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就是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东京”、“大梁”、“汴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建都于汴梁。金灭北宋后,改东京为“汴京”。元明时代,开封又曾称为“汴梁”和“北京”。因此,开封素有七朝古都之美誉。
开封建城距今已近三千余年。周朝时期,周文王之子毕公高,曾经在此筑城。至于“开封”之名,则始于春秋时期,取郑庄公“开拓封疆”之意。
到了北宋时期,这里是军事防御色彩非常浓厚的都城。朱耀庭先生在《北宋首都东京城建规划的特点》一文中,描述了东京城池的整体风貌:“北宋东京城的外城可谓军事防御的典型,城高四丈,城基宽五丈九尺。城墙之外,敌楼相望;城垣之上,女墙密植,马面战棚百步相接;城墙以内,榆柳成荫,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内贮防守之器,利刃横排,钩矛并列;城墙四周护城河宽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两岸杨柳成行,卫兵布列,禁人来往。同时,在都城周围又屯兵设防,北宋统治者的本意是以城池之固替山河之险,恃甲胄之众代关塞之扼,即用人工设置的重重障碍拱卫京师所在、天子居所”。东京城是河南省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也是全国着名的中州古城,是我国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城垣建筑。
《吕氏春秋》中说:“古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这一说法成为古代帝都选址的原则之一,唐玄宗之前,都认为关中地区是天下土地的中央。但是随着疆域的扩展,“洛阳中心说”受到质疑,根据《全唐文》的记载,“开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意思就是说,在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时测得开封的岳台为大地之中。这为后来诸朝代定都开封提供了参考。
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四分五裂,开封地理条件非常适宜农业经济发展,作为一统天下的基础,先后成为后梁、后晋、后汉及后周的帝都所在。公元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退位,建国称帝,改名晃,史称后梁。后梁就是以汴梁为东都,号开封府。北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称帝,建立大宋王朝,仍以开封为帝都,当然光造城还不够,最好还要有舆论基础,这样才能让人相信赵宋王朝是受命于天的。完成这个工作的就是宋真宗赵恒,他伪造了三篇“天书”,并把这三篇降在汴梁皇城的宣德门上,而且为保存天书,还兴建宫室,劳民伤财,被传为宋真宗版的“天书奇谈”。
光有这些是不够的,最主要的都城所在地区是否便于统治全国。唐以前都把帝都选址在关中,因为有“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说法。但是从唐朝以后,关中地区的地位日益衰落,粮食生产已经供不应求。无粮则不稳。宋太祖开始认为西京地势得天下中正,有建都的想法。臣下李怀忠认为:“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至江淮数百斛,禁卫数十万人仰给于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赵匡胤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建都汴梁,看重的就是“有汴渠之漕,岁至江淮数百斛”。东京城不仅是一朝帝都,又是一座河道纵横、桥梁密布的灵秀之城。东京城内一共有四条人工运河(五丈河、金水河、蔡河、汴河)像玉带一样穿城而过,在四条河上,一共有大小桥梁三十四座,其中以虹桥和州桥最为着名。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为我们描绘的就是北宋时期虹桥的壮观与繁华:商铺林立、飞桥卧虹、舟船往来、白帆碧空、人影穿梭、车水马龙,这正是北宋东京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
北宋王朝是我国传统王朝的集大成者。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在宋代都趋于成熟,而且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陈寅恪先生对赵宋评论道:“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是当时几个政权中的“强国”,这个“强国”却在战争中输得一败涂地,败给了那些无论从疆域,还是人口,还是经济的发达程度都远不及自己的辽、西夏、金的手里。宋朝虽然强大,但是却没有汉唐以来的骄傲,反而常常是左支右绌,为不断的边境战争而疲于奔命。先后和辽,西夏,金,蒙古等打过仗,也求过和,签定过耻辱的城下之盟,最终还是不免亡国噩运。
北宋末期,帝都东京成了那个时代精神面貌的缩影。我们也可以把汴梁城冠以“集大成”的名头。这里的“集大成”并不是说汴梁城有多么辉煌灿烂,相反,它代表的是一种没落与失败,战败的噩耗与“岁币”的困扰把这座都城连同都城以外的宋朝疆域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自私的心态在整个都城里流窜,上至皇帝,下至百官,他们都有文化、都有地位、都有权力,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没有职业道德,面对重压都畏缩不前,心里唯一想的就是苟且偷生、保全地位、保全财产,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输掉了战争、丢掉了江山,扔掉了名声、遗臭万年。
宋朝的创建者希冀这个王朝能够永存,但是创业难,守成更难,难就难在指点江山的人能否时时刻刻、世世代代都能保持那种开疆拓土的雄心与励精图治的决心。赵匡胤的后人们早就失去了“一条杆棒等齐身,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豪情与霸气。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话一点都不假!
“书画皇帝”宋徽宗,可与亡国之君同说到北宋末期,我们必须讲一讲在汴梁皇城中的宋徽宗赵佶。赵佶在北宋乱世时期的地位很特殊,他虽然不是亡国之君,却“享受”了亡国之君的待遇。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是事情发生在宋徽宗身上却是合情合理。
徽宗皇帝可以称作是“性情中人”,他在诗、书、画方面的造诣非常深,把“书画皇帝”的称号授予赵佶是一点不为过的。但是这个宋徽宗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其本人更是昏聩不堪。当然,哪个朝代都会有一个皇帝要成为亡国之君,历史会把他的政治生命连同整个政权一起掩埋。到了北宋,这样一个角色就是宋徽宗赵佶来扮演的。治明史的有一句话:“明实亡于万历。”同样,回顾北宋的历史,我们可以依葫芦画瓢地说“北宋实亡于宣和”,宣和就是宋徽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宋徽宗本人可与历代“亡国之君”同列。
赵佶生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十日。关于他的出生,还有一个传说,其父宋神宗曾观看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不久徽宗就降生了。“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使人们普遍相信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还有人说赵佶因为是李煜转世,所以赵佶断送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就是为李煜报了亡国之仇。当然这只是个传说,虚构成分极大,不足为信,其中唯一真实的信息就是赵宋江山的确是在赵佶的手中丢掉的。
赵佶自幼生长在皇宫大内,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上面所讲赵佶乃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
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和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八百多年来,无人能及。除了极富个人特色的瘦金体,他的楷书和草书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楷书作品《芳依翠萼诗帖》被后世评论家称为“神品”,他的《草书千字文》被人拿来与盛唐时期的草圣张旭与怀素和尚相提并论。在绘画领域,赵佶更是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画家之列。
徽宗皇帝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都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徽宗皇帝赵佶也因此获得“最具艺术气质奖”,在历史上有“书画皇帝”之称。
据说,汴梁城破之时,赵佶听到城中财宝物品被掳掠毫不在意,但听到皇家书画、藏书也被抢去,却仰天长叹。也许赵佶就是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希望借自己的丹青水墨彪炳史册,流芳后世。但是世事无常,事情的发展偏偏不能如他所愿。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赵佶的爱好给了手下的子民们又一个登上仕途的机会。使一些投机分子找到了当官的捷径,他们纷纷亮出各式各样的书画作品,用以求得赵佶的赏识,当然不是赏识他们,而是赏识“东西”。就凭借这些“东西”换来加官晋爵、一步登天的机会。其中蔡京就是典型。
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今福建仙游)。徽宗秉政期间,拜尚书左丞、右仆射。后拜太师、封鲁国公。作为大奸臣的蔡京,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大家是否知道,蔡京可是当时的书法名家。他最擅长行书,“字势豪健,痛快沉着”。蔡京以极高的书法造诣,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北宋四大家,或谓“宋四家”。后来由于其人品问题,被逐出“宋四家”的行列,我们现在所指的“宋四家”是指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蔡襄就是蔡京的堂兄,但是当时就有“京胜于襄的说法”。据说有一次,蔡京曾经在两个小官儿的扇子上,题了两句杜甫的诗。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发达了起来。一问才知道,蔡京题过的扇子,被当时还未登上皇位的端王赵佶花两万钱买走了。由此可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
蔡京中进士后先从基层的地方官做起,后来任中书舍人、龙图阁待制、开封府知府,成了一名京官。在外人看来,蔡京的仕途应该是一路坦荡,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蔡京仕途出现了不顺。宋徽宗赵佶初即位(1100年),蔡京因为宫廷党争被弹劾夺职,远离了东京这个权力中枢,到杭州去了。这对一个曾经是开封府知府的蔡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千方百计地寻找复职的机会。
这时,徽宗这个书画皇帝给蔡京了一个天赐良机。他派宦官童贯到杭州访求书画能人。这个宦官童贯可是徽宗皇帝身边的红人,赵佶对他极为信任。蔡京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紧紧拉住了童贯这条线,“京与(童贯)游,不舍昼夜”。当然这也免不了请客送礼、游山玩水,蔡京在百般巴结后,与童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童贯一口气把蔡京的作品都“打包”
送进了东京皇宫。而且为了徽宗皇帝能在第一时间看到蔡京的作品,童贯特别关照手下太监把蔡京的作品要直接拿给徽宗皇帝过目。宋徽宗早就听说过此人,看到蔡京的作品后大加赞赏,进而开始注意这个被贬出东京的官员。
事实证明蔡京是聪明的,蔡京得到了徽宗的启用。崇宁二年,蔡京乘机排挤掉宰相韩忠彦、曾布,扶摇而上出任相当于大宋朝的副宰相的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又官至太师。蔡京从此的仕途在徽宗的光芒照耀下一路坦途,先后四次出任宰相,共达十七年之久。蔡京利用自己的书法、徽宗的信任、朝廷的党争争取了复职的可能、升迁的机会,制造了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场面。这就是封建王朝的乱世,吏治的腐败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蔡京只是一个例子。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东京这个都市里不断上演的这种你方唱摆我登场的“官帽游戏”。
史书载,“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在博得徽宗的信任之后,蔡京开始诱导、纵容徽宗皇帝恣意享乐,并将现实的享乐和圣人的境界联系在一起,坐在皇宫里徽宗皇帝被蔡京吹捧得迷迷糊糊,以为自己身处凌霄宝殿,底层百姓的疾苦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除了书画作品,宋徽宗还酷爱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头。为了搜集奇石,崇宁四年(1105年),徽宗下令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负责专门在南方为他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并装船成批运往京城汴梁,当时,管这样成批运送的货物叫做“纲”,向京城运送奇花异石的船每十艘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起初的“花石纲”是蔡京为了讨好皇帝而置办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架不住宋徽宗的赞赏,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花石纲”迅速发展成全国范围内的“运动”。
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奇花异石,各地官吏眼睛都蓝了,像猎犬一样嗅寻猎物,哪家有一块较别致的石头或一株少见的花木,“应奉局”的恶棍们便闻风而动,闯进民宅不管三七二十一,用黄纸一贴,就算是赵宋“皇家”的物品了。史书记载,“花石纲”掠夺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形成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灾难。而最初负责此事的朱,因为进献“花石纲”有功,人气飙升,一路加官晋爵,居然爬到了能与蔡京平起平坐的地位。蔡京、王黼与童贯、朱、梁师成、李彦等四人,都是靠给宋徽宗逢迎拍马得到位极人臣的地位,时人称之为“六贼”。
东京的风气被这几个败类搞得乌烟瘴气。大家都知道以徽宗皇帝为首的这个“小团伙”在皇宫里搞的这些荒唐勾当。东京的茶馆、酒肆经常会风传皇宫里的新闻,成为市井之上的笑谈。东京百姓提到“六贼”,恨得牙根痒痒,都知道他们蛊惑皇帝,擅权弄事,但是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说。
“六贼”的弄权、皇帝的昏聩、再加上“花石纲运动”,最后终于点燃了农民反抗斗争的导火线。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在河北路起义。当时宋江的农民军被蔑称为“河北剧贼”,北宋朝廷曾下诏进行招降。但宋江未受招安,而是于次年转战南下京东路,被称为“京东贼”,活动于青、济、郓、濮(今山东鄄城北)诸州境内。此时正值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也于浙江东南一带举起义旗,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
宋江起义军的活动的地区离首都汴梁非常近,甚至带兵攻打东京。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宋江就像徽宗手里的一根木刺一样,农民军的规模虽不大,但战斗力较强,而且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徽宗“动辄手痛”,因此宋江成为朝廷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宣和三年二月,在海州(今连云港市区西南部)为知州张叔夜“伏兵乘之,擒其副贼,(宋)江乃降”。
再说方腊,方腊在《水浒传》里也被提及,方腊率领的义军是北宋末年农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深受“花石纲运动”迫害的两浙人民纷纷响应,攻占睦州、歙州。消息传到首都东京,徽宗派亲信宦官、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童贯统率数十万原准备攻辽的大军,迅速南下。宣和三年四月中旬,方腊在东西两路官军的夹击下,为官军小军官韩世忠所俘,起义宣告失败。方腊被俘后没有投降,被押解至东京汴梁,于八月下旬被斩于东京街头。
徽宗政权是比较幸运的,它没有像以前王朝那样,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倾覆倒塌,但是,徽宗并没有因此事而醒悟,而是使得朝局更为黑暗腐败。宋徽宗即位十年,官员数量增加了十倍,官俸开支也相应地增加了三倍,国库超负荷运转。这些负担自然要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六贼”之一的李彦奉宋徽宗之命主持“西城括田所”工作,设置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抢夺民田,强迫自耕农充当皇家的佃农,向政府交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