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小名“扔妮子”。因家贫难养，生下来就被扔到了河沟，是家中老人听见婴儿啼哭，实在不忍，又抱了回来。大娘与前夫生过几个孩子，都没活下来。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孩，为祈孩子成活，大娘按习俗狠心将孩子的小指截去了一节。孩子长大了，却成了傻子——傻妮子。大娘带着傻妮子再嫁给她的表哥——大伯，以后一直未育。时二大伯还在，一家两个傻子。
我婚后随夫维民回到这个小山村，每天早上都见大娘恭恭敬敬立在奶奶炕前，千篇一律道：“娘，咱吃嘛哩？”奶奶也千篇一律郑重吩咐道：“巩（滚）上点米汤，熘上点干粮。”大娘从柴房挟回拖地的秫秸，填入灶膛，咯-吱，咯-吱，有节奏地拉起了风箱。灶中的火一明一暗，映红了她憔悴的脸。她被倒出的烟呛得轻嗽着，起身弯腰，从缸里舀一瓢水，沿着锅边转圈倒入锅中。不一会儿，带着饭香的水蒸气，便从锅盖的缝隙钻出，混入袅袅炊烟，弥散在晨曦中。每天晚上都见大娘在自己的小屋里梳头。当地俗谚“晚上梳头心忧愁”。大娘年过半百，额头眼角已爬满了皱纹。解开发髻，头发却又密又长。她默默地梳头。那时没有电，屋里油灯如豆，梳头的影子模糊地映在墙上。屋外的夜格外黑，星星显得特别大特别亮，好像伸手就能够着。一颗一颗，眨着眼睛。
奶奶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她为八路军做军鞋做得又多又好。
那种千层底、厚鞋帮的“踢死牛”
布鞋，是奶奶盘腿坐在炕上，在腿上搓出一根根麻绳，一针一勒，勒出血印，密密麻麻纳出的。
奶奶心地善良，以淳朴的爱心对待一切。来了逃荒要饭的，她不顾自己揭不揭得开锅，总是结结实实地给盛上一大碗，还多给几个饼子。村里人家闹别扭赌气出走不做饭，她不声不响做了饭送去。家里家外，乡里乡亲，大人孩子，她从没红过脸、高声说过话，自己舍不得吃穿，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别人。她的善良、慈爱，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认她作干娘的人多得她自己都记不清，据说还有一位八路军营长是她的干儿子。
1978年，奶奶八十五岁时，六十二岁的大伯病危，从石家庄医院运回到水泉村奶奶的炕头。大伯只睁了一下眼，含混叫了声“娘！”就再没言语。奶奶坐在他旁边，专注地用小勺一勺一勺地往他嘴里喂水，不理会水从他嘴角流下来。大伯死了。当地有穿三件、五件、七件衣服之说。主事者准备给大伯穿五件衣服。奶奶没有说话，只是脱下自己的两件衣服，要给大伯穿上。
1990年，奶奶九十七岁高龄时去世。之前两个月，公公婆婆均在她身边照顾。那期间，婆婆的父亲不幸先走了（那也是一位活到九十二岁的老革命）。我以姥爷病危为名去接婆婆，见到了人生最后时光的奶奶。奶奶很瘦，皮肤苍白，几近透明。她一如既往惦着别人，说：“带上点羊肉。”
这是我听到奶奶说的最后一句话。
思考历史
奶奶的姥姥家，即奶奶的母亲的娘家，在龙门沟。奶奶的母亲嫁到了离龙门沟二十余里、大山上的笸箩圈。奶奶嫁回到了离龙门沟八里的水泉村；奶奶的大妹嫁回到了离龙门沟十里、离水泉村四里的土岭；二妹嫁回到了离水泉村八里的龙门沟。奶奶的大女儿嫁到了龙门沟，二女儿因参加革命走出家门，嫁得远些——离水泉村三十五里的鹿沟。土岭奶奶大妹的大女儿嫁到了离龙门沟、水泉村十里左右的南坳；二女儿即大娘嫁到了水泉村。可见婚姻半径大约是二十里之内。
奶奶出嫁时十五岁，符合清朝因袭前代“男十六岁，女十四岁”
的法定婚龄。这应该是由于爷爷“家境尚可”，是有地、有房、有三个壮劳力的自耕农家庭。像这样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出于早养儿子早得济（早增加劳动力）的愿望和多子多孙多福寿的传统影响，一般都会早婚，甚至比法定婚龄还早。清人张履祥说：“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订多在临时。近时嫁娶已早，不能不变通从时。男女订婚，大约十岁上下便须留意，不得过迟，过迟则难选择。”而家境较差的人家实际婚龄比法定婚龄或人们印象中的婚龄则要晚得多。
有学者据清代皇族《玉牒》统计，得出清代皇族女性的初婚年龄18世纪初为18岁，至19世纪50年代为21岁多；同一时期男性的初婚年龄分别为18岁和23岁。另有学者据档案及族谱资料研究，推算出19世纪安徽中下层家庭初婚年龄男为27～29.3岁，女为24.4～26.4岁；中层以上家庭初婚年龄男为22.6～24.6岁，女为19.7～21.7岁。平均初婚年龄男为24.55～26.55岁，女为22.15～24.15岁。
奶奶生育头胎是十八岁，这是早婚家庭的育龄。其后四十岁以前共生育十四胎，平均不到两年一胎，但成活率很低。女儿因要嫁给别家，以儿子计，基本成活三个。大姑早嫁，公公、二姑跟队伍走了，以奶奶家的经济情况，勉强养活两个儿子。爷爷上下辈，每家也基本没有超过三个儿子（其中一家四子，过继一子给无子的兄长，仍为三子）。
更富一些的家庭，特别是一妻多妾的地主官僚士大夫家庭，早婚早育多子女，使这些本在社会上就处于少数的家庭，代际间隔缩短，家庭运行周期缩短，“分家”时间相对早，“分家”次数相对多，而中国诸子平分式的继承方式，使其家产很快化整为零，使社会上滋生出更多的小土地所有的个体家庭。
中下层晚婚家庭育龄则晚得多。《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所辑乾隆刑科题本中可见能够推知育龄的十九个案例，共二十三人，平均育龄亦即代际间隔年谷有禄
谷有长谷有发谷有财
谷连山（爷爷）谷连洞谷连岭
谷银亮谷银明谷银起谷银祥谷银福谷银宝（大伯）（二伯）（公公）
谷连开谷连启谷连升
谷银庆谷银贵谷银海谷银梅谷银芳谷银怜
龄为34.8岁；安徽婺源方氏方纪佛一系自1635年至1905年九代共八十一人，男子平均育龄34.76岁；女子平均育龄27.06岁。婚龄育龄高，代际间隔年龄大，制约了家庭人口的数量。这些家庭，父在母亡、母在父亡或父母双亡的情况占绝大多数；生育以一子二子最为普遍，少有三子以上的情况，还有不少家庭无子。二子以上的家庭往往通过与无妻的个人、无子的家庭、富裕人家之间发生过继承祧或卖子乞养的关系，甚至通过溺婴，主要是溺女婴（大娘家即险些发生），适应经济条件对家庭人口数量的限制。而溺女婴使清代男、女性比例失调，女性少于男性，这又直接影响到清代社会婚姻失期的状况。
可以看到，无论是贫困家庭晚婚、晚育、少子女、代际间隔年龄长，还是富裕家庭早婚、早育、多子女、代际间隔年龄短，都使清代家庭整体上保持着“小家庭”的规模、少资产的经济水平。
爷爷家分家时，三兄弟均已娶妻成家。爷爷腿伤，拖累大家，成为分家的直接缘由。分家是按诸子平分的原则，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定例：“嫡庶男除有官爵袭封先尽嫡长子孙，其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即“奸生之子”也“依子以半分”。家产化整为零，生活水平自然下降。
据清代徽州四十八家分家阄书的资料，子弟数量（减去夭殇者），除了极少数人娶有庶妻或妻死续弦，数量较多外，上等家庭平均每家3子；中等家庭平均每家3.1子；下等家庭平均每家3子，几乎一样。没有无子家庭。
若无子，便一定娶庶妻生子，或立兄弟子为嗣承祧。
分家后，纵向看，家庭财产迅速化整为零、化大为小的趋势不言而喻。
地主降为自耕农，自耕农降为贫农。横向看，分家前三类家庭平均子弟数基本相同，换言之，在分家参与者数量的条件上，三等家庭平等；而子弟众多超乎寻常的家庭，又与其超乎寻常的家产相适应，这样，分家后新家庭的经济情况，就主要取决于分家前旧家庭的经济情况。也就是说，尽管整体上同样下降，如果将新家庭也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那么，大多数新家庭仍处于原来旧家庭的序列。当然，这是按平均数总体而言。具体看，分家后各家经济情况，仍然与不同的子弟数量，亦即参与分家人员的数量有很大关系。但这只是序列内部的调整，总体上看是动态的平衡。虽然道理上“家产分析，虽数万金，传历再世，愈析愈微”，而实际上，由于各等级小家庭经济状况整体下降，富家及中等家庭分家后形成新的小家庭，在起步时仍保持了相对于下一等级家庭的经济优势。这就使一个上等或中等旧有大家庭分成的诸多新家庭中，有可能有一个或几个家庭依靠相对的经济优势，或者读书做官或者在打破大锅饭后，增强责任感，发挥主观能动性，发家致富，重新崛起，甚至超过旧有大家庭的财富。这个过程自然是贫富分化的过程，总会有一些小家庭败落，但只要其中有一个小家庭依靠起步时相对的经济优势崛起（此类记载屡见不鲜），便保持了其家处于上中等家庭的动态的平衡。
可惜爷爷家分家后，爷爷丧失了劳力，又有瘫傻之子；三爷爷早死；二爷爷家境一般，都每况愈下，越来越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