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走了，他留下了无数的遗憾，也留下了无数的希望。他给中国留下的四件瑰宝，照向了中国的前程，捍卫了中国的领土，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可以无憾地走了，他无愧于民族英雄。
琦善
琦善也没有死，《穿鼻草约》事件，让他成了众矢之的，被锁拿进京，定为斩监候。原本在秋天应当问斩，但是璞鼎查的东来，打乱了道光皇帝所有的步骤，定海、镇海、宁波相继失守，裕谦自杀，浙东乱成了一窝粥。
原本发往浙江效力的并不是伊里布，而是琦善。但因为琦善与奕经的私人恩怨，最终没能成行，琦善被发往张家口充任苦差。
在鸦片战争当中，琦善与林则徐的命运，几乎完全相反。每当道光皇帝准备大张伐挞的时候，林则徐就会出现转机，而当战争陷入困境的时候，道光皇帝又会想起琦善。
鸦片战争结束了，《南京条约》比《穿鼻草约》要苛刻的多，琦善奏折里提到了所有情况、所有的忠告，全部应验。
不用任何人说，道光皇帝也知道，自己冤枉了琦善。虽然道光皇帝没有明说，但私下里，他已经原谅了琦善。
1843年1月，琦善以四等侍卫充当叶尔羌参赞大臣，前往新疆，还没有到任，就改为热河都统。到这个时候，道光皇帝其实已经让琦善回到了顶级官员的行列。11月，由于整个官僚士子阶层对琦善的攻击，道光皇帝不得已，让琦善以二等侍卫的身份，充任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皇帝的这个做法，也算是对琦善爱护有加，让他远离北京的政治漩涡，远离舆论中心。
两年过后，当鸦片战争的余音逐渐消散的时候，琦善被调回内地，任四川总督。1849年，琦善任陕甘总督，发还头品顶戴，又再一次成为了协办大学士。
道光皇帝对琦善的评价是：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
由此可见，道光皇帝已经承认了自己在鸦片战争当中犯的过错，承认琦善在鸦片战争当中的作为是从实际出发，是为了大清朝着想。琦善的冤屈至少在道光皇帝那里，已经得到了平反。
可惜好景不长，道光皇帝去世后，咸丰在中枢掀起了清理风暴，远在陕甘的琦善也没能幸免，他因在青海滥杀无辜被革职拿问，发往吉林军营赎罪。
太平天国兴起后，一路势如破竹，直下长江，攻破南京，整个南中国一片火海。咸丰皇帝无钱、无兵、无将，焦头烂额。他当然知道太平天国接下来的步骤，但他已经把满朝文武都派下去了，还是无法阻挡太平军的兵锋。
无奈之下，咸丰皇帝只得重新启用琦善，让他以三品顶戴署理河南巡抚，前往江南镇压太平天国。
琦善要来了，太平军欢声雷动，因为在民间，琦善已经被宣传成昏庸无能、颟顸不堪的卖国贼，派这样的人来与势不可挡的太平军对阵，那不是在帮太平天国的大忙吗？
可是太平天国的将帅们万万没有想到，琦善一到江南，立即组织起江北大营，不但挡住了太平军的进攻，扬州一战，更是把太平军打得丢盔卸甲望风而逃，琦善也一举收复了扬州，保住了江北重镇。
接下来，琦善与江南大营的向荣遥相呼应，更把太平军死死地摁在南京城中。自从江北大营建立，扬州被琦善夺回之后，太平天国从战略进攻转为了战略防守，再也无复当年之勇，再也没能踏过长江一步。
（这里指太平天国的南京主战场，不包含西征，太平天国北伐、西征都属于偏师。）
琦善又成了都铳衔钦差大臣，咸丰皇帝不光是信任有加，更是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琦善的身上，如果琦善挡不住太平天国，那么太平军就可以沿着运河一路北上，一直打到北京城下。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起义，谁又知道琦善会是怎样悲惨的结局。
不过琦善却支撑不下去了，1854年，他死在了江北大营中。他死后，托明阿继任他的钦差大臣，主管江北军务。两年后，江北大营被太平军秦日纲所破，扬州又再次失守了。
琦善为大清王朝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死后对得起自己的先祖，对得起道光皇帝了。
耆英
鸦片战争结束后，耆英成了中国第一位外交大臣。但是他拙劣的表现，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他把中国的主权大量出让给西洋各国，自己却茫然不觉。
当然这也不能怪耆英，因为这是封建王朝的通病，整个大清朝自上而下，没有人认为他做的不对，连道光皇帝本人，也对他的做法赞赏有加。包括与他一起，在广东谈判的黄恩彤，这位被洋人认为有绅士风度，不亢不卑、年轻有为的少壮派外交官，也同样对自己的卖国行为浑然不觉。
耆英不懂得现代外交，他也不清楚英国政府的体制结构。他本能地以为，只要稳住璞鼎查，就可以避免战争。所以他极力拉拢璞鼎查，不断地增强两人之间的友谊，他想以此改善中英之间的对立情绪，消除英国政府的顾虑。为此，他不惜低三下四地装出一副奴才相。
他经常宴请璞鼎查和各国公使，互赠礼物。当他看到璞鼎查夫人的照片时，极力称赞，甚至要与璞鼎查交换双方夫人的照片。
（他认为英国人重女轻男，称赞对方夫人能够获得对方的好感。他此举与中国传统极不相符，相信深受儒家教育的他，一定十分违心。）
当他得知璞鼎查有个儿子在英国念书时，不断地向璞鼎查要求，要将璞鼎查的儿子认作自己的义子，还要把这位“义子”带到北京。璞鼎查不想得罪耆英，他现在不再是英军总司令，而是香港总督，没有耆英的帮助，香港的发展就会大受影响。没有办法，他的儿子最终改名为“弗里德里奇.耆英.璞鼎查”。
耆英写给璞鼎查的信，比起情书还要肉麻，他写道：
一年来，我们在一起工作，彼此都了解对方是一心为国。我们既不为私利驱动，也不会欺诈对方，在商谈和处理公务时，彼此心心相印。我们之间已经达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将来的人们会说，我们虽然是两个人，但心其实是一个。
分别在即，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你，才能再跟你说话，想到这里，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流下了泪水。
当然，耆英在向道光皇帝奏报时，说的却是另外一种话，他说：
治理洋人，必须先知道他的性格。比如打虎的人都知道，要想生擒老虎，必须拿一块布蒙住虎头，让老虎什么都看不见，你才能收服他。与英国人打交道，必须从他们的性格入手，才能让他服帖。
在这里，耆英认为自己的花言巧语蒙住了璞鼎查的眼睛，他不知道自己正在一步步深入璞鼎查的圈套，在卖国的路上乐此不疲。
不过，耆英承受的最大压力，已经不再是英军，而是广州地区的百姓。
五口通商了，广州的优势没有了，地位一落千丈。新的口岸正在加紧建设，洋人的商船正在前赴后继地前往上海，那里更接近产地，更容易销售，也没有广州的诸多限制，商场比广州要大得多。
而三元里抗英之后，广东民间的抗英情绪也突然高涨，更多的百姓把战败归罪于耆英的妥协和英军的残暴，广州反入城运动，进入了高潮。
偏偏英国人极不妥协，他们把入城也当作是一场斗争，为了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他们不断地向耆英施压。
1842年11月，广东刊印“全粤义士义民公檄”，郑重反对英国人入城，说英国人是生活在蛮夷之邦的野人，践土食毛，不知礼仪，犬羊成性，人面兽心，动员全体广东人民奋起抗英。檄文刊发之后，数万人冲进了广东商馆，将整个商馆付之一炬。
1845年，璞鼎查回国，德庇时接任香港总督。他要求耆英执行条约，让英国商人进入，如果不许进城，就视为违约，定海就不归还了。
耆英与黄恩彤贴出告示，要求市民不要阻挠。此举一出，整个广州大哗，市民将告示撕得粉碎，更在广州城内到处张贴揭帖，声明我中华百姓，先杀卖国的奸官，再与英国鬼子决一死战。
同时百姓们带着武器，冲进了广州知府衙门，一把大火把衙门烧毁。知府刘浔翻墙逃出，连夜禀告耆英。耆英没有办法，又只能再去哀求德庇时，他说：如果英国人非要进城的话，我也不可能再当什么总督了。
受到反入城胜利的鼓舞，广州市民到处散发公檄，号召群众约定时间，内杀汉奸卖国贼，外烧洋人商馆，同心合力，彰天讨而申公愤。
1847年3月，六名英国商人在佛山被袭击，德庇时大怒，率领英军驶入虎门，炮轰了虎门，塞掉了800多门大炮的炮眼，占领商馆，扬言要打进广州。耆英被逼无奈，只得同意两年后开放广州城。
12月，三名英国人在黄竹歧被百姓杀害，德庇时又扬言报复。耆英没有办法，派兵包围了黄竹歧，杀了三名百姓为英人抵命，算作是对英国人的交代。
一边是民情汹涌，一边是英夷残暴，耆英夹在中间苦不堪言。他对自己的驭夷本领再也没有信心，如果再待下去，恐怕就会死无全尸。
1848年6月，他想方设法调回了北京。这一天，距离他承诺的英人进城，还差10个月。
谁想人有旦夕祸福，道光皇帝因病长逝，新登基的咸丰皇帝上台仅仅11天，就下了一道“求言诏”，耆英的一道奏章，不但将自己和穆彰阿的政治生命全部断送，更让自己承受了牢狱之灾。当时咸丰皇帝先是把他降为五品，以六品员外郎修补，紧接着干脆以坐子罪为名义，将他革职圈禁。
耆英没有想到，自己一大把年纪，还要受这牢狱之灾。让他更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在一件一件地发生。
（在清代，圈禁是专为高级官员所设的一种牢房。犯事的官员被困在一个小院子里，没有人身自由，其恶劣程度并不比牢房更强。）
广州反入城运动，以及一系列的事件，最终导致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先是攻入了广州，后又扬帆北上，打到了天津白河口。咸丰皇帝惶恐不安之下，又想到了这位与洋人“私交甚好”的耆英，让他以侍郎衔，参与天津谈判，希图以他的经验化解这场矛盾。
耆英感激涕零地上路了，他对前途的凶险一点也没有发觉。当他与英方代表坐在谈判桌前的时候，英国人拿出了在广州缴获的档案。这些奏折中耆英说英国人犬羊夷性、畜生不如，同时英方还拿出了耆英的“情书”当众宣读。英方大骂耆英两面三刀，阳奉阴违，让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羞愧得无地自容。
耆英实在受不了这种羞辱，他离开了天津，回到了北京。他没有请旨就擅自离开了，他实在受不了了。
《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相继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相继签订，咸丰皇帝五内俱焚怨气满腹，而耆英擅自离场更让他怒不可遏。这一次，耆英再也难逃劫难，他被咸丰皇帝赐令自尽，罪名是“擅自回京”。
这就是中国第一位外交官员的悲惨下场。
鸦片战争最危急的时刻，他临危受命，他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欺君大罪来结束这场战争。他在不知不觉中签订了无数卖国条约，却始终坚信自己维护了祖国的利益。为了平复洋人的怨气，他不惜低三下四卑躬奴颜。广州反入城运动时，他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在洋人、皇帝、百姓三方的压力之下几乎性命不保。好不容易抽身而退，却因为一篇文章陷入了牢狱之灾，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赐令自尽的悲惨结局。
在他死后不到三年，清政府在奕
的领导下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相当于现代的外交部，但其职权比外交部大的多。奕
本人以议政王的身份，亲自管理总理衙门，相当于总理兼任外交部部长。由此开始，中国外交人员的境遇不但得到了大大改观，更由军机大臣直接担任。外交事务不仅得到政府的重视，更成为晚清最重要的执能部门，领导着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这一切，耆英都看不到了，如果他能再坚持两年零六个月，也许他就可以看到这一天。
其他人的命运
奕山
鸦片战争结束时，靖逆将军奕山已经被交部议罪，他在广州的所作所为也从各个渠道上达天听。刑部议定的结果为斩监候，但他没有死，而是坐了牢，他被圈禁在宗人府。
1843年9月，他被加恩释放，以二等侍卫充任和阗办事大臣，从此之后，他一直待在新疆。1850年，他升任伊犁将军，参与平定西北的叛乱。但他在新疆办了一件极大的蠢事，他与俄罗斯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这个条约对中国的商业发展极为不利。
如果奕山的经历仅仅只有这些，那该多好，虽然在新疆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是毕竟危害较小，满朝的官员也根本没有意识到。可是事与愿违，1855年，他被迁任黑龙江将军，负责替清政府把守东北边陲。此时恰恰是俄罗斯“用武力为俄国商业开辟新的通向东方的道路”时代，奕山再一次与洋人不期而遇。
在俄罗斯的恐吓之下，特别是在“最后通牒的方式”逼迫下，他签订了近代最大的割地条约——《瑷珲条约》，将外兴安岭以南的60万平方公里白白送给了俄罗斯，又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改为“两国共治”。他的卖国行径，不知道比耆英严重多少倍。
当然，奕山也有自己的考虑，当时太平天国占据了半个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即将爆发，在这种“亡国”的危急时刻，无论如何都不能再与俄罗斯开战了。相比英国、法国，俄罗斯早已是远东大国，对领土有极强的占有欲，对国际公法也极为蔑视。自清朝立国以来，他们的侵略其实从未停止过，在签订条约之前，他们已经实际占领了瑷珲，奕山逼不得已，又一下倒在了强权之下。
《瑷珲条约》传回北京，奕山又一次被革职了。此后他虽然复出，却再也没有出任过疆臣，特别是当奕
执政之后，更不敢让他接触洋务。这反而成全了奕山，让他得养天年。1878年，他以88岁的高龄寿终正寝，活完了自己的人生。他成了鸦片战争当中，所有大臣里活得最长的一位。
奕经
扬威将军奕经在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也被定为斩监候，与奕山相同，他也被关押于宗人府。1843年他也被派往新疆，充叶尔羌帮办大臣，后来调为伊犁领队大臣。1846年，他因刑讯逼供，被革职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
咸丰皇帝登基后，他被调往新疆。太平天国起义后，他被紧急调回，负责协助北京地区的防守。1853年，他病死于军营当中。
杨芳
杨芳是鸦片战争当中，唯一一位没有被查办的。或者因为他年事已高，或者道光皇帝是念在他多年的军功。广州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回到了湖南养病，可以说，他是鸦片战争中唯一一位全身而退的大臣。
鸦片战争结束后，他请求辞官回乡，得到了道光皇帝的批准。1846年，他病逝于自己的家乡。
牛鉴
牛鉴是因为吴淞战败而被革职的，当时他被定为斩监候。1844年，道光皇帝将他释放，交给河南巡抚差遣。所以虽然牛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迅速复出，但他等于也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安抚。要知道以他在河南的威望，又有哪一位巡抚可以凌驾于他之上。
1845年，他因为治理黄河有功，被授为主事，但他已经无心做官了，他请求回乡。
1853年，南方太平天国兴起，北方捻军兴起，咸丰皇帝焦头烂额，又重新启用他，让他以按察使衔镇压捻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