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请愿代表团“诚不已，则请亦不已”，在北京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并致书各省咨议局、教育会、商会及海外各埠华侨等，倡议组织分会，各举赴京代表再上请愿书，同时成立“国会期成会”，以为请愿团后援。请愿活动进一步扩大，各省签名请愿者达三十万人之多。6月16日，请愿代表八十多人前往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十封，请为代奏。27日，载沣召见诸王公大臣，然仍议定九年筹备完全后，方召开国会，再次拒绝“速开国会”的要求。第二次请愿失败。
立宪派“决为第三次准备，誓死不懈”。8月15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召开评议会，决定通过咨议局联合会提出：国会不开，则应实行不纳税主义；各省咨议局今年只理“要求速开国会”一案，不达目的各局同时解散。同时鉴于资政院10月3日开院，决定提前举行第三次国会请愿。
9月7日晨，请愿代表乘车前往载沣摄政王府上书请愿。奉天留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路迎代表团，当场割股写血书，誓言“此次将以血购国会，决不似前之以文字购国会”。载沣避出不见，各代表日夜坐守，候其回府。
警卫劝归，众人皆坚持不去。民政部尚书善耆亲来商议，各代表才同意将请愿书交其代转。
与之同时，京外各界请愿运动亦掀高潮。直隶各界两千余人、开封各界三千余人、保定三千余人分别召开请愿大会，督抚陈夔龙、宝棻、赵尔巽代奏请愿书。称“此次请愿如仍不得请，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咨议局亦不许开会”。奉天省各城绅、商、士、民互相联络，拟每城派出一万人，齐集省城要求总督代奏请愿书。福建各界代表四千人在省城开会，呼吁一年以内即开国会，要求总督代奏请愿书。全国各地或罢课、游行、集会，或函电交驰，声援京师请愿。
各地封疆大吏亦纷纷表态。10月5日，云贵总督李经义、湖广总督瑞澂联电各省督抚，倡言“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10月24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请设责任内阁。10月25日，十七省督抚，如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义、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逵、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电朝廷，请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
同月22日，资政院讨论“请求速开国会议案”，气氛异常热烈。湖南议员罗杰发言：“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剜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不速开国会，互选资政院议员不能承诺新租税”。他提出：本院议员应全体赞成通过速开国会案；议长应从速上奏；摄政王应即允速开。
议长宣告用起立表决法，全场三次全体起立通过“请求速开国会议案”，三次跳跃欢呼“国会万岁”、“大清国万岁”、“大清国立宪政体万岁”。
10月26日，资政院通过请速开国会的奏稿。28日，资政院总裁溥伦将奏稿连同三个附件，一并上奏朝廷，要求“明降谕旨，提前设立上、下议院，以维危局而安群情”。
11月3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提前三年，于1913年开设议院。
同时下令遣散各地请愿代表，令“所有各省代表人等”，“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
以张謇为首的江浙代表奉命停止请愿，其他各省特别是奉天、直隶，仍要求再缩短期限。奉天先由五千余学生人人手执“请愿国会”旗帜，游行请愿。
后发展为全省八个团体四十六个州县工、商、学各界群众万余人游行，血书旗字，齐赴督署请愿。东三省总督锡良奏称形势“有迫不容待者”，国会为救亡之良药，“早服一日即早救一日之亡”，望朝廷早开国会。天津各学堂学生三千八百五十九人在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咨议局议长阎风阁和商会总理王竹林的带领下，打着各色旗帜，呼喊“誓死请愿”的口号，游行至督署。成都各学堂通电全国，“据津奉电，东省危急，蜀学全体罢课，以筹对付，请即开国会，望转各界，誓死同行”。全体上街游行演说，翌年初被镇压。等等。但总体上请愿已无法组织统一行动。清廷下令将在北京的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将天津学界请愿活动的组织者温世霖遣戍新疆。各省立宪派代表纷纷失望而归，各地请愿活动被迫停止。第三次请愿亦宣告失败。
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使立宪派中的许多人最终抛弃了对清廷的幻想，逐步走上同情或参加反清革命的道路。
思考历史
清末立宪派是20世纪初出现在中国政坛上的一个政治群体。在海外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受清廷通缉，逃往国外，在华侨中建立保皇会，以“保皇”、“立宪”、“反对革命”作为政治纲领及活动的中心内容。在国内的代表人物多是大型商办企业、路矿公司的资本家及与官方在政治、经济上密切联系的知名绅士，如创办大生纱厂和通海垦牧公司的张謇、浙江铁路公司经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首脑汤化龙等。
1901年，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指出“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民主立宪政体”三种政体中，“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中国当仿效立宪政体。同年张謇年着《变法平议》，主张效法日本，“置议政院”，“设府县议会”。1902年，康有为着《公民自治篇》，呼请“归政皇上，立定宪法，大予民权”，效法欧美及日本，“政制皆由民公议，议员由民选举，地方由民自治”。各报刊、杂志、书局纷纷发表和出版论着、书籍，介绍各国立宪史。
到1904年，讲求立宪，已成潮流。此时，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爆发，日胜俄败，给国人以巨大刺激。舆论一致认为日俄战争结局是立宪战胜专制的铁证，立宪呼声陡然高涨，“上至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倡百和，异口同声”。“立宪”与往日的“维新”一样，几乎成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
1905年，清廷迫于形势，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这一举措不但使立宪思潮广为传播，而且亦使宪政实践提上议事日程。
1907年3月以后，日本东京，康有为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成立政闻社；杨度组建宪政讲习会等。国内先后成立了江浙地区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等七十多个立宪团体，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
立宪派厘清了立宪理论。
什么叫做“立宪”？“立宪”就是“制定法律，以法治国”。
夫所谓宪者何？法也。所谓立宪者何？立法也。立宪国者何？法治国也。法治国者何？以所立之法，为一国最高之主权之机关。一国之事皆归法以范围之，一国之人皆归法以统治之，无所谓贵，无所谓贱，无所谓尊，无所谓卑，无所谓君，无所谓臣，皆栖息于法之下，非法之所定者，不能有命令；非法之所定者，不得有服从。凡处一国主权之管辖者，皆同一阶级，而无不平等者。此立宪之定义也。
实行立宪是御外救亡的重要途径，国民参与政权，“上下共谋，朝野一气，一休一戚，匪不相关”，于是“举国团结一致”，可“为对外之举”；立宪可剪除专制政治的弊端，“上之则有民选议会，以为立法之府，制一法，举一事，非得议会之可决，则不能见之实行，下之集会、出版皆得自由，举国国民咸得发表其政见，以判论国政之得失”；立宪可保障多数人利益，“遍采舆论，形成公正”。
立宪政治的两大基本要素和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是“国会”与“宪法”。
国会有法律协赞权、财政监督权、行政监督权。立宪派以为，国会是国民意志的载体，国民意志通过国会得以体现和实践。所谓“国会之意思，即为国民意思；国会之行为，即为国民行为”。国会由上、下议院构成；上、下议院由代表国民的民选议员组成。“议员有议国政之权，国民有选举议员之权”，故“国会之实权，始终操于国民之掌握，而国会乃得经久而无弊”。
上、下议院则根据“两院分立”和“两院协议”的原则处理两院之关系。
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立万世不易之宪典”。“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立宪派以为，宪法必须保障民权，立法权应“属于多数之国民”。所谓“民权自由，实为立宪政体之真精神。立宪政体之需民权自由也，若灯之需膏，鱼之需水，人之需蓄至精然”。宪法须限制君权。所谓“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立宪政治的基本精神是保障民权，扩大民权，限制君权；“民参其政，君综其成，各有权利，各负义务”。
立宪派提出了实行宪政的步骤。
早在1901年梁启超即效仿日本提出：一、颁布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二、派重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三、于宫中开立法局，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四、立法局译出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着，颁布天下；五、宪法草案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辩难讨论，逐条析辩，5-10年后损益制定，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这些步骤，除了“速开国会”的请愿要求外，实际基本实行了。
清末立宪运动最积极的意义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与否定。尽管他们保留君主制，却以资产阶级法制及各种相应机制，限制君权，扩大民权，使资产阶级参权予政。顽固派一针见血弹劾道：“处心积虑无非夺君主之权，解王纲之纽，阳美以万世一系，阴实使鼎祚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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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
自幼聪颖，“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90年赴京殿试落第。师从康有为，于万木草堂学习四年，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与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并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互有往来，但坚持改良，反对革命。其所办报纸杂志，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宣传资产阶级民权、自由、平等、爱国、利民、勇于进取等思想，影响很大。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立即表示拥护。并于翌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力图推动君主立宪。然清廷并非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终被查禁。
辛亥革命后，先支持袁世凯，曾出任“人才内阁”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袁世凯称帝后，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恢复帝制，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组织云南反袁护国军，亲经越南赴两广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依附段祺瑞，1917年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亦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出国游历，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思想有所转变。1920年回国，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固有文明”“拯救世界”。始集中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
（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等。湖南湘潭人。早年受教于同乡名宿王闿运，学习“帝王之学”。又进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新学。1892年中举。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旁听，思想日趋激进。1903年，被保荐赴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后以涉嫌康、梁余党及“乱党”唐才常的同伙而丢掉尚且温热的功名，被通缉在案，只得再次漂洋过海，亡命扶桑。他愤而作《湖南省少年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绕室且歌且泣。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次年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寻求救国道路。与陈天华、梁启超、孙中山均有交往。因内根于帝花絮
梁启超的影响力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有一支“带情感的笔”，“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论着发表，即刻风行。他思想活跃至奔放，学识渊博至无涯，到大学讲演，连“疑古大师”钱玄同教授都来“陪听”。讲台上，有些秃顶的梁启超蓝袍青褂，红光满面，旁征博引，成段背诵。背不下去时，便指叩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着讲下去。
据说上至总统下至平民，当时均以为不听梁先生的话，肯定吃大亏。
梁启超弟子杨鸿烈曾撰文回忆：1921年，一个奥地利提琴大师来京演出，梁启超在《晨报》撰文推荐，称如不去东城真光电影院聆听其演奏西洋名曲，便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于是北京大、中学生纷纷典当衣物购买昂贵的入场券。总统黎元洪也认为自己决不是“野蛮人”，而在影院包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其赠送鲜花大提篮。
王之学，外受英日影响，在广泛深入研究外国宪政历程和思想学说的基础上，逐渐确立了立宪救国的方向。曾与孙中山彻夜辩论数次，不愿追随孙中山，拒绝参加同盟会。但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其合作。其间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
1905年清廷预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因随员熊希龄、杨笃生是杨度之友，熊牵线，由杨度捉刀代写考察报告书——《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1907年，在东京创办《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发表《金铁主义说》，宣传君主立宪，要求清廷召开国会，断言中国不可行民主立宪，只可行君主立宪。并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鼓吹君主立宪。同年伯父病逝，回国奔丧，在长沙成立“湖南宪政公会”。1908年，清廷下诏“仿行宪政”，张之洞、袁世凯以“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联合奏保，促其赴京。杨为权贵大臣讲授宪法，后任宪政编查馆参议。
1911年，杨任“皇族内阁”统计局长，依附袁世凯。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任内阁学部副大臣，又为议和代表，与唐绍仪南下斡旋南北议和。
1912年被袁世凯授予二等嘉禾勋章，特任为政治会议议员。次年，袁解散国会另组参政院，任参政。1915年，任国史馆副馆长，撰《君宪救国论》为袁恢复帝制张目，称：“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袁世凯大为赞赏，赠“旷代逸才”匾额。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发起组成“筹安会”，为袁策划复辟。袁世凯复辟失败，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遂隐身佛门，避居天津、青岛外国租界。张勋复辟，亦参与赞画。张勋复辟失败，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1918年被赦返京，转向民主共和。后来曾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多方救济李大钊死者家属，甚至于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
当时，杨度做好牺牲准备，将母亲送回长沙，妻子遣居苏州，单身居上海，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做了不少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后杨度入党之事逐渐为外人所知，有人说他投机。他说：
“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的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