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八年傀儡皇帝的赵煦于一零九三年高太后死后亲政，政治风云就是这样瞬息万变，蔡京柳暗花明的日子来到了。哲宗皇帝受了高太后八年的辖制，旧党（反对变法者）这些年里掌控朝政大权，新党（变法革新者）被一一逐出朝廷。这就自然形成了旧党属于太后的人，那么赵煦要重开炉灶，当然选择新党来作班底。——想法固然不错，但即使要重开锣另唱戏，也应选择真正能挑大梁的主角才是，不能情绪化地凡是新党均得重用。宋哲宗主政伊始恰恰过于情绪化，他立即召回了章惇、蔡卞、黄履等新党中的干将，启用章惇为宰相。
皇帝的用意是要这些人来为王朝做事的，而章惇们入朝的头一件事，却是惦记着清算旧党的账，将功夫全用在了报复当年排挤、压制、打击他们的那一拨人身上，先前风光八面不可一世的元祐大臣们无一幸免，甚至已经死去的司马光、吕公著也难逃惩罚，被追贬罪责，差点就要掘了他们的坟墓。
蔡京虽然曾有过讨好保守派宰相司马光的言行，但总体上还是被划入变法革新的阵营，因此很快就被皇帝征召入朝，“权户部尚书”，先代理财政部长。
新党把旧党一网打尽后，这才开始着手重新实施王安石的那一套。宰相章惇主持恢复变役法，“置司讲义，久不决”，安排有关部委讨论，却很长时间拿不出个决定性方案。蔡京隔着锅台上炕了，他气哼哼对肉呼呼的章惇说：“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把熙宁年间王大人的那一套拿来用便是了，讨论什么呢！章惇竟接受了这位下级的训诫，立即停止讨论，颁布实施。此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蔡京与章惇取长补短密切配合，“俩人相倚以济”，几乎所有大政方针由这两位一碰，就拍板定案了。
一个部长怎么就可以会同宰相决定朝政？这里有另外一层原因。蔡京的弟弟蔡卞与章惇同时被哲宗召回，拜作右丞相，这才有了当哥哥的蔡京得以很快进京荣升尚书（部长）一职，接着又封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蔡京一时风头正劲，谁敢小瞧？应当说，蔡卞似乎这时候更应表现得显眼一些，首先因为他官比哥哥大，其次王安石又是他的岳父大人，但蔡京对权力比弟弟更为向往，职务待遇也上来了，何况毕竟是兄长，大约蔡卞碍于“长者先、幼者后”的孝悌伦理之道，因此上蔡京比蔡卞出镜率高出了许多。
不管兄弟俩谁更乐于表现，哥俩在为人上几无二致，都跻身到弄臣的行列。蔡卞很快被哲宗拜作尚书左丞，“京觊执政”，蔡京呢更想自己能把持朝政，掌管枢密院的曾布忌恨蔡京，私下奏禀皇上，说蔡卞已居宰辅之位，“京不可以同升”，蔡京就不要再提拔了吧。哲宗考虑了一下，暂时选择了弟弟蔡卞，于是免去了蔡京翰林学士兼侍读等职，安排他知太原府。后来由于皇太后的干涉，蔡京才不至于外放，勉强留在了京城修史。——其实历史给予蔡京多次安心做一个文人学者的机会，他却硬是要在官场上混。
有一个历史现象这里需要说明，宋朝的皇帝，除了开国的太祖赵匡胤外，似乎都显文弱，君弱则臣子们便各显其能了，权力固然做了预防性地分割，但大臣之间你争我斗随之就多了起来，各执一词的现象比比皆是。或者从另一面来说，北宋的中央决策比较民主、莫衷一是？总之我们常常看到的情景是，在皇帝面前不时出现宰辅大臣互相掐架。皇帝佬儿看热闹，一会儿偏东一会儿向西。特别是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以后，形成了党争，情况就更加严重。民主政治中，政党之间的比拼是极其正常的现象，但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和道德品质的价值尺度是一样的，那就是是否秉公持有正义、是否立场坚定不左右摇摆投机钻营。蔡京起初是坚定的革新派，结果在司马光任宰相时暴露了人品的猥琐底下，投机不成反大大降低了自己的人格，自我损毁了形象。哲宗不计前嫌将其召回朝廷，这时他卖力地主张恢复新法没错，但一个是同僚对他的成见已经形成，再者他又极力想往上爬，以期独揽大权。这就使他完全丧失了信誉和同盟军。
哲宗赵煦应当说是个有些抱负的帝王，是想有所作为的，可惜在他秉国执政的十五六年时间里，八年被高太后架空，好不容易得到亲政，臣子们又忙于复仇，新旧两党势如水火厮杀得难解难分。更为不幸的是，这位希望造福天下的皇帝天不假年，二十四岁便倏然离世，身后未留子嗣。哲宗病重期间，军国大权又到了神宗向皇后手中。这一系列得特殊情况，给权力纷争、政令选择带来了诸多变数。像蔡京、蔡卞哥俩这种权臣，名声原本就不大好，选择任何一方对他们都是个尴尬的事情，人家兴许都不愿他们来入伙，还怕坏了自己团队的声誉呢。
既然哲宗无子嗣，他的几位兄弟便对皇位都有了垂涎之意。——宋王朝弟弟从兄长手里接过皇权的事，自赵光义“斧声烛影”后奇怪地屡有发生，直至南宋亡国，都是兄弟相传后灰飞烟灭的。在哲宗的几个兄弟里，端王赵佶早就认准向皇后是主事的，所以一直极尽逢迎之能事，讨取了这位太后的欢心。哲宗这边驾崩，那边向太后即召集群臣主持议定立帝之事。蔡京又一次遇到了这种站到哪一边的老问题，又遇到了一位比当年的蔡确更不会辨别风向的宰相章惇。最终向太后一锤定音，立端王赵佶为帝，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向太后主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反对变法革新的旧党又将要得势了，要卷土重来了。蔡京想，为什么到头来一切一如往昔，总是不按套路出牌呢？
在哲宗手里，章惇、安惇、蔡京、蔡卞等折腾得太凶了，几位把持着朝政为所欲为，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早已弄得很不得人心。当时民谣中有“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的说法。加之在赵佶继位问题上几位的暧昧态度，再次栽跟头是情理之中的事。徽宗即位伊始，颇有些气势，立即着手整顿混乱萎靡的朝纲，昭告天下评论时政；使出强硬手腕清除一批奸邪佞臣。头一个便是将宰相章惇贬出朝廷，改知越州（今绍兴）；御史中丞安惇贬作潭州（今长沙）知州，蔡卞先被贬作江宁知府，民愤仍难平，进而降为秘书少监，分管池州（今安徽池州）；蔡京这时并不在中枢，按说不应触及到他，但实在是平时人缘太差，因此有人一次次地向徽宗皇帝上奏要求弹劾他。侍御史陈师锡上书称“京、卞同恶，迷国误朝”；龚夬奏蔡京心狠手辣、毒如蛇蝎；中丞丰稷甚至当众放言：“蔡京在朝，我辈还有何面目居此！”以与蔡京为伍而感到羞耻。
实事求是地讲，徽宗赵佶对蔡京本来谈不上厌恶还是喜欢，反映他问题的人多了，他又是蔡卞的哥哥，皇帝一时既无以区分忠奸，索性随章惇、蔡卞等一同贬出朝廷算了，就这样，蔡京被免去一切职务，令居杭州。
如果从此一蹶不振，蔡京远离政治，悉心投身于他所擅长的书法艺术创作之中，也许后人不至于那么去谩骂诅咒他，甚而将以其卓越的书法造诣著称于世，赢得美名。遗憾的是天也弄人，存心执意要塑造一个奸诈阴险的权臣出来；实际上，这一切完全是仰仗于前面有一位颇具雅兴、酷爱书画的天子，一位堪称普天之下最大玩家的徽宗皇帝，届时会热切呼唤蔡京这位玩伴的到来，以便意兴湍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