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赏借”和割让在当时来讲，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道光皇帝的面子。大清朝立国以来，“赏借”他国的地方并不少，有些甚至是主动放弃。整个中国的疆界也不是十分清楚，个别区域还存在与他国共治的情况，所以双方争议的焦点并不是香港岛本身。香港在乾隆年间，就曾经主动放弃，后来才又重新占据。所以对于这个海岛，道光皇帝和耆英等人，并不是十分的看重，他们所看重的，是条款的措辞。
按照英国政府最初的设想，要割占的实际是定海，并不是香港。但是由于义律对香港的经营管理，各大洋行的积极参与，使这个小小的海岛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让璞鼎查难以割舍。再加上定海附近浅滩暗礁，航行不便，耆英又一再坚持，坚决不允许割让定海，英军在定海爆发的瘟疫也让他们心有余悸，最终璞鼎查放弃了定海，选择了香港。
这是《中英南京条约》里最大的不平等条款，一百多年来，它像一个烙印一样，深深伤害着中国人。可是在割让香港之后，也让中国从一个窗口窥探到了世界，了解到了西方的文化思想和社会体制，由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宝贵经验，不能不说这是因祸得福。
四、因钦差大臣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将英军领带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元，补偿原价。
【评论】条约的第四款，是赔偿英国走私犯的鸦片损失。虎门销烟时的鸦片，大约价值1100万元，此次要求赔偿的是600万元，与广州的赎城费恰好相同。
这里有一个很尴尬的现象，按道理来讲，鸦片属于走私品，如果清政府明令禁止鸦片进口，那么在中国境内焚烧鸦片，绝对不应该向英方赔偿。但是，当时世界上，鸦片并没有成为公认的违禁品，英国商人在公海上贩卖鸦片，也的确不违反英国的法律。
义律在商馆时，曾经以政府的名义宣布，这些鸦片将由英国政府代为赔偿，所以清政府焚烧鸦片，也就不存在相应的责任。
可是，英国议会在讨论时，认为是清政府逼迫商人们交出了自己的“商品”，这种行为属于“掠夺”英国商人的财产，这才发动了鸦片战争，所以他们要求赔偿“商品”价值，自认为能够自圆其说。
反之，如果仔细考虑道光皇帝的想法，似乎“掠夺”英人资产的说法，也能勉强成立。因为道光皇帝严禁鸦片的初衷，并不是因为它是毒品，而是为了杜绝漏银。换成另外一种商品，同样也有可能被禁，例如玻璃、钟表等，同样也有禁令，如果英国大量倾销的是玻璃，那么现在需要赔偿的，就将是销毁走私玻璃的价值，也许就不会让这种现象变得如此尴尬。
总而言之，英国政府当时的说法虽然牵强，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国最好的做法，是公布禁烟的章程，与英国政府进行禁烟合作，同时在其他领域稍稍放宽对英国商品的限制，以弥补英国因为禁烟带来的损失，在两国的共同商议下，合作禁烟。
当然，这只是现代国际社会处理商贸纠纷的普遍做法，在当时，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如果再联系到鸦片的“毒品”性质，就更加不具备可操作性了。
五、凡英国商民，在粤省贸易，向例全归额设商行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元，作为商欠之数，由中国官为偿还。
【评论】《南京条约》第五款的内容，应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废除行商制度，后一部分是由清政府代为偿还商欠。
乍看起来，这两条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联系。实际上，英国政府非常清楚，一旦取消行商制度，广州十三行就将成为历史，这些商欠注定会打水漂，再也无法收回了。赶在取消行商之前，从清政府这里收回商欠，就成了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
相比其他的条款，取消广州十三行的垄断地位，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非常有利。当时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向开放型发展，英国政府也已经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经营，美国与英国的散商开始主导世界经贸，在这种背景下，广州十三行已经不足以应付新局面，取消垄断势在必行。
可惜当时的清政府官员，看不到世界经贸发展的趋势，他们认为这项条款的危害巨大，将会造成政府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的缺失。以往政府可以通过行商管理外贸，通过行商约束经营行为，甚至可以通过行商去变相约束洋人，现在突然取消的话，谁来为经营行为负责呢？
中国自明朝以来极度重农抑商，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低下。行政官员们都深受儒教洗礼，无法看到商业繁荣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反而认为发展商业，会让整个社会风气变得嗜利忘义。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中期的大部分商业政策，都把抑商当作头等大事，与清初康乾盛世的刺激商业繁荣的做法大相径庭。
虽然自嘉庆朝以来，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举步维艰，却从未想过去刺激商业，增加税收。而是不断地想法设法节流，去节约开支，最终也将清政府的财政拖入了泥潭。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出现窘境，有些难以维持了。连道光皇帝自己也没有想到，在取消了广州十三行，开放了五口通商之后，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因此大增。不但挺过了大平天国、捻军、回族起义，更有盈余从事洋务运动和北洋新政。
从咸丰朝开始，清政府每年的开支都十分巨大，其间更有第二次鸦片战争、阿古柏、中法、中日、八国联军等五次对外战争。每次对外战争的开支都相当庞大，更兼有天文数字的赔款。除了这些战争之外，还要支付庞大的军备开支、洋务开支等等。清政府之所以能够挺过来，海关税收功不可没。所以说到底，取消行商和五口通商，解决了清政府最为头痛的财政问题，也让清政府得以再维持七十年。如果没有海关收入，任何一场战争，都可以让清政府土崩瓦解，更不要说去建设什么北洋水师了。
在实际当中，这项条款最让中国受益。但在当时，也给清政府的官员们出了不少的难题。行商取消了，垄断没有了，管理的难度也就加大了。所有官员都知道，今后如果没有相匹配的管理措施，将很难约束千头万绪的经贸活动，但是，谁也无法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边走边看。
六、钦差大臣等向英国居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元，大皇帝准为补偿。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在各城收过银两之数，按数扣除。
【评论】《南京条约》的第六款，要求清政府赔偿英国的军费开支，以往在各城收取过的赎城费，将按数扣除。英军索要的军费一共1200万元，大约值900万两白银。
当时清政府对英方索要军费的做法，非常不理解，按照道光皇帝的说法，军费双方都有，凭什么要清政府赔偿英军的军费。如果清政府赔偿了英军的费用，那大清的军费又向谁去讨要。
在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支付的军费大约为2500万两，如果加上各地藩库支银，和各地富户的派捐，整个清政府的军费开支，应当在3000万两以上，是英军的三倍多。如果清政府打赢了这场战争，向英国讨要军费赔偿的话，恐怕日不落帝国会就此沉沦。
战争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场浩劫，这不光体现在生灵涂炭，还体现在军费开支方面。战争是世界上最花钱的事，这也就是世界各国轻易不愿开战的原因所在，兵凶战危，谁也不敢说自己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一旦失败的话，这个国家从此就会一蹶不振，难以振兴。
但是按当时欧洲的观念来看，战胜国向战败国讨要军费，却也是合情合理的。虽然鸦片战争是一场不义的战争，是一场强权战争，是英国政府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但英国人却认为他们的诉求既正当，又合理。
既然战争打赢了，那么大清肯定要赔偿英国付出的军费，这也是“国际”上的“惯例”。反之，如果大清打赢了这场战争，也可以向英国索要军费，这种行为在英国政府眼中天经地义。
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盟军就曾经向德国索要200亿美元的军费赔偿，其中苏联100亿美元，美国和英国80亿美元，其他国家20亿美元。不仅如此，盟军还向追随德国的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等五国索要相应的军费和赔款。
所以说，鸦片战争失败后，当时的清政府并不理解英国索要军费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是一项不平等的条款，但在英国人的眼中，这项要求没有任何问题，不存在平不平等的问题。
七、以上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元，此时交银六百万元，
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元，共银六百万元。
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元，共银五百万元。
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元，共银四百万元。
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元。
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元应加息五元。
【评论】第七款内容，规定了清政府交付赔款的具体期限。按照条约规定，在首批六百万元付清之后，英军退出长江和镇海招宝山；所有赔款付清后，英军撤出定海和鼓浪屿。如果清政府逾期不能交款，将按每年百分之五计取利息。
八、凡系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皇帝准即释放。
【评论】第八款内容，要求释放英方的战俘。在这一点上，清政府与英军是一致的，因为按照中国古代的惯例，议和之后交换战俘也属于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谁又能料到，就这个被清政府认为唯一平等的条款，其实已经无法执行了。浙江之前的战俘已经由伊里布释放，奕经现在还关押有10名战俘，也可以释放，没有问题，但是台湾的一百多名 “战俘”，几乎全部被斩首了。
1841年9月，英国运输船纳尔不达号在基隆附近遇风沉没，船上274人当中，有141人葬身海底，另有133人被当地百姓抓捕，扭送到了台湾镇军营。
1842年3月，另一艘运输船安音号，在台中一带遭遇飓风沉没，船上57人有49人被俘。
这就是浙江反攻之前的台湾“大捷”，当时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将这份捷报呈送到北京时，曾经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大加赞赏。
1842年5月14日，浙东反攻全面失败，道光皇帝一怒之下，下旨将台湾的“战俘”，除头目11人之外，其余139人全部斩首示众（部分俘虏在关押期间死亡）。当时道光皇帝的说法是“以纾积忿而快人心”。道光皇帝的积忿倒是纾解了，却造成了《南京条约》当中唯一的平等条款，根本无法执行。
在签订条约的时候，不光是璞鼎查，连耆英在内，都不知道台湾已经将战俘全部杀死，或者耆英根本就没想过，台湾竟然还有这么多的“战俘”。
《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皇帝命令台湾道姚莹，将剩下的战俘押解到厦门，由怡良交还璞鼎查。怡良当然知道璞鼎查不会善罢甘休，他试探性地询问道光皇帝，洋人不知道战俘已经被正法，万一因为杀俘的事，重启战火怎么办？
道光皇帝说：台湾两次抓获的战俘，是在议和之前斩首的。两军打仗，各有死伤，难道战后还能偿还？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道光皇帝哪里知道，在欧洲的价值观里，两军对阵各有死伤，那没有问题。但要是杀害俘虏，却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即使重新引来战争，也是咎由自取。
怡良、耆英无奈之下，只好命令姚莹将活着的这九个人（另两人是中国翻译），交还给英方。英方当时就问，为什么要将俘虏斩首？姚莹回答说：两国交战，战俘岂有不杀之理。你们英军两年来，在浙江、江苏伤害我官员，残害我百姓，皇上震怒，台湾军民人人愤恨，五月份已经遵旨将战俘斩首，能给你们留下这九个人，已经属于格外开恩了。
璞鼎查得知之后大怒，他当时在香港，立即北上要找耆英理论。他说，英军运输船并不是在打仗的时候被俘虏的，而是遇上了风暴，被清军俘虏。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将这些俘虏剥掉衣服，裸体游街，施以酷刑，导致很多俘虏都被活活饿死。此事要不给个说法，英军就要北上找道光皇帝理论。
道光皇帝这才知道事态的严重，他指示怡良，立即赴台湾查访，如果确实是遭遇风暴的“难夷”，并没有滋扰台湾地区的话，一定会重治达洪阿和姚莹之罪。
怡良查访的结果，证实了这两艘船是遭遇风暴沉没的，这些俘虏，也不是交战时的战俘。于是道光皇帝下旨，将达洪阿、姚莹革职，交刑部治罪，之前台湾保举的官员，一概取消。
同时，道光皇帝派伊里布前往浙江，截住上访的璞鼎查，好说歹说，总算劝住了璞鼎查，没有酿出更大的事端。
《南京条约》的第八款，是最为平等的条款，也是最能反映西方价值观的条款。可就是这个双方都认为绝对平等的条款，竟然险些让战争重新开启，这背后折射的，是东西方文化的迥然不同。一纸条款可以终止战争，却无法弥合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势必还会造成更大的矛盾和冲突。
九、凡系中国人，前在英国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誊录天下，恩准免罪。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者，亦加恩释放。
【评论】文化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第九款。按照《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内容，这项条款并不是英国政府事先要求的，而是英军在侵略中国时猛然发现的。
汉奸这个词汇的定义非常宽泛。狭意上讲，他特指为投靠侵略者，通敌卖国，或者引诱异族侵略中国的人。如果往广意上讲，那么只要是不能与侵略者血拼到底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汉奸。
有意思的是，汉奸这个词汇，并不是汉族的发明，而是雍正皇帝的发明创造。根据日本神户大学王柯教授的考证，雍正年间，云南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有汉族人与苗民联手对抗清政府，雍正皇帝于是大骂这些人为汉奸，损害了满族统治者的利益。
到了乾隆年间苗民起义，云贵总督奏报乾隆皇帝说，苗民作乱，往往与汉奸勾结，臣已派人稽察抓捕。
由此开始，“汉奸”一词，成了举朝上下使用非常频繁的词汇，一有大事不能解决，就往往会推到汉奸身上，屡试不爽。清朝皇帝也把查拿“汉奸”，当成头等大事。
鸦片战争过程中，督抚将军斗不过英国侵略者，无法推卸责任，汉奸也就自然而然在战争过程中大放异彩。纵观战争当中的所有奏折，到处都有汉奸的身影，每一次战役的失败，都是汉奸的原因。清军并不是无法打败英国侵略者，关键的原因是汉奸骚扰不休，每每在我军将要大胜的时候，汉奸就从侧后方袭击我军软肋，导致功亏一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