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三星堆，一提起那些神秘而鬼斧神工的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金杖以及那两个专门用来埋藏这些器物的土坑，不少成都人都烂熟于胸，如数家珍。然而有谁知道三星堆遗址详细的发现、发掘过程？有谁知道这个商周时期的蜀人中心聚落里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三星堆的城墙是如何修筑的？这座文明程度极高的古城遗址因何原因而废弃？古蜀人为何要把国家的贵重礼器砸烂焚烧并加以埋藏？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事关古蜀历史中一件件神秘的大事。
在金沙遗址和成都平原众多的史前城址被发现以前，三星堆文明是古蜀文化唯一的样板，它的奇特和发展高度令世人震惊。那时候我们把成都城市文明的根脉都归结到三星堆遗址，是这样一支曾经活跃于成都平原的古蜀先民创造了成都最初的历史与文化。但是现在看来，在商周时期甚至更早，成都平原上早已有了像三星堆古城一样巨大的城址了，它们就像夜空中闪烁的星辰，照亮并烘托着远古时期的成都平原，璀璨的文化在这些都邑般的城址中呈现出生生不息的发展态势。
一个农民与一座古城的关系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此时发现了玉石器坑；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此时发现了两个祭祀坑。整个发现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和偶然性。
1929年春天，位于广汉三星堆月亮湾的川西平原上，植物和土壤慢慢从冬天的沉睡中苏醒过来，麦子尚未抽穗，田垅上开满一簇簇野花，春播的季节随着风向的转移悄悄降临了。这一天，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从自己的屋子里出来，打算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开挖一个水塘，然后用水车把低洼处的水输送到高处灌溉。他们在春天的阳光下懒洋洋地走着，肩上扛着锄头，初春残存的寒气使他们不时掩紧胸口的衣服。
这是三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他们不知道那天的劳动会惊醒沉睡数千年之久的古蜀文明，因此，他们还是和平常一样，既安详又随意。也许他们祖祖辈辈住在这儿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从平时的观察和劳动中早就发现了这个“城”，并且还在不久前的锄地过程中发现过一些陶片，但是这些信息对于普通农民来讲并无任何深意，他们更关心庄稼的长势和收成的好坏。
燕道诚之子燕青保是三个人中体力最好的，因此他在挖沟时格外卖力，锄头高高地举起来又重重地落下去。忽然，他听到“砰”的一声响。燕青保感觉握着锄柄的虎口和手指被震了一下，很硬，是挖到砖头了么？他改换位置又挖了一下，还是“砰”地一震，这一回他确信下面有一个什么东西了。他把锄头搁在一边，蹲下身子刨开泥土，动作依旧是慢吞吞的。但出现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一块普通的砖头，而是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圆圆的，光光的，就像家里的磨盘一样；不过，这块大石环要比家里的石磨质地好得多，呈乳白色，打磨得也十分精细。燕青保觉得奇怪，就叫父亲燕道诚和儿子过来观看。他们用手摸了摸，又握住石环的边沿用力一掀——石环动了，下面呈现出一个长方形的神秘土坑，坑内堆满了许许多多色彩斑斓的玉石器。
祖孙三人一时都有些惊愕，还是燕道诚最先定下神来。这位年轻时曾在成都闯荡过一阵子的广汉农民，毕竟见过一些世面。直觉告诉他今天是时来运转挖到宝贝了，说不定除开这坑玉石器，底下还藏着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哩！燕道诚使了一个眼色，祖孙三人一齐用力把搬开的石环又填了回去，并在上面覆盖了厚厚的泥土。三个人几乎是同时直起身来，朝四周望了望，田野里只有和煦的春风和绿油油的庄稼，并无人影。燕道诚从挖坑的地方爬上土埂坐了一会儿，他一边吸烟，一边告诫自己的儿子和孙子，谁也不许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等到夜深人静时再来取宝。燕道诚紧握烟杆的手指因为激动和紧张而不停地颤抖着。
为什么举世瞩目的古代文明遗址，其发现过程往往都是在一次不经意的劳动中呢？难道真如古语所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吗？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令人想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两者的发现过程简直如出一辙。余秋雨在《道士塔》一文中这样写道：“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身……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翻捡。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从王道士遗留下来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
成都平原春天的夜晚显得静谧安详，然而对燕道诚一家来说，这个平静的夜晚却显得如此紧张刺激。当燕道诚打开房门向田野中走去时，他看见天上的星星时隐时现，远处传来阵阵不安的犬吠声。燕道诚一家五口拿着箩筐、扁担和掘土的工具轻手轻脚地行走在田间小路上，幸好目的地离家不远，否则再怎么小心翼翼也容易被人发现。
他们移开坑口的石环，把坑中精美的玉石器一件件取出来。趁着夜深人静，把取出的玉石器分几次急急忙忙运回家中。然而直到最后，他们所期望的金银财宝也没有露面，燕道诚略感失望，他尽了最大努力搜遍坑中每个角落，仍未发现金银一类更值钱的东西。
把玉石器坑的东西全都搬回家以后，一家人在灯下仔细检点刚才的收获，计有璧、璋、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器半
成品共四百余件，堆满了半间屋子。出土物中以石璧最具特色，大的石璧直径达80厘米，小的直径仅有几厘米。当他们擦拭掉玉器上的泥土时，这些精妙的千年古物在灯下焕发出炫目的光辉。燕道诚一家在兴奋和不安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此后的一两年间，燕道诚又陆续在发现玉石器坑的附近作了一些小范围的发掘工作。按照他的推测，这坑玉石器的出土绝非偶然，在它附近一定还埋藏着更多、更值钱的东西。因此，他像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农在自己的地里耕种一样，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发掘工作。儿子燕青保随时陪伴在他身旁。可是后来，父子二人都因过度的劳累和兴奋而病倒床榻。燕青保后来对前来发掘的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讲，他和父亲燕道诚都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是九死一生。他们由此认为这是神灵对燕家的惩罚，古人留下的宝藏不可以随便挖掘的，因此他们停止了进一步掘宝的计划，并把这批意外之财分送给了亲朋邻里，以期“蚀财免灾”。
燕道诚作为一介农民，他对地下埋藏的古蜀器物不可谓不爱不贪，但以后的事实却表明，他还是一个深明大义和尚未泯灭文化良知的人，他在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文物保护方面，还是尽了一个中国农民应尽的责任的。1956年，蜀中著名考古学家王家祐先生为探察古蜀文化的踪迹三赴广汉，在燕道诚家住过一段时间。这期间王先生与年过七旬的燕道诚对榻而眠，秉烛长谈，使燕道诚深受感动，两人竟结为忘年之交。在王先生的感召下，燕道诚一改他往日“所有器物均已送人”的说法，颤颤巍巍地把王先生带到月亮湾的田野中间，从一段田埂下挖出了埋藏二十多年的最后一批精美玉器，其中包括造型和质地都属上乘的玉琮、玉瑗、玉钏和玉磬等，无偿地把它们捐给了国家。这是20世纪20至40年代三星堆出土器物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那时候两个震惊世界的祭祀坑尚未发现。
三星堆古城素描
三星堆遗址从大的地理学角度讲，其实是位于成都平原北部沱江冲积扇上的一块台地，这些垄岗状的台地是古蜀人修筑聚落或城址的最佳地点，成都平原发现的古城遗址几乎都位于这些由河流冲积而形成的台地上。三星堆遗址距成都约为40公里，距离广汉市区仅7公里，遗址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可谓商代中国的大城。即使拿它和当时中原地区商王朝的都城偃师和郑州商城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文化的发源和产生看，三星堆遗址应属典型的平原文明或河流冲积扇文明，与高原文明或海洋文明有着显著的差异。在遗址的腹心地带，也就是现在的西泉坎、月亮湾、真武宫、三星堆范围内，为三星堆古城遗址分布区，其东、西、南三面至今保存着夯土城墙的残垣断壁，似乎在无声地述说着时间的流逝和昔日的辉煌。
像所有被废弃的古代文明现场一样，我们从三星堆遗址的表面看不清这种文明的实质和内核，只能目睹到一种荒凉，一切都似乎在时间的河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现在，通过考古学家们的一次次努力，代表古蜀文明非凡高度的三星堆古城又被渐渐揭示出来，我们除了能够瞻仰遗址的荒凉和萧瑟外，同时也能幸运地进入它的内部，看清数千年前的文明结构和表现形式。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三星堆古城绝非一座一般性的聚落城址，而应是三星堆文化阶段古蜀人在成都平原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个有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古城内，曾经居住和生活着古蜀王国的最高统治者——一位手持金杖、常常在祭祀大典上发表演说和主持仪式的人。可以想见他的头上戴着坠满黄金饰物的五齿高冠，性情温和，表情肃穆，深谙占卜和天象；同时也懂得关心人民的疾苦，懂得怎样治理洪水和从事农业生产。
从三星堆遗址的地层堆积和器物出土情况分析，这是一座曾经欣欣向荣、连续使用时间长达二千年的古代城址，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中间没有出现过断裂的痕迹。因此，它的文化发展脉络如同人体的血管一样清晰可见。以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器物——陶器为例，考古学家们把三星堆文化分为四个连续发展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次为夹砂褐陶和灰黄陶；第二个时期为夏至商代前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新出现的器形有喇叭形大口罐、盂、圈足盘等；第三个时期为商代中期，陶器仍以夹砂褐陶为主，但泥质陶的比例较上一期有所下降，泥质橙黄陶基本消失，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圈足盘等；第四个时期为商末周初时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泥质灰陶的比例有所增加，器形除前几期的小平底罐、高柄豆、杯、勺等外，尖底罐和蓬斗状的竹节把豆较为流行，三足形炊器至该期的后一阶段基本消失。到了三星堆文化晚期，该遗址呈现出的国家形态已十分鲜明。我们从数次发掘的结果中可以感知这一信息，如双手倒缚、双膝下跪的奴隶石雕像，宫殿类建筑和排水设施，大型宽阔的高大城墙，各种金属质地的综合性祭祀用品，强大的国力等。这一切使得三四千年以前的成都平原充满了人类繁衍生息的热闹景象，人们面对各种自然灾难、战争和其他意想不到的困难，扎根于这片土壤并开始了文明的创建和培育工作。
一座废弃的城址所能带给我们的思索还远不止于此。三星堆遗址被城墙圈定的范围共有2.6平方公里，如今在它的东、西、南三面仍然伫立着残缺不全的夯土城墙。东城残墙长约1090米，南城残墙长约1150米，西城残墙长约650米。经过考古学家的复原推测，东、西城墙原有长度应为1700米，南城墙应为2000米。北部目前看不到人工夯筑的城墙遗迹，可能已被鸭子河冲毁，或者是当时三星堆古城北部根本就没修城墙，而是以湍急的河流作为这座城市的天然屏障，以此构成一个三面靠墙一面临水的城市地理布局。根据考古学家对该遗址城墙的解剖，我们发现它的横断面呈梯形，下部墙基宽约40米，顶部残宽约为20余米，可谓是一项艰巨浩繁的工程。由于当时取土量非常大，在墙体外侧竟然挖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壕，其结果，是使得该区域这一时期的地层和文化堆积遭到破坏，以致考古学家在此区域很难找到早些时候的文化遗存。
在长约2000米、宽约1700米的三星堆外城内，还建筑有一圈内城，如今残留的名为“三星堆”的三个土墩，即是当时内城墙的一部分。这种大城套小城的城市建筑格局，让人想起古代长安城的森严布局和“内外有别”的皇权意识，反映出古蜀人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最初构想。沿着三星堆古城的中轴线，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文化堆积异常丰厚的四块台地，即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和西泉坎。1929年春天燕道诚发现的玉石器坑，以及1986年发现并发掘的两个满坑都堆积着古蜀礼器的祭祀坑，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这一事实表明，该区域应为三星堆古蜀王国之“内皇城”或宫殿区。而在别的区域，考古学家们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木骨泥墙式小房子、陶质酒器和食器、小型墓穴和窑址等，这些皆透露出底层社会寻常巷陌间浓重的市民生活气息。
三星堆遗址城墙的修筑方法，较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大型建筑更为先进，它的底部是采用土坯砖奠基，然后再添加散土加宽夯实，一层层垒筑至顶部。这一方法无疑开创了中国城墙建筑的先河。按照常规来说，城墙的主要功能应用于防御，就像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各大古都都曾有过的城墙一样，其防御的功能突显。但三星堆城墙的构筑却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除了防御外，它还有另外的用途。从三星堆现存古城墙分析，它的顶部宽度几乎为底部宽度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说，它的墙面不是垂直或接近于垂直的，而是形成了一定的坡度，这种坡度对于防御而言，恰是破绽所在，也是其要害所在——因此根据三星堆现有地形地势、河流分布以及文献所透露的点滴信息来看，三星堆城墙应兼有防洪大堤的功能。
洪水在李冰治理都江堰以前，一直是成都平原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中得知，洪水在这块冲积平原上纵横肆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依照水的特性采取疏导方法治水，而是采用更为原始笨拙的堵的方法或拦截的方法。在三星堆遗址，我们至今尚能发现河流冲毁城墙，并且从城中肆意穿过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