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草堂唐代遗址
2001年10月，成都著名的杜甫草堂在进行地下管网施工时，意外地发现一处大型的唐代房屋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厨房生活用品、建筑残片、唐代水井等珍贵文物，呈现出比较完整的唐代杜甫草堂的生活原貌和特征。
最初发掘出土的是七个完整的碗和一些陶瓷碎片，碗上的支钉和半釉是较为突出的唐代器皿的标志。随后又在遗址出土了大双耳罐、香粉盒子、荷叶釉碗等陶瓷制品，这些带有寻常家庭气息的器皿似乎让我们看见了草堂旧主杜甫的某些生活侧影，比如他亲自搭建的简陋茅屋，以及从茅屋上袅袅升起的炊烟。考古学家们在仔细清理这个类似于厨房遗址的土坑时，又发现了已成粉末的唐代大米和一把完全锈蚀的铁制锅铲。同时出土的还有双耳酒壶、荷叶边果盘等器皿，其精美甚于前朝同类器皿。一件盘口瓶尚散发着青黄色的迷人光晕。这几件器皿造型精美，属成都地区唐代出土器物中少见的珍品。目前，数十件碗、盘、罐、缸等日常生活用品的出土，已经基本复原了唐代草堂生活区的原状。通过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器皿，人们可以想见唐代成都生活的质朴和温馨。
当年11月，又在考古工地发现一口完整的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水井，以及墙基、柱洞等多处唐代民居遗迹。这口唐代水井直径约60厘米，井口淤积的泥土显得比较湿润，似乎还有活水从地下慢慢浸出。
此次杜甫草堂唐代生活遗址的发现，是成都地区唐代遗址目前出土器物最多的一处，整个遗址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日常生活气息。遗址发掘的同时，已有热情的媒体对该遗址作出推测，认为它们应当是杜甫当年的遗物，说不定杜甫曾经使用过其中的一只碗，他用他那写出过光耀千秋的诗句的手轻轻地端着这只碗，碗的边沿甚至留下过杜甫的齿印和唇印……其实这样的猜测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附会。至少在发现杜甫的私人物品或手稿前，我们不能肯定这就是杜甫的旧居和家庭生活用品。
杜甫骑着一匹瘦骨嶙峋的马，带领家人翻越秦岭来到成都是公元759年冬天，他在成都杜甫草堂一共生活了大约四年的时间，然后在川东逗留一年多，又沿长江出川，最后凄苦地死于岳阳。据杜甫的诗句记载，他们一家人在浣花溪畔选择一块空地搭建草堂寓居时，当时的浣花溪畔还比较荒凉，只有零零星星少许几家当地住户。草堂落成以后，杜甫写了一首名《堂成》的诗来纪念那个特殊的日子：“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从当时的环境来看，有桤树、竹林、白茅的浓荫遮盖着这个新家。新居刚建成不久，就有几只燕子啁啾着来这里筑巢了。而且草屋前面还有一条沿江的小路，顺着它，杜甫可以优哉游哉地走到郊外去踏青。
当时杜甫有个朋友在成都做官，替他在当地官府中谋了一个差事。年过半百的老诗人在成都过的是一种半官半民的闲散生活。此次杜甫草堂唐代遗址的发现，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与杜甫当时的生活景况比较契合，但我们无法排除以下两个疑点：一是杜甫在草堂仅仅居住过约四年时间，我们无法肯定这个遗址是杜甫留下的还是后人留下的。因为据史籍记载，杜甫离开草堂三年左右的时间，当年镇蜀的西川节度使崔宁的夫人——浣花夫人就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曾移居浣花溪畔以杜甫旧居为别宅。再往后，浣花溪畔因名人故居和风景优美等原因，前来这里建宅居住的人逐年增多，所以没人敢肯定新发现的地下遗迹是杜甫留下的。其次，当时的杜甫草堂仅为几间破败的茅屋，而现在的杜甫草堂已是一个巨大的园林，有谁知道公元760年左右兴建的草堂旧址在哪儿呢？
杜甫草堂唐代遗址的发现，增加的是杜甫草堂的文化含量，而不是杜甫本人的传奇色彩。
唐代的成都城门
1990年3月，成都地区的考古学家在市区西南部的人民路135号旧址发现一座唐代的城门和一座宋代城门遗址，由于此次发现是成都城市考古同类题材的首次发现，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两座城门遗址原被明清城墙叠压着，经过清理，发现时间较早的唐代城门宽6.6～6.7米，复原后的进深（即参照城墙的宽度）约为10米。门墩是采用夯土外加包砖的方式修筑的，包砖下面有一列石条作为整个门墩的基础。门扉位于城门的中部，朝内开启。同时发掘出土的还有门础石、门砧石、门框石、木质门扉钉、包门铁皮以及门泡等，也就是说，唐代成都城门的门扇是木质的，大约有点类似于故宫的城门，非常厚重，门扇的四周还包了一圈铁皮，门上还有门泡钉等装饰物。
门道是用砖铺设的，当出城进城的唐代成都人推着独轮车从此经过，会听见车轮在平稳的砖地上轻微的摩擦声。发掘清理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关注，即包门的铁皮有被火烧的痕迹，而且城门门道中堆有大量的红烧土，据分析这种土也是大火焚烧的痕迹。看来，这座唐代成都城门遗址是毁于大火中的。
离这座被毁弃的城门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一座年代稍晚的城门。这座城门宽6.7～6.9米，进深残长8.1～9米，基本与第一座城门相当。门道中发现大量石条，门道地面未铺设砖块，而是硬土地面，路的中央位置才铺垫一溜砖块和卵石的混合物。有趣的是，考古学家们竟然在城门过道上发现了车辙的痕迹。这些清晰的痕迹是唐宋时期的独轮车或双轮车留下的，当时车上装着什么货物？是药材、棉布，还是笨重的石材或木材？按照中国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城门每天的开启有固定的时间，且有为数众多的士兵把守，它既是一座城市普通市民的商业或旅游通道，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通道。
清理发掘工作完成以后，考古学家们断定第一座城门始建于唐代，毁弃于北宋初年；而第二座城门修葺使用于北宋，甚至到了南宋或更晚还在使用。唐代城门是采用夯土加包砖而修建的，夯土为紫色，纯净无杂物，它跟成都平原上一般的黏土完全不同，基本不含沙质。这种土遇水时容易绵软，但晒干以后却异常坚硬，看来是专为筑城而精心挑选的。在包砌夯土的青砖中，发现有部分墓砖，这个发现符合唐末高骈创筑成都罗城的记载：“骈版筑罗城……开掘古墓，取砖瓮城。”当时的筑城方法是先用木板夹住黏土夯筑，墙体筑好以后再在外围包砌青砖。这样有利于防止雨水对夯土的侵蚀，同时也可增加城市的防御和耐久能力。
见于文献记载的唐代成都罗城的城门有七座，即：大东门、小东门、万里桥门、笮桥门、大西门、小西门和太玄门（北门），根据此次发掘的唐代城门方位推测，它应当是唐代的笮桥门遗址。
笮桥门被一场大火所焚毁。根据发掘现场观察，板门外的铁皮因高温的烧灼而呈熔化状态，门道上方及两侧的夯土、包砖被大火烧塌以后形成板结的红烧土块。从此迹象分析，一般的城门失火是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破坏的，而只能是战争中依靠易燃物质摧毁城门才能如此，就像后来张献忠用膏脂裹棉纱焚烧成都宫殿的石柱一样。
唐末至五代时期，割据成都的王建和孟知祥都是小朝廷的皇帝，他们的后代王衍和孟昶都是被中央政权所消灭和俘虏的，再加上北宋初期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因此这一时期成都的城门被外敌火攻告破的可能性极大。当时罗城的坚固程度是成都自建城以来最好的，城墙高二丈五尺，墙基的宽度也是二丈五尺，城墙顶部宽一丈余，城垛高四尺。城墙外部的包砖一共用了1550万块，再加周边33里的瓮城和防御工事，可以说唐宋时期的成都罗城是一座固若金汤的雄伟之城。要攻破这座城池，只有采取火攻城门的办法，因为高大的城墙是根本无法逾越的。
唐宋时期成都城门的发现，为成都城市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证，同时也为我们想象中的壮丽城廓增加了一个可以触摸的视点。
城市里的大型排水系统
近几年有关唐代的城市考古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成都科甲巷大型唐代下水道设施的发现。这是一片位于城市中心位置的地下遗迹，是当时城市管理者对居民用水和城市排水系统精心设计的杰作。
从考古发掘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尚未完全腐朽的巨大楠竹被连接成笔直或弯曲的管道，唐代成都的居民用水和雨季积水曾经通过这样的地下管道汩汩地流入江中。若将它跟我们现代的城市下水道进行比较，除了管道材料和粗细之差外，几乎找不到什么差异。唐代成都的城市管理者已经有了一种废水疏浚的先进理念，这种理念到现在还不过时，就像伟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它的作用一样。
复原唐代成都的地理环境，可以看到，当时成都要比现在潮湿和低洼许多。通过汉代的水井可以看出，挖地一至两米，就会冒出清水来。在这块多水的平原上建筑城市，经常遇到的问题肯定是水患。每当雨季来临，当时成都的街巷一定积满了难以排除的雨水。我们也许还记得秦国宰相张仪在成都修筑秦城的故事，最初的时候，城墙刚筑起来，随即便倒塌掉了，反反复复修了数次，就是因为成都太低洼潮湿了。城市的管理者站在高处的屋檐下，看见大雨之后成都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积水，很不利于人们的生活，因此他就想，得想个办法把这些积水疏通到低洼处的河道里去。
这个想法得以实施是在第二年的冬季，这时候雨季的积水已经基本上消退了。人们在街的两边挖出一条沟濠，然后把空心的楠竹安埋下去，一根一根连接起来，形成长长的排水通道。这个工程完工以后，第二年科甲巷附近的居民没有遭受积水淹没院子的灾难了，因为大量的雨水都通过下水管道流走了。
多么简单易行的一个设想，这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人的灵感闪现，你能说古人的脑袋瓜子不好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