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历史的巨钟已经指向了1948年的夏秋。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经过了两年的战争，人民解放军已经从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为280万人，其中有正规军149万人。部队的装备和素质大有提高，特别是在攻坚战和阵地战的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部队还建立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有重型火炮1100多门。各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后勤保障体系，不仅在生活上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在武器弹药供应上有了基本的保证（当然，蒋介石这位尽职的“运输大队长”仍然在发挥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还有363万人左右，其中正规军占198万。敌我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1946年的3.4∶1，缩小为1.3∶１，其中正规军为1.32∶１。敌军的数量虽然稍大于我，但是并不能完全用到战场上去，因为国民党统治区内目前已是危机四伏，必须在各地安排若干部队用作镇压人民群众之用。这类兵力，不说地方部队，连正规军也有36个师或旅，23万多人。而我党所领导的南方游击队这时已经达到4万多人，这些游击队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云南和海南岛建立有游击根据地，他们在敌人后方所起到的配合我解放大军正面进攻的作用，则绝不是4万多人的军队所能代替的。
我党所领导的解放区面积已经扩大到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的人口已经有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全国各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可以相互支援，协同作战。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不仅已经进行，多数地区还进行了复查，翻身农民支援前线和踊跃参军的热情是我军在前线作战的最可放心的基本保证。
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已经有所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一句话，就是面临崩溃。
这时的中国形势，正如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文章中所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在这种形势之下，我军在全局的战略上应当如何安排呢？叶剑英在《伟大的战略决战》一文中是这样分析的：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是在这时，国民党1948年8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大决战是全局性的，但是，从哪里开始呢？
全国战场上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在中原战场上，我三路大军已经攻克了重镇洛阳、开封和襄阳，连续进行了宛西、宛东、睢杞、宋河、襄樊等战役。在6月底至7月初进行的睢杞战役中，消灭了敌军一个兵团，即区寿年兵团。在7月份的襄樊战役中，活捉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在这个战场上，是我中原野战军和国民党的白崇禧集团相对峙。
在华东战场上，在济南解放之后，山东省除青岛外基本上都已获得解放。在这个战场上，是我华东野战军和国民党的刘峙集团相对峙。
在华北战场上，我军解放了重镇石家庄和临汾，活捉了阎锡山的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整个山西基本上都已解放，阎锡山只有一座太原孤城。在这个战场上是我华北野战军和国民党的傅作义集团相对峙。
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已经收复延安，攻克扶风、宝鸡、灵台等城市，胡宗南在西北的统治已经完全动摇。在这个战场上是我西北野战军和国民党的胡宗南集团相对峙。
在东北战场上，我军已经控制了除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之外的整个东北。在这个战场上是我东北野战军和国民党的卫立煌集团相对峙。
中国大地上，十大军事集团在对峙着，一触即发的大决战必将在这五大战场中的一个战场上打响。从全局看，中原、华北、东北这三个地区最有可能。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之后，确定了东北。关于这一点，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一文是这样论述的：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国民党军队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
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姿态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连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二、东北怎么打
决战要在东北打，可是，怎么打？战役计划怎么定？
这时，东北的55万国民党军队被我军分割包围在三个地区，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长春地区，周围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据点，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领新七军和六十军共6个师防守，加上3个旅的地方部队和一些还乡团，总兵力是10万人左右，守备长春，并牵制我军部分主力；锦州地区，又称北宁线地区，以锦州为中心，南到山海关，北到义县，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兼第六兵团司令官范汉杰率领九十三军、五十四军、新五军、新八军共4个军14个师及其他部队防守，总兵力为15万人左右；沈阳地区，周围还有铁岭、新民、本溪、抚顺几个据点，由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和副总司令廖耀湘率领第八兵团（辖五十三军）、第九兵团（辖新三军和新六军）、新一军、四十九军、五十二军、七十一军、青年军的整编二○七师共24个师及“剿总”直属部队和其他部队防守，并支援其他地区，总兵力为30万人左右。此外还有驻沈阳的空军第一军区所率第一、第四大队各一部，计有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共45架，支援全区作战。驻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也有支援东北作战的任务。
早在冬季攻势尚未结束之时，即1948年的春夏天，毛泽东已经在考虑东北下一步怎么打，林彪在东北当然也在考虑下一步怎么打。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考虑，主要是从必须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在东北，不让其入关增加关内的压力这一点出发的。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看到东北野战军的四纵和六纵攻克辽阳的捷报后，向东北野战军总部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了一封电报，在祝贺胜利的同时，毛泽东曾这样说：要注意“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这是毛泽东对东北下一步大战的方向的最早意图。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意图，林彪当时也是完全同意的。他在2月10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同意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将以此为准。”但是，这时的毛泽东只是在考虑这一问题，他还未能下定决心。
这种考虑之未定，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他3月20日为中央起草的发给全党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中。通报说：东北兵团“现已开始休整，俟休整完毕，或打长春，或打北宁路上之敌”。就是说，有两个方向：一是长春，一是北宁线。而如果要达到原来所想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话，就只能打北宁线。
以林彪为首的东北局也在考虑如何打。由于这时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都集中在三个地区，卫立煌又非常老练地不让军队轻易出城，我军要想打点小仗，要想打运动战都不可能，只能在这三个地区的一个加以选择。4月18日，在由东北局负责人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联合署名的给中央的报告中，表明了东北局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态度：“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这个报告很长，意见谈得很详细，很具体。
简而言之，沈阳地区之敌力量强大，各个据点之间可以相互支援，目前不宜打；锦州地区敌人力量也比较强，而如果我军主力南下打锦州，则长春守敌很可能从长春撤至沈阳，今后就更难打；只有长春的守敌力量较弱，既有把握攻城，又能做好打援准备。
由于上述意见是东北局仔细考虑之后的意见，毛泽东给予了相当的尊重。他在4月22日的复电中说：
18日电悉。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这份电报说明，毛泽东同意了先打长春，并不是说这是最佳的选择。他仍然十分强调“南下作战”。
中央同意打长春，长春又怎么打呢？林彪首先采用的办法是“困”，是把长春困得没有力气了再打。之所以要这样，因为敌军只是守着一座长春城，城外早已被我军的5个独立师所包围，周围无其他据点支持，虽然修筑了大量工事，但是城中居民加上10万军队在被切断了对外交通的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困守孤城，是很难长久的。为达到困长春的目的，林彪给围城部队下了两道命令：一是特别注意切断粮食和柴草入城，坚决打击敌人出城抢粮的一切活动；二是要独立五师在炮兵的配合下封锁长春的大房身机场。
对长春实行先困后打的方针就这样开始实施了。
长春守将郑洞国当然在密切注意着城外的一切行动。当他得知我军在城外活动频繁时，立即布置兵力出城抢粮，加强兵力保卫机场。5月21日，敌新七军和六十军的3个师陆续出城向西北方向进攻，占领了长春西北60里的小合隆镇。郑洞国亲自到那里安排保卫机场和抢粮事宜。
引蛇出洞的办法终于成功，林彪立即下令附近的六纵和一纵连夜出大决战 辽沈战役发，想抓住机会把这3个师的敌人吃掉。5月24日，六纵、一纵和十二纵在几个独立师的配合下，向敌军发起进攻。我军击溃了敌军的两个师，全歼了敌五十六师，占领了大房身机场。25日，敌军发起反攻，也被我击败，不得不全部退入城中。从此，大房身机场一直被我军控制，长春与外界的空中走廊不再存在，只能靠空投进行一些接济。
这一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林彪却并不很高兴。因为他从这一仗中看到长春城中的军队并非原来所想象的那样不经打，看到了长春城防体系之坚固。我军以两个主力纵队再加几个独立师的优势兵力，包围进攻敌军的3个师，却未能将敌军全歼。在我强大兵力的打击下，敌军竟没有起义投诚的。所以林彪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种情形引起我们对敌战斗力认识的新的警惕，证明我们预先对敌战斗力的估计有不足之处。”从这种估计出发，如果我们对长春实行强攻，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林彪改变了原来想在不久就硬攻长春的想法，认为不应当先困后打，而应当“久困长围”，一直到守军不得不撤退时，再在撤退中加以消灭。
林彪把他的想法详细向中央做了报告，毛泽东却认为林彪把困难估计得太高，朱德也认为长春绝不是不能打。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林彪和罗荣桓都表现得十分谨慎，并制定了详细的对长春进行围城打援的战斗方案，所以在几经反复讨论之后，毛泽东在6月7日的电报中“基本上同意”对长春进行围城打援，不进行硬攻。在电报中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要东北局做好南下在冀东或在锦州作战的准备。毛泽东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北宁线方向。
三、是否南下和如何南下
长春围住了，沈阳的卫立煌怕上“围城打援”的当，根本就没考虑派兵出来救援。这样，东北野战军主力基本上就无仗可打。无仗可打，对于军人来说是难受的，更何况这时关内战场正打得热火朝天。
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沉闷之后，东北局认为还是应当南下作战，否则很难打开僵局。如果现在硬打长春，从卫立煌对长春的态度看，他不仅可能不救长春，还有可能按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提出的意见，将军队撤入关内。所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于7月20日和22日连续向中央军委做了报告：“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收到东北的电报后非常高兴，连连自语：“林彪终于要南下了。”22日深夜，毛泽东在看了林彪等人当天的来电之后，立即复电东北局，表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