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想隐居家乡的严嵩，两年后又被拖入宦海。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武宗朱厚照驾崩，严嵩的老师杨廷和主持朝政，千里修书盛情召请严嵩入朝，恳切希望他为大明江山社稷贡献聪明才智。这时的严嵩已整四十一岁，假如再次拒绝，终生恐怕不会再有入仕的机会了。严嵩答应是答应了，但他并不了解此刻朝中的内情，更不清楚在许多对权力虎视眈眈的人物眼里，他没有什么值得怜惜。
严嵩前脚进京，后脚首辅杨廷和就被嘉靖皇帝冷落到一边。原本就是奔着知遇之情而来的，谁曾料想到意外出现变数，严嵩一时陷入进退两难之中。在朝中，他并没有自己的亲近势力，最终被吏部安排到南京的翰林院，任了个侍读（文书档案官员），算是打发了。
不难看出，严嵩实在不是一个善于趋炎附势、阿谀求荣的人，投机钻营，他既缺乏应有的资本，也不具备那样的气质，故而听从派遣，悄然奔赴南京，不存在主客观上积极主动的选择。也许在他本人看来，毫无根基尴尬混迹于朝中，与其在北京这个政治风浪的中心蒙受煎熬，反不如去南京做他擅长的案头文牍工作。
明世宗朱厚熜是意外坐上了龙位，加上此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首辅杨廷和自做主张大刀阔斧把政事打理得井井有条，所以他一上台先不忙朝政，第一把火烧的是亲爹亲妈名分的事，这便是大明历史上吵吵嚷嚷了多时的“大礼仪”。朱厚熜是武宗朱厚照的堂弟，过世的朱厚照没有子嗣，由谁来接继江山？皇太后张氏与大学士杨廷和以“兄终弟及”的由头，拍板决定迎接兴王朱厚熜来承继大统。在朱厚熜由封国前来京师入朝即位时，这位新主子一路上就为他自己和母亲的名分礼遇不断挑理，即位不久，便下令群臣议定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的主祀与尊号。杨廷和在这件事上违逆了朱厚熜的心愿，援引前朝先例，要他以明孝宗朱祐樘为皇考（正统皇父），而尊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考、生母蒋氏为皇叔母。年轻的嘉靖皇帝阅罢奏章，火冒三丈，这不是叫我忘了是何人所生吗？朕将以何面目去见生身父母？结果围绕着皇帝亲生父母的地位与名分，在朝中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斗争，包括杨廷和在内的一大批维护正统的大臣，纷纷因此落马，内阁几乎被清洗一空，而许多借此投机取巧的新贵人物，借机登台亮相。
身在南京的严嵩躲开了这一政治内讧，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正因为有了嘉靖皇帝的“大礼仪”争端，造成的大量朝臣的倒台，才给严嵩这种原本无意弄权的文官提供了机会。——因此我们再三说，严嵩最终成为“奸臣”，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地方是积极争取的。
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正在南京伏身案头的严嵩，接到北京朝廷的一纸调令，命他从速进京担任国子监祭酒（国立最高学府掌门人），应该是从这里正式开始，严嵩别无选择地被推上权力游戏的舞台。
做了中央大学的校长，跻身大明王朝显贵的行列，严嵩并没有表现出小人得志的张狂，他仍秉持着自己一贯的作风，谨慎而务实；他没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但求仕途平稳，衣食无忧。然而，一个再纯净如水的人，一旦踏入官场这潭污泥中，一切就由不得你自己了，清白将成为你精神追求上的奢望。欲望难免会膨胀，权术也无师自通，察言观色、逢迎讨巧、拉帮结伙，会不自觉地成为你生存的本能。从此之后，严嵩的梦境不再那么清爽而宁静。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四月，严嵩升任礼部右侍郎（教育宗教礼法等副部长），正式进入大明行政权力管理系统，彻底换上了朝廷上层官僚的身份。——这应当是严嵩由一个文人学者向政客转变的真正起步。任副部级官员不久，严嵩受嘉靖皇帝委派，前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亦即世宗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封国，负责拜祭显陵。皇帝把祭告生父这样重大的活动交给严嵩来主持，严嵩不能不格外用心去办。他圆满地完成了拜祭显陵的任务，回到北京后，向嘉靖皇帝上了两道奏疏，一道是反映河南灾民饥馑的情况，严嵩据实相告：“所在旱荒，尽食蔴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另一道是记述祭陵树碑时的祥瑞。
史书一般多忽略严嵩言及灾民的奏疏，独独不约而同地转录他“谄媚”祥瑞的文字：“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霖。又石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严嵩这里描述的是监立显陵碑时的一些吉兆，借此他进而请求皇帝：“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政敌以及后来的许多人均以此认为，严嵩颇为奸猾而善于媚上。稍稍客观公正一点，一场皇家仪礼之后，讲几句上天眷顾吉祥如意的话，实乃人之常情；再者，封建帝王的天颜面前，即使贤明如萧何、耿直若寇准者，客套恭维也是俯拾即是、家常便饭，何以独严嵩此言便是怀了十二分的钻营取悦之意？那么他同时不识时务地在皇帝面前痛陈河南灾情，又该做何解释？
扭曲严嵩者按照他们的逻辑推理下去，严嵩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凭借的正是这一次的拍马溜须。接下来几年里，严嵩先后就任户部、吏部侍郎，四年后，即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南京吏部尚书（人事部长）。
五十四五岁的严嵩，自1521年以来，就一直徘徊在部级岗位上，且相当的时间段里，并未置身真正的权力中枢北京，默默地待在南京尽他应尽的职责。比照古来那些善于阿谀奉承以窃取高位的阴谋家，严嵩算得上一个贪图富贵而痴心索取权力的人吗？也许只怪他活得太长寿了，别人的夕阳西下时节，在他这里反倒正旭日东升。
公元1536年，年近花甲，严嵩例行北上京师去贺万寿节。“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严嵩并未做别的功课，他不过是依礼正常地来朝觐，是皇帝身边的辅臣因修史工作的需要，请求留下他，个中缘由也并非他讨得嘉靖欢心，分明是众人看重了他的文史功底。升任北京礼部尚书，入翰林院，得以接触大明天子，这是封建士大夫们梦寐以求人人向往的，但我们找不到严嵩为此做了哪些刻意的、积极的争取。
突然来到天子身边，一下子进入到陌生的权力核心，虽然论年龄阅历不该不成熟老到，但严嵩显然是个生手，多年痴迷诗书的积习，使他对官场博弈茫然无知。但严嵩拥有一生使他受用良多的个性品质，那就是不管何时何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意识，以及做事严谨细致的风格。这时候他经常会被皇帝召见，有时一天里三次召见，甚至时常在皇帝议事罢天已黑夜已深。严嵩住在距离皇宫较远的西城，为了不致误事遭斥，来不及叫家仆套车上路，他独自单骑疾驰。——六十岁的老人骑马飞奔公干，一个模范勤勉的国家公务员！
勤恳只是出于严嵩办事认真的个性，而政治权谋的许多功课，他还需要进修。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朱厚熜这个年轻的皇帝还在为他死去的爹皇位进宗庙的事处心积虑，有那善于媚上揣摩帝王心思的人连忙上疏，“帝将祀献皇帝明堂，以配上帝。”嘉靖要将徒有虚名的生父兴献皇帝之灵位，放在供奉大明天子的明堂祭祀，“称宗入太庙。”让一天也未做过皇帝的亲爹，名正言顺地享受已故帝王的待遇。“嵩与群臣议阻之，帝不悦。”不明事理的严嵩加入到谏阻大臣的行列，结果惹得嘉靖很不高兴。为此朱厚熜专门发布《明堂或问》敲打各位谏臣。一向担心惹火烧身的严嵩这才恍然大悟，他何曾想到皇帝会为此如此恼火，吓得寝食不安，战战兢兢数日，赶紧转而表示拥护。——严嵩此时的身份比别的大臣要敏感很多，因为他是礼部尚书，皇帝张罗的事正在他的职责范围以内，他的态度与其他并不牵涉事件具体操办的大臣，在嘉靖眼中，其反应与结果有很大不同。所以说，即使如史书所说，严嵩转向快了一点，尔后又全身心投入到兴献皇帝入庙称宗的各项准备工作当中，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严嵩的本质是胆小、温顺而勤勉，这一次的草率表态险些肇祸，给他敲响了警钟。一方面使他领教了皇帝的神威，另一方面让他深切感受到朝中风浪的险恶。从此，他愈加地小心谨慎起来。也正是他的这一份稚拙与恭顺，博得了明世宗的好感，这个羔羊式的老家伙，听话、好使。随后，严嵩进入到以夏言为首的内阁班子里，开始在西苑值宿，随时听候皇帝传唤。这个待遇，在朝中诸多人物眼里，是一份不惜绞尽脑汁想得到的恩宠与殊荣，严嵩似乎有些不自觉，稀里糊涂地迈上个人权力与声名的高端，同时也是懵懵懂懂地陷入狼虎丛中的撕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