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四川军民的坚决抵抗让蒙古人见识到了南宋人民抵抗外侮的决心，这种决心不是蒙古一贯实行的屠杀政策所能吓倒的。蒙古军队认识到，残忍的屠城政策只会招致南宋军民最坚决、最激烈的抵抗，只会迟滞蒙古征服南宋的过程，怀柔招降才是在征服南宋过程中更有用的招数。因此，后来蒙古军队放弃屠杀政策，实际上是拯救了南宋无数人民的性命。
蒙古也有很多汉族大臣，他们精通中原文化，在征服四川的过程中时常劝诫蒙古统治者减少杀戮，争取民心。蒙哥刚即位的时候，谋臣姚枢就向他讲述了蒙古军队进攻四川造成的惨状，希望蒙哥能够改变政策。后来忽必烈绕道远征大理，姚枢随军，又劝诫忽必烈，被忽必烈采纳。忽必烈的另一重要谋臣廉希宪也曾劝忽必烈下令，禁止军队杀戮、掳掠四川降民。元至元十二年，忽必烈之子的老师李德辉奉忽必烈之命任元平西王丞相，正赶上元军围攻重庆，李德辉凭借忽必烈授予的权力，对元军前线将领说，宋朝已经灭亡，重庆却还不投降，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你们非要屠城，他们无路可走。随即劝他们放弃屠城政策。正是由于有这些言论和经验为先例，后来元军占领江南之时，杀戮就少了不少。所以说，军民的抵抗对于保卫宋朝全境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做出了贡献的。
第二，四川军民在抵抗蒙古入侵的过程中，取得了钓鱼城保卫战这一辉煌胜利。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是南宋抗蒙历史上罕有的一场大胜，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下为矢石所中，不久伤重不治。钓鱼城之战不仅为南宋又争取了二十年的国运，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都有重大影响，自此之后，蒙古人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收缩，其对整个世界的征服高潮结束了。金庸在《神雕侠侣》中描写杨过凭借出神入化的武功，飞石击死蒙哥，大败蒙古军，原型就是钓鱼城之战。当时，蒙哥的弟弟旭烈兀率蒙古大军正在中东一带征战，打垮了哈里发政权，将巴格达全城赶尽杀绝，随即率军进入今巴勒斯坦境内，进而威胁埃及。而埃及方面以埃及苏丹的近卫军马木路克卫队为骨干，出动十二万大军，与旭烈兀所部会战于大马士革城郊。以当时埃及军队和蒙古军队的实力对比来看，此战如果正常进行，埃及军队必败无疑，蒙古兵锋必定到达北非，那么蒙古所征服的就不仅仅是欧亚大陆了，非洲大陆恐怕也要被蒙古人蹂躏。而正在此时，蒙哥的死讯传到了旭烈兀军中，旭烈兀无心与埃及军队作战，率主力千里迢迢返回蒙古草原，只留下一万人对阵埃及军队，结果战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旭烈兀不撤主力，蒙古铁骑饮马尼罗河是势所必然，那么，世界格局将大大改变。而实际情况是，旭烈兀所部主力撤回之后，蒙古人在中东的军事行动被埃及人限制在幼发拉底河以北地区，后来旭烈兀在中东建立伊尔汗国，蒙古帝国的版图没能再进一步扩大。
对中东和北非局势的影响只是钓鱼城之战的一个小方面，钓鱼城之战的最大影响在于，由于蒙哥死去，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大分裂，忽必烈虽然战胜了兄弟阿里不哥，夺取了蒙古中原帝国的汗位，但整个蒙古帝国却已经四分五裂。旭烈兀、海都等不服忽必烈，纷纷独立，蒙古帝国各部分协同作战，征服世界的计划从此中止，再也没有付诸实施。
南宋的抵抗有如此重要的历史意义，那么，在面对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队时，南宋为什么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呢？
首先当然归功于南宋经济实力的雄厚。两宋期间是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高度发展的时期，经济实力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经济实力的雄厚为长期的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单单凭经济实力并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否则宋朝也不会一直以“积弱”著称了。南宋能够坚持抵抗蒙古这么多年，和南宋社会民族意识的觉醒、道德意识的加强都有很大关系。南宋时期，程朱理学已经在知识界中盛行，当时的理学尚属新学，还没变得像后世一样虚伪僵化，因此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股至刚至强的浩然之气，社会道德意识极强，拼死抵抗外侮的刚烈之士深受尊崇，叛变投敌的小人受到社会谴责。另外，蒙古军队虽然天下无敌，但蒙古文明却是落后野蛮的，当一个落后文明入侵一个先进文明的时候，先进文明中生活的人民将会更加清晰地了解到自身的价值，从而带来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前赴后继的精神。两宋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就是因为经常遭遇落后文明的野蛮侵略。邹智的《吊钓鱼城诗》体现了这一历史意义：
宪宗神勇世无双，黑子孤城死不降。
莫道尽由天作险，宋家德泽也深长。
除了经济实力、精神力量之外，军事较量南宋其实也未必尽落下风，从宋蒙战争的总体态势来看，南宋其实并非非亡不可，一度还有胜机：
蒙古侵宋可分为两个时期，1228年蒙古首次入侵四川，1259年蒙哥死，忽必烈撤军，这一段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蒙古大汗先后是窝阔台和蒙哥，整个蒙古帝国正在逐步走向巅峰。南宋方面宋理宗执政，头脑清醒，虚心纳谏，知人善任，有孟珙、赵范、赵葵、杜杲等一批有能力的将领带兵，利用长江天堑，使蒙古军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然而这一时期单看四川前线，起初宋军形势不利，蒙古军队的骑兵火炮战术在四川盆地内部大肆逞威，宋军无还手之力。蒙古此时不能占领四川，只是由于屠杀政策过于残忍，无法赢得民心从而就地得到粮草供应，而外部运粮通道又被蜀道所阻隔。
面对四川的不利形势，宋理宗大胆起用余玠，扭转了局面。余玠入蜀之后，因敌因地制宜，建立起堡垒防御体系，遏制蒙古的攻势。余玠的措施大有成效，在他治蜀的末期，宋军在四川已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掌握了主动权。而此时长江中下游宋军的形势也越来越好，蒙古的入侵看起来已经不那么可怕了。而此时蒙古方面也犯了重大战略错误，蒙哥执着于占领长江中上游、沿江而下的战略，他率领蒙古军队主力，非要在四川大做文章，不肯支援忽必烈在华中的作战，结果不仅没能实现战略意图，反而将自己葬送在战场之上，蒙古至此遭遇其军事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挫败，整个蒙古帝国都走到了转折点。
应该说，如果当时的态势能够继续维持下去，那么南宋很可能如当年宋室刚刚南渡那一段时期一样，挺过金兵起初的强大攻势之后，逐渐转入对峙状态，进而等待金国内部内乱。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文明都相对落后，军事实力强大，治理国家并非所长，时间久了必出内乱。金国就是如此，蒙古也是一样。所以说，南宋其实在这一时期已经是大有希望，只要坚持正确的政策，然后耐心等待即可。然而事与愿违，宋理宗此时却失去了起初的清明，变得昏聩起来，他撤掉了余玠，四川战场好不容易好转的局势又丧失了，四川的经验也没能向长江中下游推广。同时，奸相贾似道掌权，败坏南宋朝政，一大批优秀人才遭遇迫害，有的被害死，有的被解除兵权。南宋的大好形势，就此断送。
此时，蒙古侵宋进入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南宋自毁长城，蒙古也有变化。从世界局势来看，蒙古征服世界的计划就此中断了，开始全面收缩；但在中国地区，忽必烈掌握了蒙古中原帝国的绝对统治权，蒙古的力量反而得以凝聚。忽必烈放弃了蒙哥的错误战略，不再死咬四川不放，而是将主攻目标放在华中。由于南宋内部的腐败黑暗，很多南宋将领不堪贾似道的迫害，只好投降了蒙古。这些投降的南宋将领为蒙古灭亡南宋立下了大功，加速了南宋的败亡进程。
所以说，南宋之亡，并非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政治，亡于内部腐败，这并非是一种历史必然。尤其是从后来元朝迅速腐败灭亡的历史来看，更是如此。
灭亡南宋之后，元朝统治集团对武力的迷信更为加剧，但实际上灭南宋已经是他们最后的军事胜利，后来忽必烈又发动的种种侵略战争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灭亡南宋使得蒙古贵族自高自大，不相信中原文化的先进，不肯接受汉化，因此无法真正坐稳江山。他们竟然大搞民族歧视，甚至要把黄河以北都变成牧场，这种政治幼稚正好说明，南宋如果能坚持抵抗，不过几十年工夫，蒙古自己就将走向败亡。
南宋抗蒙，战绩显赫，而且距离成功也不过仅仅相差一线。历史就是如此，无数的“如果”能够让历史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今人回首往事，只有无限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