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风”是围棋中一个关键概念。认识棋风的一个途径是把棋风看作是某一棋手在决策中比较稳定的价值取向。棋风有时是自觉的，比如表现为某种基本信念，如是朴实无华的棋更好，还是华丽奔放的棋更好，棋手有不同的看法；但棋风的形成却很可能是无意识的，是一种自然的个性流露，如常昊偏爱厚实和绵密，马晓春的棋流露仙风道骨，刘小光称自己骨子里有“硬”的一面，所以喜欢不依不饶的战斗，江铸久的性格中也有着特立独行的东西。在韩国和日本的棋手中，大致也能找到对应的棋风和个性流露。当然，风格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可以从不同侧面去界定棋手的风格。比如，围棋中有依赖计算为主和注重直觉的区别。吴清源认为自己更相信直觉，而木谷实则更重视计算，这是一种认知风格上的差异，同时也是认识论信念上的差别。从决策角度看，棋风的差别体现在策略或战略层面上。一种决策趣向发展成行棋的一贯的基本策略，即为风格，围棋中的各种风格形态，棋手的判断和选择，正像常昊对李昌镐三星杯决赛第二局的69手，体现的是棋手的稳定的价值取向。
如果棋风体现的是价值取向，我们是否有可能对围棋策略中的价值取向作进一步的描述呢？首先，我们可以把效率与安全（厚实）作为一对矛盾。如同一个企业是慢慢做大，保持足够的后劲，还是不失时机地迅速扩张，争得先机，可能是董事会里争论的焦点，围棋的研究室里，对此也会出现不同的声音。
第二，与“效率与安全”问题相关的，是进攻与防守的矛盾。这是鹰派和鸽派的不同：在拳击场上，你是想一举将对手击倒，还是以记点胜，在不经意中取得不可逆转的战略优势（哪怕是非常微弱的优势）。前者如古力，后者如李昌镐。
第三，还有着眼于“现在”还是“未来”的矛盾。比如上述常昊的69手，是像实战那样吃住9子，还是跳起形成模样；常昊、曹大元、俞斌这样的喜欢实利或厚实的棋手会觉得吃9子更实在牢靠，而藤泽秀行或马晓春等很可能批评这一手过于保守或贪图实利而丧失了全局的主动；这些更注重“未来性”的棋手会认为左下跳起后中央形成的潜力巨大。着眼于“现在”还是“未来”，同样折射出棋手对“不确定性”的态度，现实派喜欢实利，看清了就下，喜欢早早定型；浪漫派喜欢富有变化，玩味棋的意趣。
第四，与“着眼于现在还是未来”的矛盾相关，棋手同时要考虑“机会成本”和“风险”这对矛盾。棋局与生活一样，选择了A，意味着失去了B的机会。每一次选择防守，也就意味着失去一次进攻的机会。如果B是一个更具有吸引力同时又有更大风险的“潜力股”时，你会与它失之交臂吗？想象让古力和常昊去投资股票，我想古力一定不放弃任何机会，而常昊一定会慎重考虑风险；别忘了，在拳击中，重拳出击的那刻也是自己最容易受到致命打击的时刻。古力假如没有那种随时能转身的柔软身段，他那样的贴身紧逼的棋风是很容易崩裂的。
二、鸽派与鹰派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把棋风归为“先发制人”（攻击型）和“后发制人”（防守型）两种。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李世石、崔哲瀚、古力、罗洗河等，后者的代表人物有李昌镐、林海峰、常昊、依田纪基、朴永训等。这种差别正如荷兰足球与意大利足球的区别，当然两者之间还有很大的中间地带。从博弈的角度看，先发制人对先发制人是一种战略平衡（纳什均衡），后发制人对后发制人形成另一种战略平衡。而先发制人对后发制人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呢？我用鸽派与鹰派来形容两者：
鸽派 鹰派
鸽派 1， 1 0， 1
鹰派 1， 0 1， 1
案例：第二届丰田杯决赛决胜局，常昊VS李世石：后发制人与先发制人的博弈以常昊丰田杯对李世石的决胜局为例。常昊为什么选择了脱离主战场的115手“断”。根据常昊的回忆自述，常昊认为既有优势意识下选择保守下法的一面，也有局部对杀技术上与李世石的差距而造成的心理胆怯。常昊争夺梦寐以求、久攻不下的世界冠军的决胜局，局面处于优势，当然是因素之一。但是，如果不考虑常昊的后发制人的厚实棋风，和面对的对手是善于搏杀的李世石的因素，就不可能理解常昊的115手。这步以静待动的棋加强了下边黑棋，同时又使左边白棋变薄，有利于左上的伺机出动。
这是不同棋风碰撞时出现的“回报”差异，也就是说，如果对手不是李世石，如果不是他下出一连串的先发制人的手筋，而是一个棋风同样厚实稳健的棋手，常昊这一局的115手未必会成为致命的缓手和败着，甚至可能成为稳健的好手。鹰鸽博弈的差异，在这里得到展现。博弈论的精髓也正在这里：你的策略的有效性取决于你的对手有哪些策略，擅长什么策略。
三、棋风的消长和嬗变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棋风之间的彼此互动和消长，是一个十分微妙和有趣的问题。我们可以问新生代的棋风是否出现了新的特征？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的棋越来越注重战斗，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在“适者生存”的棋坛上，是否存在主导性棋风，还是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进化博弈论（evolutionary%game%theory）原本是用博弈论解释生物进化的学说，但它的适用面超出了生物学，棋风的形成和发展，就可以运用进化博弈论的思路来理解。进化博弈论的基本假设是某种生物的基本生存和繁殖策略如果具有进化稳定性，它就必须有利于增强这一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由于生物世界充满生存竞争，所以任何具有进化稳定性的策略，也必然带有“纳什均衡”的特点。比如，像狮子老虎这些攻击性、危险性极强的动物，碰到麋鹿或大象有时也没辙。麋鹿生就无法企及的奔跑能力，善于“轻灵腾挪”，大象虽然相对滞重，但是其体形硕大，难以扳倒（“两枚腰”是也），而且喜欢集体行动，无法各个击破。所以说，生物界充满着均衡的策略组合，使这些生物能够生存繁衍。我们也可以设想，在围棋天地里（或者在商战和各种利益冲突的关系中），棋风正是具有“进化稳定性”的基本策略。
我们可以设想棋风的形成和稳定的延续有两种基本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棋风之间有简单的相克的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有些处于劣势的棋风就会越来越难于维系而最终绝迹。例如，我们早些摆出的“鹰鸽博弈”。如果我们暂且把传统的均衡厚实的“防守型”棋风看成是鸽派，把韩国的凶悍骁勇的“进攻型”棋风看成是鹰派，那么，在老鹰们集聚的韩国，我们可以预测鸽派会越来越难以生存。而由于生存的优势，棋手会纷纷复制老鹰的策略（比如研究、效法他们的战法）。而在鸽派主导的日本，一旦有了老鹰的侵入，鸽子之间原来保持的平衡也会被打破。但是，还有第二种可能性是，进攻型和防守型棋风之间形成了“纳什均衡”，即不同棋风的棋手对弈时胜率大致相当（或者，设想足球赛荷兰队与意大利队交手胜率五五开）。这时，他们就没有必要改变棋风。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棋风之间形成一种更复杂的动态关系。设想在进攻型和防守型之外出现了第三种类型，混合型。最典型的混合型是打防守反击的乒乓球运动员，他们在防守时会突然发力，使对手措手不及。混合型可以是由防守型向进攻型的一种变异。比如，李昌镐几次在番棋上输给崔哲瀚，他就喜欢改变一下棋风，尝试更积极，甚至更凶悍的下法。常昊与比他年轻一辈的棋手交手时也会意想不到地发力。防守型的棋手这样下的人多了，而且对付进攻型棋手有效，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混合型棋手。混合型也可以是由进攻型向防守型的一种变异。如李世石现在的棋虽然保持了他的攻击性，却比过去更加含蓄和均衡。但是，有意识地变化自己的棋风会引起发挥不稳定，如2007年初三星杯决赛李昌镐对常昊的咄咄逼人的下法，不仅与李昌镐的棋风大相径庭，而且明显过分，导致战略上的被动。这样，当改变棋风适得其反时，棋手就会有回归原本棋风的态势，即回到自己更得心应手的下法。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棋手保持他们的棋风的鲜明特色和纯粹性，而另一些棋手则呈现出杂色，他们不断在攻击和防守之间变换，时而显得温柔敦厚，时而又露出“天煞星”的面孔。稳定是为了生存的常态化，变异是为了生存的竞争需求。
四、棋风：文化和个人
我在《生态篇三》谈到，围棋的棋风固然有自然生态的一面，也有文化生态的一面。因此，有必要探讨风格的文化历史成因。围棋在日本被职业化后，它真正成为被研究的对象。虽然在日本棋手中也有不同的棋风，但总体上，日本围棋给人中规中矩的印象，走“无理棋”、搅局、死活不认输，不仅会被耻笑，而且会被视为是棋手道德上的瑕疵：缺乏风度和修养。另一方面，很少有棋手像日本棋手那样认真到呕心沥血的地步。猝死在纹枰旁的日本棋手在历史上也常有记载。也很少有棋手像日本棋手那样对围棋保持着一种理论上的兴趣。日本围棋的布局理论和对定式的研究，符合日本民族对条理的讲究，对形式美的膜拜，对棋道的不懈追求，对传统的器重和敬畏。同时，日本文化中的权威意识和等级制度客观上又使日本围棋趋于保守，直到吴清源这样的外来者对这种权威产生强大的冲击。
与日本围棋的中规中矩相对照的是韩国围棋的“无法无天”。韩国围棋似乎秉承了游牧民族的彪悍骁勇、无所顾忌的精神。从徐奉洙、刘昌赫，到李世石、崔哲瀚，他们似乎都是横空出世，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他们给棋坛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酣畅淋漓的对攻常常由于一着不慎而一命呜呼。他们的棋未必是最精致的，但却是最奔放的，最富有想象力的。他们使围棋变得更为锐利和进取。韩国的棋之于日本的棋可谓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能拿我怎样！
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处于两者之间，是正反合辩证的合题，中国的文化熏陶，成就了吴清源的“中和”理论，其本质是均衡和适度。施定庵《弈理指归序》这样描述棋道和人道：
岁壬子，偕梁丈游岘山，见山下出泉潆漾纡余，顾而乐之。丈曰：“子之弈工矣，盍会心于此乎？行乎当行，止乎当止，任其自然，而与物无竞，乃弈之道也。子锐意深求，则过犹不及，故三载仍未脱一先耳。”
梁丈认为弈棋光有技术还是不行的，还要有一种通脱的，顺乎自然的精神境界。施定庵称自己由此而领悟了棋道。不勉强，不强求，不走极端，顺乎自然，天人合一。棋道的内涵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处之道。1933年吴清源对自己与秀哉名人的对局的事后反省（参见下图），其实已经蕴含了他后来的“六和思想”。
这是吴清源以三·3、星、天元开局的名局。局后吴清源觉得黑21手围大模样松缓了。他认为21手走在A位，经与白B交换后，走C位既能攻击白棋，又与天元和下面黑棋遥相呼应，攻守相得益彰，更加充分、好调。相比之下，21手显得有些刻意了。吴清源在自传《中的精神》里说：“我的理想是‘中和’，围棋的目标也应该是中和。只有发挥出棋盘上所有棋子的效率那一手才是最佳的一手。每一手必须是考虑全盘整体的平衡去下——这就是‘六和之棋’”。图中A、B、C三步的构想，体现了“六和”的精髓。这种对“效率”的理解，是经验的，也是智慧的。其中包含的“过犹不及”的“效用”思想，是西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理性说无法达到的。
除了文化外，个人的性格特征也是棋风的重要根源。这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应该指出的是棋风是动态的、发展的，而非静止不变的。一般认为，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棋风会从锐利、凶悍向均衡、厚实发展。如加藤正夫从早先“刽子手”的大刀阔斧到晚年的“半目加藤”的变化。但是，也有例外，如曹大元的棋风一向是“温柔敦厚”的。但由于生活中的变故和困扰，他后期的棋风变得硬朗，也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木谷实的棋风一生也经历多次变化，先是行必三连星，以后又回归酷爱实地的风格，这里的变化体现的是超越自我的愿望。个人为什么会出现棋风的变化，一定有一些规律可循，但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还所知甚少。生物进化论给围棋棋风形成的启示是：在19%×19的广袤空间里造物主奉行的规则是“物竞天择”（老天爷只惠顾少数的“适者”），还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文化和个体以自己的独有方式和价值取向形成它的生存竞争力）？从胜负来说，是前者，从求得胜负之道的角度，也许是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