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存在风险定价的意识或方法，中国的国债利率是以银行存款利率作为定价依据的，国债利率成为银行存款利率的从属利率，为保证国债发行成功，政府甚至规定企业债券的利率也不得超过国债利率。这种利率倒挂现象，不但增加了政府的筹资成本和债务负担，而且导致融资结构既不合理又不科学，增大了国债的利率结构风险。国债市场是一个完整统一的体系，国债发行是其中的第一个环节，而国债发行利率结构风险则是国债发行风险的核心部分。
国债的期限结构选择受通货膨胀影响较大，高通涨时期，发行长期国债势必抬高筹资成本，而中短期国债的反复发行虽可以筹到长期资金，但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国债年度发行规模滚动过快；二是国债实际筹资成本较高。低通涨时期则反之。
由于缺乏富有流动性的短期国债，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为了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在国债管理方面的合作缺少必要的基础条件。因为财政部门主要着眼于宏观调控目标的国债管理活动，主要是通过调整、变动国债的期限种类构成来完成的，而央行是通过公开市场的业务操作来达到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吞吐不同种类的政府债券特别是较短期的政府债券。如果市场上国债期限种类单一，甚至没有具有关键作用的短期国债，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在国债管理方面将无法合作，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加大财政风险。
政府外债是指国家作为债务人，向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借款以及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所形成的债务。中国的外债主要有两种：一是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目前，中国已向日本、法国、德国等20个国家借用了双边政府贷款，其中日本政府贷款占有较大的份量。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主要是世界银行贷款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此外，还有少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世界银行贷款占80%左右。二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的债券。中国政府外债也称国家统借外债，按偿还方式分为统借统还和统借自还两类。统借统还外债由国家各借款窗口借人，中央财政承担债务的还本付息。统借自还外债由国家各借款窗口借入，转贷给用款单位，由用款单位承担债务的还本付息。中国政府债务的期限通常为20～30年。
中国对借用国外贷款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管理，对不同的外债分别实行指标控制和规模控制，对短期商业贷款实行额度管理和余额控制，严格控制短期资金流动，尤其是严格监控对股票、债券、期货等市场的介入。国家对外债实行登记制度，境内机构须按国务院关于外债统计监测的规定进行外债登记，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的外债统计和监测，并定期公布外债情况。由于管理比较有效，中国的外债规模相对比较合理。尽管如此，中国的外债风险管理也并非无懈可击，金融危机国家普遍存在的外债规模扩张过快的问题在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一个国家能借多少外债，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必须要保证借款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发展，保证外债的及时偿还，以及外债资源不断的合理流人，这就需要一个适度的外债规模。一般来说，外债的适度规模要考虑三个方向的因素：一是外债与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协调；二是外债的经济效益，包括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以及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三是外债的偿还。
如何衡量外债的风险，指标各种各样。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衡量债务规模风险的指标主要有以下三个。偿债率：偿债率是指当年的外债本金和利息偿还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国际收支口径）之比。这是衡量外汇收入的最重要的指标。国际上一般认为，这个比例保持在20%为宜，最高不要超过25%。负债率：负债率是指一国对外债务的负担程度，一般用外债余额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负债率，这个指标是衡量负债率的最好指标。该指标的高低反映一国国民生产总值对外债的承受能力，一般认为适度比率应以20%为宜，最好不要超过20%。债务率：债务率是指外债余额与当年贸易与非贸易外汇收入（国际收支口径）之比。
1985年，中国外债的偿债率、负债率、债务率分别为2.7%、5.2%、56%，各指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25%、20%、100%，在世界银行的1999年发展指标的统计中，中国被列为是较少对外负债的国家。在1985～2006年的22年间，中国的外债偿债率、负债率、债务率指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外债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还可略有增加。但是东南亚国家的教训必须要牢记，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短期债务的迅速增加，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任何一个发行体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其筹资成本大致上包括两部分：基准利率和利差。所谓基本准利率是指美国财政部新近发行的国债在二级市场上的收益率。基准利率水平的高低与美国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它是由美国的财政预算状况、联邦储备委员会执行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的资金的供求关系等共同决定的。利差，也叫风险和流动性补偿，是发行体对投资者承担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补偿。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国国债被认为是没有任何违约风险的，而且流动性最强。而和美国联邦政府相比，其他任何发行体都可能有程度不等的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因此必须在支付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另外支付给投资者一定的利差作为补偿。利差的大小，则主要是由发行体的类型、财务状况和债券期限等决定的，并受到评级公司评定的信用等级和国际金融市场状况的直接影响。所以以美元为重心的外债币种结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瞬息万变，币种风险不可不防。
三、国债使用风险评估
国家发行国债的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或对到期国债进行还本付息。从中国财政复式预算结构来看，经常性预算基本上能做到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这样，可以认为中国国债收入主要用于建设性支出。在国债资金的使用过程中，对可能会出现的因项目投资决策失误、项目管理不善等情况从而产生财政风险应给与适当的关注。从这个角度去考量，国债使用风险可以理解为在国债资金使用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致使国债投资项目不能取得预期效益（不仅包括项目本身的财务效益，还包括宏观层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可能性。国债使用风险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国债使用决策风险。一个投资项目的确定，是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经济政策导向并对各地方、各部门加以统筹协调后做出的。尽管如此，由于体制、管理等原因造成了投资资金软约束，出现了各地方、各部门争夺资金、争上项目的局面。这时候，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项目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就已经错了，无论接下来的工作做得多么出色，都无法改变这个项目的命运，如重复建设项目，它的结局只能是产品没有销路、企业陷入困境，国债资金使用难以取得预期的效益。国债使用的这种风险是在决策时造成的，可以称为国债使用决策风险。
二是国债使用管理风险。国债资金项目的立项并没有错，只是由于项目的管理人员自身管理水平和能力的不足，而导致了项目经营的失败，未实现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这就是国债使用管理风险。当然，这种风险的产生也是项目决策人进行决策时因考虑不周全所造成的。1998年12月份的《经济参考报》披露，用中央财政资金筹建的川西一化工厂历时数年仍然没有建成，13亿元国家财政资金打水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人员素质低下，根本就不具备必要的管理水平。
三是国债使用道德风险。国债使用道德风险是指国债资金项目具体管理者为了自身的目标而背离企业、国家利益，导致国债资金项目收益下降，以至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一种风险。这种风险是由于管理人员的道德问题所引起的风险。在国债资金使用中，国债使用道德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因素。产生国债使用道德风险的主体有多个，最重要的是地方（或行业）主管部门和国债资金项目执行人。由于监管不力，地方（或行业）主管部门会利用手中的权利挪用或不按规定用途使用国债资金。具体到国债资金项目具体执行人，也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现代企业一般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国债资金项目也不例外。其所有权归国家，而经营权则归项目具体管理者。管理者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一般来说是一致的，但有时候也会出现一定的偏差。这时候，国债资金的使用便会产生风险。管理者为了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私欲，不惜以贪污、受贿、公款私用等方式来侵蚀国有企业的资产，从而使企业收益下降、资产流失，形成了相应的道德风险。一些管理者为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不顾经济发展规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盲目上马引进新项目，给企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种道德风险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危害极大。
四、中国国债偿还风险评估
国债偿还规模风险一般是指因某年还本付息额的膨胀而导致国债发行主体——政府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可能性。可以看出，国债偿还规模风险其实在偿还前的若干年内就已经潜伏了，只是到偿还期才显现出来。
国债偿债率是指当年国债的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率，即当年财政收入中用于偿还债务的部分占多大份额。
反映着政府财政偿还举借债务的能力。一国财政偿债能力越大，政府举债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由于国债收入是一种有偿性的收入，不论是用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还是其他办法，它终归是需要偿还的，所以国债发行中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债发行将来的偿还问题，这是内债发行规模风险的一个核心部分。财政收入偿债率是一个反映国债发行规模与财政收入适应与否的指标。这一指标说明，国债规模大小要受到国家财政收入水平的制约，国债规模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同当期财政收入状况相适应。
国际上通常认为8～10%是国债偿债率的安全控制线，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22%。按可比数据考察西方先发国家，如日本在1975～1980年平均为8.8%，英国在1984～1986年平均为6.9%.美国在1985～1986年平均为6.9%，德国在1985～1986年平均为11.5%等等，均低于或接近8～1004的安全控制线。而无论是从中央财政偿债率还是国债偿债率指标来看，中国的国债负担率早在1995年就已经超过了国际安全控制线的标准。从1994年以后，由于中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一年上一个台阶，由此导致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特别是1998年的财政债务还本付息额高达2245.
79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2.74%和中央财政收入的45.91%，这虽然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大洪水这样的“天灾人祸”并发不无关系，但与国际警戒标准来看，依然是超出于安全区域的。由于中国1994年国家通过的《预算法》规定财政进行复式预算，且财政不能再靠向银行透支来弥补财政赤字，原来向中央银行借款的部分改为发行国债，因此，1994年可以看做是国债偿还的一个变点，也由此构成了1994年以后国债发行量剧增的一项重要因素。从此，还本付息开始逐渐成为财政的一项负担，加之债务本息支出的刚性，在财政困难特别是中央财政困难未得到转变的现实背景下，国债规模越滚越大无疑加剧了国债发行的规模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