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河南新郑乡绅李锐在自家菜园挖井时无意发现了不少青铜器，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年的郑公大墓就在他家的菜园下面。李锐在自家菜园挖出宝物并将宝物变卖的消息传出后，有关部门立即出来制止，不但追缴回了已经变卖的宝物，还派人继续挖掘。在大墓中共挖掘出了完整的青铜器近百件，其中就包括莲鹤方壶，另外还有玉器、陶器等数百件文物，是中国当时空前的考古发现。然而，在郑公大墓所有的出土器物中，只有一件青铜炉上铸有七个字的铭文，据考证为“王子婴次之口炉”，这七个字的铭文为考证大墓的年代提供了唯一的文字资料。有学者认为铭文中的“婴次”应是文献记载中的“婴齐”，也就是楚庄王的弟弟、楚国的令尹子重，《春秋》等文献将他称为“公子婴齐”，而楚人自称则为“王子婴齐”。可能在晋楚鄢陵之战时，楚军战败逃遁，所以才会将楚国器物遗留在郑地。
那么照此推测，新郑大墓就应当葬于鲁成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575年鄢陵战役之后。当时郑国的国君是郑成公，所以新郑大墓的墓主有可能是郑成公或者是郑成公以后的某一代郑公。但是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郑成公在位的十四年间，郑国内忧外患。在这样极度混乱、国力极为衰弱的背景下，郑成公是否有实力以如此规模的青铜器入葬，值得怀疑。
也有学者认为新郑大墓可能是卒于公元前566年的郑僖公的，即在春秋中晚期之际。但是郑僖公在位只有五年，而且是一个弱君，为子驷所杀，所以也不能与新郑墓葬的规模相称。
因此又有学者提出了墓主人可能是郑简公。郑僖公之后，郑简公即位，由名相子产辅佐执政，郑国对外两亲晋楚，对内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和财富，国力有所增强。从国势的角度来看，只有郑简公在位之时的郑国才有实力拥有这样的墓葬。
莲鹤方壶从1923年出土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它以俊美的身姿，精湛的工艺令国内外无数观众为之倾倒，但是关于它的墓主人却始终不能确定。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专家学者们能解开这个谜团。
壶是一种古代的青铜酒具，也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种类之一，在商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最为盛行，种类也变得多种多样，包括方形、扁形、圆形、扁圆形、八角形、弧形等等。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人们个性张扬，崇尚浪漫情怀。这一时期的东周青铜器艺术风格已迥然有别于殷商、西周，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变得清新，手法由浓厚的神秘色彩而趋向写实，装饰纹样也变得更生活化。
天圣铜人下落之谜
观点：天圣针灸铜人共铸有两具，是举世瞩目的稀世珍宝，可惜因战乱关系都下落不明。有人说铜人就埋在大相国寺地下，有人说铜人很可能被当做废物扔进了熔铜炉，也有人说藏于日本东京博物馆的铜人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北宋天圣五年，时任太医署医官的王惟一为提高针灸教学效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主持设计制造了一尊全身布满针灸穴位的铜质人体模型。因为铜制模型铸造于天圣年间，而且铜人的身上布满了针灸穴位，因此又被称为“天圣铜人”或“天圣针灸铜人”。
铜人的高度与正常成年人接近，而前胸和后背两面可以开合，在铜人的胸腔和腹腔内，还配置着五脏六腑的模型，不仅可以应用于针灸学，还可以应用于解剖学。
铜人身上共有657个穴位，在每一个穴位的准确位置处钻有仅仅能容下一根银针的小孔，354个穴位名称都是用“错金法”镌刻上去的。它既是针灸教学的教具，又是考核针灸医生的模型。考试时在铜人体表涂上蜡，然后在体内注入水银，只要让考生拿针扎穴位就可以了，如果取穴部位准确，则针扎进去水银就会流出；如果穴位找的有误，则针扎不进去。可以说，天圣铜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铸成的针灸铜人，它的出现使当时几乎失传的古针灸术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针灸铜人制成后曾轰动一时，被朝廷视为国宝。
为了配合铜人的使用，王惟一还以官方的名义主持编修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作为铜人的使用手册。后来，为了防止意外，朝廷决定让王惟一再铸造一尊。
于是，一尊放在太医署，以便学医者观摩练习之用；另一尊陈列在大相国寺的仁济殿，供世人参观。
针灸铜人铸成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金人的高度重视，他们千方百计地要得到它。靖康元年正月，金兵攻打东京，金国盗宝之人乘机将大相国寺的天圣铜人偷走，后被大相国寺监院法定发现，他偷偷将铜人换走并秘密藏了起来。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兵攻入东京城，法定等人也被金人杀害。法定临死时，也没有说出铜人到底藏于何处，于是在法定死后，相国寺的这尊铜人就再也没有了下落。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占领了东京外城，逼迫宋廷投降。次年正月，金兵又向宋廷索取文物、珍宝及各类礼器以及祭祀重器，其中就包括天圣铜人在内。
但是有人说，早在金兵攻城之前，就有大臣把铜人带出了皇宫，随后流入襄阳府。
康王赵构登基不久，“宋天圣针灸铜人”被送归南宋朝廷。后来惧于元朝的势力，南宋朝廷只得将“宋天圣针灸铜人”献给元朝。
后来，忽必烈亲自召见尼泊尔工匠修复铜人，并将修复后的铜人置于元大都的三皇庙内，在它的身后是石刻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到了明正统八年，历经400多年的“宋天圣针灸铜人”已经大不如前，穴位名称也已模糊不清。于是，明英宗决定忽必烈画像王惟一以官方的名义主持编修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重铸铜人，并重刻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铜人铸好后，置于太医院的药王庙，被称为“明正统铜人”。到了清朝，这尊“明正统铜人”还在宫廷里。可惜的是，在战乱年代，明英宗为防止瓦剌进犯，决定加固京城的城墙，宋天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竟被劈毁当作砖石使用。明景帝时北京失守，在战乱中，“明正统铜人”被毁伤头部，而“宋天圣针灸铜人”则不知去向。
有人说铜人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大相国寺，它就埋在寺内某处的地下。因为根据史书上记载天圣铜人虽然是金人向宋廷索要的重要器物，但它是否被金人得到，却一直都没有记载。假如金人已经得到了铜人，那么在金史或后来的着作中是应该有记载的。况且，金被蒙古军队所灭后，如果天圣铜人为蒙古所得，那么蒙古国也就不必再向南宋索要铜人了。由此可以推断，北宋太医署的那尊铜人谁也不曾得到，它可能就在开封龙亭湖的水底。
也有人说铜人很可能被当做废物扔进了熔铜炉。明英宗时既然《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被用于修建城墙，那么“明正统针灸铜人”仿制完成后，“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命运很可能和《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一样，被当作废品扔进了熔铜炉，化作铜水永远消失了。
还有人认为藏于日本东京博物馆的铜人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很可能是当年被金人掠走之后，由于战乱的关系流入到了日本。依据是王惟一在铸造两座针灸铜人之前，曾经编写了《针灸图经》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人体的354个穴位和位置，也是宋天圣铜人的说明书。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与书中354个穴位全部能对应。不仅如此，书中所记载的定穴方法和这座针灸铜人大部分都相同。但是也有人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依据是南宋时期周密在《齐东野语》一书中比较详细记述了宋天圣针灸铜人的体貌特征，此书也是迄今为止对宋天圣针灸铜人描述最为细致的书籍。《齐东野语》中记载天圣针灸铜人身上的穴名是先将穴名刻凿在铜人身上后，再涂上经字，而东京博物馆的这座铜人身上的穴名则是用涂料书写上去的。不过也有一些医史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齐东野语》并不是正式书籍，书中的描述并不十分准确，并且坚信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就是流失千年的“宋天圣针灸铜人”。
虽然，我们现在可以在博物馆看见仿制的“明正统针灸铜人”，但是对于真正的“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寻找却一直没有停止。既然有人认为它仍然存在于世上，那么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它会出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