长春他是不能不去的。这样，在他向蒋介石请辞无效，向卫立煌请假又走不了的情况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无可奈何”在1948年3月接受东北“剿总”副司令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主席的任命，到了长春。
郑洞国到长春之后，抓了16个字：“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两个月之后，长春的大房身机场失守，长春遂被人称为“陆上孤岛”，16字方针就只剩下了12个字。如果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两个字：困守。
二、林彪要对长春“久困长围”
早在1948年夏天，为是否打长春，如何打长春，东北局的林彪、罗荣桓等领导人和中央曾有过一场讨论。5月29日，东北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对长春“久困长围”方略。报告说：
根据敌之战力、兵力、工事综合来看，则我军攻长春，即会付出最重大的伤亡，最后仍可能无法解决战斗。此种战斗绝非一个猛攻可能拿下，而须逐屋逐堡夺取，费时须长时在敌炮火飞机轰击下，每日人力消耗甚大，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队每连只剩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无力继续维持进攻；而敌仍能保持半个城市，使我无法啃下。那时在城内扼火力，拼消耗，必致形成自然的停止攻击与退出，使部队实力与士气遭受重大的损伤。此种结果，对我甚为不利。……连日我们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讨论，又照顾各纵、师首长对攻长春所表示的信心并不甚高，因此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
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太同意上述意见，并对上述意见提了不少问题。
6月5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了对付长春可能采取的三种方案：一是进攻，但是无把握；二是以少数兵力围困，主力南下北宁线，但是敌人可能突围逃走；三是以部分主力实行长期的围城打援。他们的主张当然是第三种方案。
当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之后回头再来看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东北领导人的上述意见，的确显得过于小心、过于谨慎。这种小心和谨慎是由于两次四平之战和５月间与长春守敌的一仗血的教训给他们所带来的（5月下旬，东野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只攻占了大房身机场和城外几个据点，未能攻克长春的坚固工事，虽然消灭了5000多名敌人，自己也伤亡了2000多人）。他们是东北野战军的最高指挥，在已经吃了几次亏之后，不打无把握之仗，不让部队受太大的损失，这种态度也完全可以理解。对于打大城市、打大型的攻坚战的把握与信心，是在锦州战役的实践之后才完全树立起来的。但是，如果把林彪和毛泽东当时来往电报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在对大局的观察、判断和把握上，毛泽东是要比林彪高出一头。不过，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正是出于对东北局领导人的上述思想活动的考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虽然不很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还是在６月７日的电报中“基本上同意”了他们的方案。于是，对长春进行“久困长围”就成为由东北局提出、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决策。
决策既定，就得坚决实施。东北野战军为了便于指挥北满的战事，在1948年4月组建了前方第一指挥所（8月24日改称为第一兵团），以萧劲光为司令员，萧华为政委，陈伯钧为副司令员，唐天际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方为参谋长。6月，东野总部决定由第一指挥所具体执行长春的围城任务，第一指挥所对外就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围城指挥所。围城部队原来是以一纵和六纵为主，6月份以后，东野总部将一纵和六纵的两个师撤下来休整（后来一纵去了沈阳地区，六纵去了北宁线打锦州），而以十二纵的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六纵的十八师、独立六师、七师、八师、九师、十师和一个炮团，总共约14万人组成围城部队（辽沈决战开始后，围城部队完全由十一个独立师和一个骑兵师担任），在萧劲光和萧华的指挥下，按东野总部“要使长春成为一座死城”的命令，对长春进行了全方位的严密包围封锁。在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共同发布的指示中，对于封锁长春的具体部署是：
（一）划长市周围50里以内为封锁区，在此区内除军事所必须者外，应禁止人员车马自由通行。必须通行者由各县政府制造通行证用居留证发给人民（军队人员外出者由团部发通行证），以便凭证检查。
（二）在宣布断绝对长市商业关系、严禁粮食柴草及其他生活资料流入长春后（由总部出布告），凡以上项资料偷运过境企图接济敌军者，即一律扣留，由指定机关（地方归县，军队归团）予以没收处理。但持有证明文件并其所运物资系流向我区者，则必须允许放行，不得借故留难。其有借端勒索及不按规定手续执行没收者，必须从严追究。
（三）为反对长市敌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对长市内出来之人民必须予以阻拦，凡能堵回去者，务必堵其回去，使敌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与迅速地疏散，而达成其减少粮食之困难。但应告诫部队对出城人民只宜采取劝阻的方法，不得施行殴打及开枪。
（四）为实行上述封锁政策，应在各大小道口设立检查站以便实行盘查和戒严。除军队担任者外，必须组织人民的放哨戒严，使敌探、奸商和反革命分子无隙可乘。此项戒严和盘查细则由当地军队会同地方规定之。
（五）劝告封锁区内前沿地带的居民，将多余粮食及暂不需用资料窖藏起来，不要被敌抢去。
东野总部的指示是十分明确而坚决的。在这样的封锁之下，长春敌人的日子当然只会是愈来愈难过，长春必然被我军困为一座死城。
6月15日至20日，我围城指挥所在吉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全面部署和研究了围城任务。
围长春绝不是简单消极地围困，而是要把中央和东北局关于“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弹尽粮绝、人心动摇时再攻”的基本方针认真落实，把军事的围困、经济的封锁和政治的瓦解三者结合起来。围是为了日后的攻，为了更好地攻。所以，在东北局的领导之下，由围城部队和吉林省委共同组织的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在围城期间做了大量工作。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围困的同时开展了广泛而强大的政治攻势，提出了“反对国民党军抢粮抓丁，长春人民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解放长春”等口号，通过标语、传单（围城部队先后散发了100多万份传单）、对敌喊话等方式灌输到长春的人民心中。围城指挥所萧华政委在政治工作会议上还用了古代兵家的名言“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来教育大家，要用强大的政治攻势来为军事行动扫清道路。为此，围城指挥部还统一组织了两次攻心突击周。
由于我军不能入城，所以对敌喊话是当时开展对敌攻心的主要形式。我围城部队从开始时用一般的“欢迎你们投诚”之类的喊话，发展为有针对性的真正能起到攻心作用的喊话，如“八月中秋快到了，你们的父母妻子盼望你回家收割庄稼”，“长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只有死路一条”。针对六十军是云南来的这个特点，围城部队特地组织原来从一八四师起义的云南士兵用云南话喊话，如“云南老乡们，我们都是被蒋介石欺骗来当炮灰的。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了，欢迎你们过来，带武器有奖，愿意回家的发路费”。这些喊话在当时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仅对士兵喊话，在我军的广播中还反复播送了郑洞国远在上海的夫人陈泽莲写给他的一封信：
桂庭（按：郑洞国字桂庭）：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安危，使人时刻不能忘怀，寝食不安。桂庭，逐人衰弱与憔悴的不是岁月，而是忧愁。数月来我身体坏透了，较前更消瘦多了！桂庭，你们被困在这孤城，到底要紧不？我得不着一点实际情形，真令我焦急万分。今天看报上说，长春机场又失守，长春情况危急。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个？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应该很平安，因为你向来对人很好，心更好，应当有好报。秋风起，更愁人也！
这样的广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难估量的。正如一个向我军投诚的国民党士兵所说：“讲别的还能忍着，一提到’家‘，这心就碎了……”
三、蒋介石“杀民养兵”
长春本为松辽平原的粮仓，物产丰富，伪满时期是全东北政治经济的中心，在最繁盛的时期人口曾经超过60万，日寇投降后都还有50万。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这里一直战事不断，有不少人口外迁，也有不少农村中为逃避土地改革打击而逃来的地主，还增加了大量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到1948年3月，城内军民总数，据长春市政府的估计，在60万人左右。四平被攻克之后，长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量外逃，一些老百姓眼见长春被围，也向乡下转移，人口有所减少。到6月份被解放军完全围困时，城中全部人口估计仍在50万左右。
这其中，军队有10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正规军有6万人，各种地方游杂部队和从农村逃进城的各路土匪（郑洞国为了管理这些人曾经将其编了两个旅，实际上并不能真正管理）以及后勤人员加起来有4万人。这大约50万人每天要吃，要烧，天一冷还要取暖，就成了城中头等重要而又最难解决的大事。新七军原来就驻在长春，屯集了一些粮食和马料，问题不大。六十军是在3月间从吉林和永吉撤退到长春的，没有什么家底。刚进城时只是由新七军分了一些作为马料的大豆和豆饼给六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