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的跨国信息网络系统，中信公司可以随时了解到国际金融及贸易市场的行情，同时还可以及时收集到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政策等方面的信息。这一信息系统能够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国际金融及贸易市场行情的发展趋势预测。
当时全世界的大公司中，拥有类似先进信息接收系统的仅有12家，因此中信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地位是十分可观的。因为它具有先进的信息接收系统，所以对于市场的趋势也有了领导的作用。中信公司的系统成为当时中国诸多搞国际贸易公司咨询的对象，为中国也创造了不少的效益。
中信公司灵通的国际市场信息，准确的行情分析及预测，使得中信公司在国际上的一些大型投资项目上获得了惊人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1986年，中信公司利用这套信息系统进行准确的预测，对加拿大塞尔加纸浆厂进行控股收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当时的国际纸浆价格处于最低点，每吨仅400元，这时是与厂主进行谈判，要求降价的有利时机。
中信公司信息中心通过掌握的信息做出了判断：纸浆的国际市场价格不久后将看涨。于是中信公司董事会果断拍板成交，以6200万加元收购了该公司50%的股权。
成交后的第二个月，正如中信信息中心预测的一样，纸浆的国际市场价格扶摇直上，翻了一番多。就这样，中信3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现在这个造纸厂每年为中信赢利几千万加元，成了中信公司在海外投资企业中效益最好的企业，中信公司的这次高科技预测也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传为佳话。
中信公司因具有雄厚的财力，因而可以建立起庞大的信息网络系统，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牟利。对于中国未来的企业，尽管一时建立不起来类似的信息系统，但最起码应该有一个专门负责搜集有关企业状况的信息部门，用以辅助企业领导做出决策。
随着国际市场竞争以及中国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对信息的要求也与日俱增。可以这样说，未来的竞争其实就是在进行一场信息的战斗。谁在获取信息、分析信息上先得手，谁就会获得成功。
3.巧用信息，平步青云
巧用信息，其实就是从一个适当的角度去运用得到的信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山东潍坊第二印染厂是中国500家经营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年产量达1亿米以上。产量辐射全国28个省市，并远销西欧、东欧、南美、东南亚、美国、日本、香港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销比重高达80%以上，成为山东省最大的出口厂家和创汇骨干企业。产品的产值、质量、利润、人均利税率及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在全国同行业中均名列前茅。
这个厂巧用信息的特点是“一快”带“四快”,抢占国际市场，这是看似简单而又现实的成功经验。
“一快”就是信息的收集、传递、利用要快，“四快”就是企业领导决策快、新产品研制开发快、投入产品快、产品销售快。为此，这个厂加强了对信息的管理工作，成立了信息中心，建立了“经营信息卡”.领导凭“卡”组织生产，凭“卡”进行产品开发，凭“卡”将产品投放市场，企业的信息真正发挥了龙头的作用。
一次，这个厂的决策者从信息卡中获悉：有一客商拿着销往新加坡的十几块花色新颖的装饰布样请求加工生产。在此之前，他曾跑了国内许多厂家，都因工艺要求特殊，质量要求高，无人承接。
第二印染厂领导当即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组织科研技术人员攻关。很快生产出了令外商满意的合格产品，受到了外商的高度评价，抢占了市场。
这个厂为了确保信息的快速收集反馈，还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福州等十多个城市设立了信息窗口，随时观察研究市场动态。
1989年6月，设在深圳的信息窗口，在得到他们生产的89-036版印花纯棉布国内销售很快，外销势头不减的信息后，当天即给厂发回电传。他们从安排生产到一次交货10万米，仅用了5天时间。
近年来，该厂通过“一快”带“四快”,使印花品种的更新周期明显缩短，从投入到产出的时间最短只有2天，最长不超过10天。不仅及时抢占了国内外市场，还使企业经济效益大增。1991年在市场疲软、资金短缺等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产值3.3亿元，实现利税2200万元，创汇超过3000万美元。
潍坊第二印染厂虽没有高技术的信息获取系统，但他们正是依靠了人，以人为获取信息的渠道，最终获得了胜利。
四川成都电池厂的经营手法与潍坊第二印染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巧用信息使企业平步青云。
四川成都电池厂为使企业生产与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相适应，确保决策准确，建立了厂内的生产信息系统、销售信息系统和科技信息系统。三个信息系统密切配合，形成了电池厂的耳目与神经，并依靠它们对市场的敏感作用，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益。
一次，销售信息系统反映：成都市内不生产的8号助听器电池，从外地的购进量来看，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于是，他们把这一信息输入到厂里的科技信息系统进行检索，为厂里提供了有关8号电池的英、美、日等国以及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技术资料，而且还提供了贵州、重庆等地生产的电池样品。
这样，厂领导果断做出了调整生产计划，生产8号电池的决策。上半年这种电池试制成功，同年10月投入批量生产，产品适销对路，满足了市场需要。
1983年初，该厂信息系统反映：四川雅安地区某县百货公司，1982年共购进该厂普一级电池13万只，到现在仅销售了3万只，占购进量的23%;与此同时，西昌电池厂的电池销量达20.55万只，占全地区电池进货量的25%-30%.
经调查，其主要原因是该厂电池高压放分时间比西昌电池少40分钟。厂里立即调整了原料配方，增加了高压锰粉，各个生产环节也都相应做了改进，延长了电池高压放分时间，从而使成都电池在雅安乃至全国市场中站稳了脚跟。
信息系统提供了新产品、新技术信息，使企业在产品开发环节中进行科学的决策，增强了企业的生命力。
该厂已有一些品种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原有产品质量也不断提高。在全国72家电池厂471个牌号6个项目的检验评比中，该厂的20型双狮牌电池名列第二。
随后，该厂又根据信息系统提供的信息，准备用液体氯化锌代替以前使用的固体氯化锌作电池原料，这样，生产工艺更加简化，产品成本将大大降低。
成都电池厂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及时发现产品的缺点并进行改进，利用市场反馈的信息使产品得以更新，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4.信息管理有秘方
对信息进行合理的、科学化的管理，是从纷繁庞杂的信息流中去伪存真，取得有用信息的一种方法。信息的管理，要有明确的信息管理目标及分类标准。
国内中小型电器的主要生产厂家汕头的山河电器实业公司所生产的绕带机产量居国内第一，在外观及质量方面比洋货更胜一筹，应急灯的生产也属国内一流。
“山河”的产品，不仅在国内十分畅销，而且还远销印尼、沙特阿拉伯、法国、朝鲜等国家及香港地区。“山河”能够击败洋货，打出国门的诀窍在哪里呢？
山河电器实业公司靠市场引导生产，靠信息开发产品。近年来，公司总经理黄荣泉曾多次带队到香港、美国等地收集最新技术信息，了解市场需求。
一次，他们在日本召开的一场国际博览会上了解到绕带机生产的最新技术信息及市场的需求，立即归国，组织人员研制开发。经过科技人员和有关科研院所的共同攻关，终于在短时间内开发出了TX-5型绕带机，并投入批量生产。
产品面市后，无论从外观还是质量上，都比洋货高出了一筹，而且便宜20多元，受到用户的普遍欢迎。后来，公司又在香港办了两个分公司，作为总部开发新产品的“先头部队”,及时反馈信息，这就保证了产品在外观、包装线条、色彩等方面始终处于国内同类产品的领先地位。
山河电器公司还依靠信息广揽人才。总经理黄荣泉说得好，只有一流的设计师设计出一流的产品，才能确保企业走在市场竞争的前列。为此，公司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发现人才，招揽人才，使企业不仅拥有一大批技术工人，而且还拥有一批技术水平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高级工程师3名，全国模具学会副会长也被公司招于麾下。这批人才在生产设计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企业新产品的开发一代接着一代。
公司追求高新技术，但对洋货并不盲目崇拜。产品生产一方面借鉴国外先进技术，一方面不断进行改造，产品既保持原来的风格又有所突破。目前，公司研制的手提卡拉OK机正在投产，新型电脑台灯和新型应急灯等新一代产品也即将问世，独领风骚。
山河电器公司依靠信息的三步战略是：靠信息开发新产品，靠信息广揽人才，靠信息对洋货进行“扬弃”,使“山河”真正成为国内的知名企业。
四、法律服务业：依法捍卫公正
1.律师业：知识经济时代的护航者
律师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国外律师行业起源于古代雅典和罗马帝国。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共和时期，法律规定，起诉权只有雅典男性公民才能享有，异邦人只有通过他的“保护人”才能起诉。这种保护人或辩护人就是律师的雏形。雅典的诉讼制度对古罗马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时罗马的奴隶制经济十分发达，商业往来频繁，出现了一系列的法律诉讼关系。借鉴雅典的做法，罗马对诉讼程序进行改革，实行“控诉式诉讼”又称“辩论式诉讼”.当事人在法庭辩论时，需要有熟悉法律的人协助。适应这种需要，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罗马帝国时期，逐步形成了一批专门从事法庭辩护和诉讼代理的人，从辩护士、保护人发展成“律师”.古罗马法律对律师的条件有严格的限制，如规定从事律师业务的人，必须品行端正，有行为能力，并受过5年的法律教育。古罗马的律师制度对以后的律师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中世纪的欧洲，以纠问式诉讼代替辩论式诉讼，并在诉讼活动中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律师行业发展缓慢。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批判了封建专横的纠问式诉讼制度，逐步建立起了资产阶级辩论式诉讼制度，这为律师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律师的业务范围日益广泛，分工越来越细，律师业务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律师队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和律师行业的较快发展，是1979年以来伴随改革开放实现的。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十几年来我国律师行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到1995年上半年，我国已有律师8.2万多人，律师事务所6600多家。但是，目前我国的律师队伍不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都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足够数量的、质量合格的律师，要健全经济法制，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是不可能的。目前，我国已登记注册的企业有近800万户，但聘请了法律顾问的却不到20万户，仅占企业总数的2.5%.这样一种状况，怎么能适应健全经济法制的需要呢？然而，要使如此众多的企业都有可能聘请到法律顾问，现有的8.2万名律师就好比杯水车薪，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有人估计，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相应的经济法制初步走上轨道，我国至少需要30万业务合格、品行端正的律师。我国律师队伍的现状，离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还差得相当之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在一定时间内，使我国的律师行业再上一个新台阶，需要继续对我国的律师制度进行改革，改变律师机构占国家编制、要国家经费、套用行政级别和行政组织模式的现状，大力发展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是由三名以上专职律师共同集资，自愿组合，民主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法人资格的专门法律服务机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因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末在一些城市试点以来，成效显著，实践证明它是现阶段发展我国律师行业的有效途径。
2.国外律师行业的发展趋势
（1）律师事务所向公司化、大型化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化，要求律师提供更专业化、更高层次的法律服务，对这种需求，单独开业或几个人合伙的小型律师事务所难以满足。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法国，18000多名开业律师中，绝大部分是单独开业或几个人合伙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对证券交易法、税法、国际法方面的律师业务一般都无法承担，而这些业务又是当代经济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律师业务。美国在律师事务所向公司化、大型化发展方面走在前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起步向大型的律师公司发展，纽约律师公司目前已拥有大约1000名律师。20世纪90年代初，西欧五个著名的商业律师事务所宣布成立“欧洲律师联盟”.这个联盟，由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的五家律师事务所组成，共有律师500名，工作人员1000多名，并在巴黎、纽约、伦敦、布鲁塞尔、海牙等地设立办事机构。
我国一些大城市（如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前几年的变动趋势是，老所不断分化，骨干纷纷跳槽，新所越办越多，规模越来越小。但最近这种趋势在悄悄发生变化，律师事务所之间出现了联合、兼并的动向。原因在于，规模大、分工细的事务所能适应分工合作的需要，这不但有利于律师发挥自己的专长，提高服务质量，而且在非业务方面的成本支出较低，这些都能有效地增强竞争能力。我国律师事务所之间这一联合、兼并动向与国外律师事务所向公司化、大型化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国内外律师机构的这一变动趋势，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所做的相应调整。
（2）律师服务向商业化发展这是指律师改变其职业的“清高”,确立提供的服务即“商品”的概念。适应这种观念的转变，一些国家在政策上也做了相应调整，如废除禁止律师做广告的规定。在一些国家的报刊、电视、广播中有关律师服务的广告不断增多，有的律师事务所甚至把广告做到火柴盒上。据对美国20家律师事务所统计，1988年的电视广告费用高达6300万美元，而且逐年增加。许多律师事务所还建立了公关部或聘请公关公司为自己塑造形象，招揽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