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客们迈着悠闲的步子走进来，先鼻翼扇动吸吸院子里隔夜的茶香，然后挑一个位子坐下。脚底下凹凸不平的泥地上散落着被茶客“吹”掉的茶叶末，现在看起来就像一粒粒快要发芽的种子了。稍待片刻，茶博士穿着布鞋，手提茶壶“噔噔噔”地跑过来，“当当”两响，一注滚烫的水冲入茶碗，只看见青褐色的茶叶在瓷白的碗中翻几个滚，颜色绿了，叶子张开，茉莉花一朵朵浮上来，顿时香气弥漫。茶客们开始还有点睡眼惺忪，心不在焉，等揭开茶盖喝过几口热茶后，眼睛顿时光亮润泽；连身子都灵活了，软软地靠在旧竹椅上，椅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茶客们就这样窝在竹椅里，有时看看四周有没有熟人，有时只管自己聊天、看报、吃花生瓜子。倘若朋友相聚，那就把几张桌子拼凑起来，高谈阔论，大声喧哗。午后的阳光普照在大慈寺的茶馆和庭院里，坐在阳光下喝茶的人脸色红润，目光沉醉，忘记了早上的牢骚和中午的不快。
半日光阴转瞬即逝，陶醉在大慈寺茶馆里的人有时会在茶香中沉沉入睡，唤醒他们的也许是一片落叶，也许是茶博士收拾碗碟的“叮当”声。这时候，茶客们伸个懒腰站起身，茶水已把全身骨节都泡开了，便迈着不快不慢的脚步踱出大慈寺。
成都茶馆的意义何在？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是这座城市唯一的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共享的地方。到了这儿，你就是茶客一个，没人在乎你是百万富翁或文化名流，一切的虚伪和矫饰都被冲淡了。正如大慈寺过去的历史所昭示：僧人、官员、文人、百姓、商贩、走卒都把它视为自己的乐土，人们在它的宽容和深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大慈寺的文脉
定期或有意识到大慈寺喝茶的人中，以文化人居多，这说明大慈寺深厚的文化传统还没有被铺天盖地的商业浪潮淹没。文人的定期出现，使唐宋时期的大慈寺和今天的大慈寺一脉相连。也许我们还记得唐代的吴道子、前蜀的贯休、宋代的苏轼和陆游，他们有的拿着画笔在大慈寺的粉墙上作画，有的在层峦叠嶂的殿宇和艺术作品中流连，有的站在楼阁上观看成都的夜市，有的在这里作诗会友。他们风雅的身影把大慈寺衬托得文气十足。
一位成都本土作家说过，大慈寺是有一股气场的。他的生活和写作多少得益于这股子气，他围绕着大慈寺搬过几次家，但每一次都不超过200米，包括他工作的单位也离大慈寺很近，。不止一次，我看见他坐在大慈寺的露天茶馆中，面对采访他的媒体记者滔滔不绝，神采飞扬，阐述着他对于人生、社会的洞见。
另一个常在大慈寺茶馆中出现的蜀中文人是流沙河。秋天的时候，大慈寺庭院中巨大的银杏树变黄了。沙河先生穿一件红色或黄色的灯芯绒上衣出现在树旁的通道上，一身的仙风道骨。他是应文友之约每周定期来此聚会的，他不喜欢热闹繁华的场面。他虽上了年纪，但面色还如婴儿般酡红。一碗盖碗茶再加上朋友间亲切而睿智的谈吐，这就是享乐了。沙河先生迷恋成都，同时也迷恋大慈寺。
我在大慈寺寂寞的走廊和热闹的茶馆里见过的蜀中文人还有：魏明伦、余杰、阿来、麦家、何大草、陈洁、色波、何小竹……再加上有名的或没名的编辑、画家、诗人、行为艺术家等，已经足够让大慈寺在成都的文化圈子里举足轻重了。
大慈寺的文化氛围从唐宋时期壁画的光影中流传下来。到20世纪80年代，又作为成都市博物馆所在地而愈加浓郁。在古老得跟现代社会有些脱节的大慈寺中转悠，你会看见从雕花木窗里支出的名人字画，它们像商店里的时装一样泛滥着。坐在茶馆的竹椅上一回头，说不准就看见一幅《赤壁赋》，词好，字也好，猛然想起苏东坡是四川人，也到大慈寺来玩过，这真是不小的缘分嘞。沿着东西两厢的回廊走，在夏季的热风和树上的蝉鸣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在转角处挥笔作画，墨汁的香气混杂在潮热的空气里，浓得像厨房的菜香。继续前行，又看见两根朱漆大柱间系着一根绳子，绳上的纸扇半开着，露出折页式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卖扇的中年妇女腕上戴着一串念珠，身上的衣服是蜡染的。再往前走，蓄着长发的“蜀泥人”正给茶客塑像，还有卖旧书的、古玩的、装裱字画的……似乎大慈寺里的人都沾染了这儿的灵气，肚里都有几滴墨水，连茶博士也在下班后临上几页字帖当消遣。
每周一、三、五下午，爱好戏剧的人可以在大茶馆里听一下午川剧围鼓。围鼓不同于舞台演出，演员不化装，坐在茶碗跟前，伴着锣鼓咿咿呀呀唱，间或比比兰花指，亮几个身段，也算声情并茂。成都的茶馆历来是说唱艺术能够广觅知音的地方，许多民间艺术的发端都这里，比如成都最著名的“散打评书”艺人李伯清，就曾在大慈寺茶馆里试验他的新型评书，那时他的名声还未如潮水迭起，每次来都蹬一辆破自行车，风风火火，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更衣化装，茶客也觉得他的表演是真正的成都民间艺术。
我在大慈寺的茶馆里听过李伯清说书，每当他的谑语把观众逗得捧腹大笑时，我总是想起大慈寺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的那一尊汉代说书俑。汉代的说唱艺人活跃在成都的瓦舍勾栏间，就像港台歌星活跃于现代舞台一样，名声卓越。李伯清继续了这种艺术，现在这种艺术以俑的形式和真实的人的形式汇聚在大慈寺中。
寂静的春秋
我住在大慈寺的一个古旧院落中已有十五年了。每当我在夜深的灯下读书写作，眼前总是浮现出大慈寺的僧人们所经历的青灯黄卷的孤苦生活。尽管这种生活是如此简朴孤寂，但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木质的庭院生活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最对味，就像茅台和五粮液不能跟人头马论高低，我们应当坚持自己的传统而不媚俗。可惜的是，城市建设的步伐已经将许多木质的庭院淘汰掉，好在大慈寺已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见证保留下来，我成了这个保留的见证者。描述我的院落可以用下面的词句：夕阳从青瓦屋脊上斜射下来，照在渐渐褪色的立柱和雕花窗上，空气中浮游着细微的金色尘埃，木质建筑便在这一片昏黄的光晕中微微战栗起来。从院落的这一头到那一头，牵起一根长长的铁丝。铁丝上挂着一两件刚洗的衣服，不是那种颜色鲜艳的新衣服，而是棉质的旧衣服，最多六成新。我八十岁的老祖母坐在大慈寺的庭院中晒太阳，她一边用毛线扎着“烘笼”的提梁，一边觑着眼睛看对面屋脊上的一只猫。老祖母觉得这院子真安静，静得连猫的脚步声都听见了。她看见猫在走过一个来回之后，从对面的屋脊上跳下来，轻得像飘下一根羽毛，几乎没发出任何声响。其实老祖母的听觉和视觉都退化了，迟钝的感觉使她意识不到外面世界的急剧变迁。
我也常常坐在大慈寺寂静而日益破旧的院落中，冷眼看着近旁的高楼一座座耸立起来，高大的起吊机伸出长长的手臂，挥来舞去忙活着。城市建设需要有现代化的设施和新的人文景观，但同时城市也需要真正的古迹来铭刻它的历史，连接人类的情感，复原将被淡忘的旧梦，只有两者间有机的结合，我们才能感到城市真正具有丰富宽广的内心。
十五年过去以后，我感到自己的身心已经跟大慈寺融为一体。同时我也能体会当初大慈寺“敕建”的初衷，我甚至认为大慈寺在成都出现是必然的。唐代天宝年间，跟杨贵妃演绎过一段绝世恋情的唐玄宗避“安史之乱”逃到成都。他灰头土脸地坐在自己的车驾中，穿越成都的闹市时看见大慈寺的僧人正向难民施粥。这个大唐帝王平时难得落泪，可是在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行程中，竟然被眼前的一幕感动了。当时的大慈寺可能只是个小寺庙，但由于成都僧人的慈悲和怜悯，玄宗的儿子肃宗后来就亲题了“敕建大圣慈寺”的匾额送往成都。大慈寺因为帝王的关照得以大规模扩建，甚至在武宗灭佛的全国性运动中，大慈寺成为成都唯一保留下来的寺院。
大慈寺的宽容和悲悯是成都这座城市的性格之一。就像现在，我穿过一道木质的窄门，来到大慈寺的园林和露天茶馆，茶客已去，游人已散，那些被惊走的以及无家可归的鸟儿正回到大慈寺茂密的树林间，发出悦耳的啼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