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盛宣怀首倡东南互保。密电各督抚及上海各国领事，约定长江流域及苏州、杭州等地，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保护；上海租界中外商民生命财产，由各国共同保护。此即《东南互保条约》。
1901年，盛宣怀任办理商务事务大臣，议办通商各条约，改定进口税则一切事宜。1902年正月，任工部左侍郎，奏设勘矿总公司，一手经营卢汉、粤汉铁路总公司及淞沪铁路诸事宜。1908年2月，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右侍郎，主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同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
1909年，轮船招商局董事会成立，盛宣怀被选为会长。1911年，内阁改制，盛宣怀简授邮传大臣，数月间，收回邮政，接管驿站，规划官建各路，展拓川藏电线，厘定全国轨制。建议清廷将所有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各省集股商办铁路，收归国有，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改由向外资借款官办，引发四川、广东、湖南、湖北保路运动。清朝官员群起指责盛宣怀肇祸，成为众矢之的。后资政院弹劾盛宣怀违宪、乱法、激兵变、侵君权，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通过其代表告诉盛宣怀，民国对他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
1913年2月22日，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推选盛宣怀为总理。会后，又被举为董事长。5月18日，招商局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盛宣怀为副会长。
盛宣怀认为孙中山在兴办实业方面“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
袁世凯则“措置大局，举重若轻，实超秩乎汉、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
当革命党人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时，盛宣怀避居青岛，迫切希望袁军获胜，革命军速败。1915年，日本曾威胁利诱盛宣怀同意“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遭盛宣怀拒绝。1916年三月二十五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终年七十三岁。编着有《愚斋存稿》、《盛宣怀未刊信稿》及《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等。
本期三大经济要闻之三
困境中的两难选择
——清廷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
是“自行筑路”还是“借款造路”？积贫积弱的清帝国左右为难，即使后来被迫选择了后者，也仍是战战兢兢。与“奏办有年，多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鲜明对照，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见利迅速，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一残酷的问题：仅靠政治热情和宏伟计划能否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
要闻报道
1898年，英使窦纳乐向清廷请准由英商承造苏杭甬等五条铁路之权，英商怡和洋行据此与清铁路总办大臣盛宣怀秘密签订草约，拟向英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然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清廷一直未敢签订正约。
1905年7月24日，江浙绅商一百六十余人为抵制英国掠夺苏杭甬铁路主权和美国索要浙赣铁路主权，于上海集议，决定创设商办浙江铁路公司和江苏铁路公司，自力筹款筑路，由两公司分别先开工建筑沪嘉段和杭嘉段铁路。其中浙路公司，汤寿潜、刘锦藻被推为正、副总理，湖州南浔张宝善、张增熙、邢墙、邱炳圻等被选为公司董事，周庆云、李松筠为监察员；苏路公司，王穆清、张謇被推为正、副总理。以军机大臣王文韶为首的一批浙籍京官声明支持浙路自办。
清廷为缓和各方矛盾，批准浙人自办铁路的要求，授汤寿潜为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事宜，并责成盛宣怀与英方交涉撤废草约。
英商获知此讯，强烈反对，立刻通过英驻华大使与清外务部交涉，拒不同意废除草约，威吓道：“浙江绅民无理之举动颇有险碍”，清廷“如仍袖手旁观，深恐两国纠葛，华英利益，均受巨亏”，企图胁迫清廷勒令浙路停工，与英方签订正约。
清廷两难之下，提出所谓“两全之策”——“借款”与“筑路”分开，由清廷向英方借款，再转借两省铁路公司自筑铁路。而实际上将路权抵押给了英国。
本年（1908年），3月6日，清廷不顾全国反对，令外务部、邮传部与中英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款额为一百五十万英镑，实收一百三十九万五千镑，专作建造沪杭甬铁路购办车辆等用。利息五厘，每年交付一次，十年后逐年还本，三十年为限。11日，清廷令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为会办商约大臣赴沪办理商约，改沈云沛署理邮传部右侍郎。
消息传出，江苏铁路协会分别致电清军机处、资政院、外务部、邮传部、都察院，指出在苏浙路事中盛宣怀、汪大燮卖国卖乡，其罪状较山西矿务胡聘之、贾景仁尤甚，要求对盛宣怀、汪大燮两人分别惩处。
要闻内幕
上年（1907年），苏杭铁路沪嘉段由中国绅商主持，开始自主动工修筑。
与之同时，英国强迫清廷签订修筑沪杭甬铁路借款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合同。
9月11日，正在硖石工地主持施工的浙江铁路公司副总工程师汤绪，听说借款约定将在北京签字，气愤异常，连夜赶到杭州，向公司力陈英国妄图夺取中华铁路之权的险恶用心。14日，汤绪回到家乡湖州，开始绝食，以示其与铁路共存亡的决心。
汤绪之后，刘锦藻等倡办的杭州高等工业学堂学生邬钢、姚定生、叶景荣亦相效法，悲壮地选择了“以身殉路”的极端抗议方式。
消息传出，江浙两省各界群众悲愤填膺，掀起了声势更加浩大的拒款保路风潮。
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痛斥清廷“宁令国人死，毋触外人怒”；苏浙两省铁路公司公推张元济（浙方）、杨廷栋（苏方）等四人为代表，赴北京交涉，上书痛陈借款出让路权的危害，斥责清廷卖国行为，宣布开除主张借款的汪大燮、盛宣怀等四位浙籍京官的浙籍。
讽刺列强霸占中国路权的“各国联合龙灯大会”图1907年10月12日，汤寿潜、刘锦藻主持召开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一致表示“款本足，无待借，路已成，岂肯押！”、“宁渴不饮鸩酒！”，坚持“商办拒款”；在国内首次成立群众性的保路组织——“浙江国民拒款会”；提出罢市、抗租、抗旨等口号；通电各省请求声援；公开向民间招股。浙江各地（包括上海浙籍人士）绅民，包括数万名工人、学生、店员、挑夫、僧道、优伶、妓女、乞丐，均踊跃认购路股，一时间，“杭垣舆论”、“街谈巷议”，“人人皆以不附路股为耻”。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直隶等十四个省四十八个府县人民，也纷纷向浙江铁路公司出资购股。仅一个多月，认购铁路股款达到两千三百万元之巨，几为英国借款数（一百五十万英镑，约合一千万元）的两倍多。数额之巨，震惊朝野。
1908年初，浙江旅沪学会（周晋镳继张元济任会长）在上海组织“上海浙江保路会”、“妇女保路会”（女界保路由经慧贞、汤国梨等负责）。
光复会决定在保路运动中组织决死党，派竺绍康办理。因杭州保路大会由立宪派把持，没有通过组织决死党的提议。
2月，浙江旅沪学会召开六千人拒款保路大会。会长周晋镳号召努力集花絮
拆字
1908年2月10日，申报刊登了一篇《拆字》。略为：
沪杭甬铁路借款事引起苏浙大哗。吴越千里，风潮猛兴。一日，拆字摊前，拆字先生问：“客人尊姓？”来者答：“敝姓华。”“请教台甫？”“草字保权。”“拆何字？”“袁。”“问何事？”“江浙路事能否转圜？”先生连连摇首：“将‘土’字除掉上一画，领土失其半，便成一‘哀’字，哀莫大于心死，还要望好？袁加一犬是个‘猿’字，还好说有人心吗？袁加圈为‘园’，与‘国’
同为一圈，‘袁’字钻进，‘国’即不国了。转圜的‘圜’与所拆之‘袁’
中均有‘哀’字，则无还归之望。袁中‘哀’字外又无圈，更恐转他不转。
这等转圜的话，就此算了罢。”华保权长叹一声而返。
股保路，“勿稍疏懈”。报人庄景仲称保护路权是因政府“与国民宣战”，引拿破仑语“军事争最后十五分”，激励各界坚持到底。
然清廷仍于1908年3月与英国正式签订借款合同，改苏杭甬路为沪杭甬路，命苏、浙两省接受《沪杭甬铁路存款章程》，按规定将所借英款一百五十万磅存于邮传部，由邮传部负责还借，所谓“部借部还”，并架空两省铁路公司，在其下设“沪杭甬铁路局”，“聘用”英国工程师主持局事。同时下令解散“国民拒款会”，调动军队，以武力相威胁。
以汤寿潜为总理的“浙江国民拒款会”全体成员怒不可遏，通告各府州县人民：“木腐虫生，以借为夺，是可忍，孰不可忍！”多次致电军机处，谴责邮传部“掩耳盗铃”，“不渴而饮鸩”，强烈要求把盛宣怀逐出邮传部。汤寿潜等甚至欲以辞职抗议对盛宣怀、汪大燮的任命，与清廷形成尖锐对抗。同时，汤寿潜与张謇合议，苏、浙两省铁路公司坚持不用部拨借款，利用英款不到位等违约行为，要求清廷废约、退款，撤回英国工程师。
清廷则任汤寿潜为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企图调虎离山。
汤寿潜两次拒绝受职，坚持在浙江主持拒款修路。1909年8月，江浙自办的沪杭铁路全线通车。汤寿潜、刘锦藻主持下的浙路公司以其资本之丰、工程之速、质量之优、造价之低、经营之卓着，被举为“商办之最”。
清廷却于1910年8月下令将汤寿潜“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
浙江全省大哗，掀起了保汤、援汤的热潮。
浙江旅沪人士三千多人，“由范贤方率领，乘一列火车，浩浩荡荡直驶杭州，至抚署请愿”；浙江咨议局要求浙江巡抚代奏清廷，收回成命；浙路公司董事局致电邮传部，称“路由商办，总理由商举，权在股东，朝廷向不干预”，要求收回成命；次年2月，浙路公司更会同苏路公司通过决议，裁撤邮传部强加于苏浙的“沪杭甬铁路局”，辞退英国总工程师。
苏、浙两省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使清廷及英方一筹莫展，不得不废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将沪杭甬铁路借款移作开封、徐州铁路之用。苏浙保路运动取得了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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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浙籍绅商孙宝墒等为自办全浙铁路集股两百余万两，拟订路章、缮送清单，呈请商部批准立案，请力拒英商，坚持路权。
1907年，为保证浙江铁路的顺利自办，刘锦藻等人发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商办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共集资一百万股。刘锦藻及南浔绅商周庆云、张澹如、庞元济等为主要股东。
在筹集建路资金方面，刘锦藻刘氏家族为第一大股。刘锦藻称“吾掷资此中，及招戚友之股，约近百万金”。刘氏家族个人及堂号认购一万元以上者有近二十户之多。
南浔“四象八牛十二金狗”（当时南浔百姓把资产超过一千万银两的富商称为“象”，资产超过五百万的称为“牛”，资产超过一百万的称为“金黄狗”）各大家族均多有认购一万元以上者。湖州商务分会总理上海早期轮船商李恺投资一万元，上海申大机器磨面公司创办人王震、上海商务总会议董杨兆鏊各投资五千元。
工人、学生、店员、挑夫、僧道、优伶、妓女、乞丐，均踊跃认购路股，浙路公司股未满五元的小股东户数达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四户。
思考历史
一、从“不借洋债”“自行筑路”到“造路不如赎路”
甲午战争前，中国铁路建设基本以试办名义募集商股，再或以官帑接济或官商合股修建。资金不足成为铁路发展的最大障碍。
开平矿务局出资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在准备继续修筑由阎庄经大沽至天津长约九十余公里的路段时，即遇到筹措资金的困难，仅招到商股银十余万两。李鸿章于天津借银十六万两，仍与预计数额相差甚远，于是借了第一笔铁路外债，向英怡和洋行借银六十三万余两，向德华泰银行借银四十二万余两，方得告成。奕、李鸿章等以为要进行大规模铁路建设，“暂借洋债，亦系不得已之办法”；他们还看到外国也多利用他国资金建路，“鲜有自力能成者”；且铁路建成后“则本息有所取偿也，而国家所获之利又在久远也”，因此主张“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取日增之利，偿岁减之息”。
但当时绝大多数人反对借用外资，上奏“专止洋债”，“铁路不可借洋款以自累”。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不仅要自筹建路用款，而且还要自制铁轨。
他豪迈道：“度支虽绌，断无合天下全力不能岁筹二百余万之理；中国铁虽不精，断无各省之铁无一处可炼之理。”“晋铁如万不能用即用粤铁，粤铁若亦不精不旺，用闽铁、黔铁、楚铁、陕铁”，“岂有地球上独中华之铁皆是弃物！”“筹款如能至三百万，即期以七年，如款少，即十二三年，如再少，即十五六年，断无不敷矣。有志竟成，此无可游移者也。”大获朝野赞同，连奕亦称“其论甚壮，其志甚远”，而放弃借款计划，上奏建议由户部每年拨银两百万两，专供铁路之用，“再加以海防新捐，分年办理”。清廷随即下谕：“请饬部岁拨的款二百万，不借洋债，不购洋铁，用蒇全工，如所请行。”
由此，清廷定下了“不借洋债”“自行筑路”的方针。
甲午战后，清廷决定速修津卢铁路和卢汉铁路，尽管财政较前更为窘困，仍决定只筹集国内资金，“不得有洋商入股为要”。然而后来查明，所筹相当一部分所谓华资，实际是替英美资本揽办。官商款项无着，铁路修筑几陷停顿。以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为代表，部分高层官员意识到只靠筹集本国资金不可能迅速建成铁路，转而主张利用外资。他们陈明形势的严峻性及自造铁路的急迫性，指出“洋股必不可恃，华股必不能足”，只有“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洋债之一策，集事较易，流弊较少”。清廷不得已同意卢汉铁路和津卢铁路借款修建。此后，清廷短期内连续签订了一系列铁路借款合同，包括与英国汇丰银行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与美国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等。
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因资金充足，建设速度快。1906年至1909年，京汉铁路、沪宁铁路、汴洛铁路三条长线相继竣工，与“奏办有年，多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鲜明对照。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见利也迅速。如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条铁路——着名的京张铁路，即提取借用英资的关内外铁路余利所建，后京张铁路又得以向绥远方向延长。而赎回日本擅筑的奉新铁路的赎款，也提自借用英资的津榆铁路余利。时人称：“虽借款颇为当世所诟病，然使当时不借英款以筑津榆，不但奉新无从赎回，即京张、张绥亦将为俄人所图，焉有自我鸠工之一日？”1909年，清廷从比利时手中赎回京汉铁路，虽赎款为外资，但挽回了该路全部路权。京汉路赎回以前已开始获利，年收入两三百万两，且沿线工矿业得到发展，兴起了一批新兴城镇。
此时期，清廷还先后签订了《津浦铁路借款合同》，赎回京汉铁路的《英法借款合同》、《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广九铁路借款合同》、《津浦铁路续借款合同》等。借款条件，如借款折扣、酬劳费等多较前有所优惠。
1911年前，中国共建成铁路9618.1公里。其中，中国出资建筑、经营的铁路为665.2公里，约占总长的6.9%；列强出资建筑、经营的铁路为3739.7公里，占总长的39.7%；借款筑路（包括先自办，后借入外资的铁路）5192.18公里，约占总长的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