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王安石变法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严格地说，王安石所进行的谈不上是变法，他压根没有触及封建统治的根基，他不过是在维护原有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次社会改良。令人惋惜的是，即使在不动摇皇权根基的情况下，仍难以实现进步的理想，可见社会发展演进，在统治利益集团的把控下何其艰难。
王安石变法失败是内外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某种程度上，内因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变法之初，各种客观条件应当说已经十分理想了，最高统治者的神宗皇帝充分信任，及时赋予王安石必要的职位和相应的权力，建立机构，允许其自主调配需要的人手，同时鼓励王安石放开手脚去干。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历朝历代都不乏意欲革新者，但没有人有过王安石这样宽松、独立的条件，如此优裕自由，为什么最终还是失败了呢？
第一个我们不能不提到反对派的阻挠和掣肘。在一场新的社会变革面前，出现唱反调的人，这是必然的，社会统治的选择无非两种，一种吐故纳新，另一种则是维持现状。具体来看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势力，并非想法与初衷完全一致，这些人大体又可以分作这么三类，一类属于朝中元老重臣。这部分老臣品德上没有什么问题，受儒家教化很深，心系大宋江山社稷，担心弄巧成拙，因此坚持以维持现状稳妥渐进为选择。这中间以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韩琦、富弼等为代表。但当圣上决意支持王安石要革新时，他们或者缄口不语，或者敬而远之，充其量也只是袖手旁观。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对变法成败的影响并不大，相反，这些人是最易争取到手的一股力量。可惜王安石无视这一点，鲁莽草率地把他们推到了对立面去，使原本能够利用的可贵资源变成了改革的真正阻力。司马光本来与王安石私交不错，他从朋友善意的愿望出发，曾三次写信劝说王安石，王安石不分青红皂白加以拒绝怒斥，那篇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是这种情况下写成的，明显看得出王安石的愤怒与火气。面对如此盛气凌人的老伙计，司马光还能再说什么，只好退避三舍，闭门去编纂他的《资治通鉴》了。欧阳修曾是王安石的伯乐，从内心讲他也不大赞同王安石如此伤筋动骨去干，但并没有使出浑身解数去阻拦，只是提出退休，大臣冯京请求朝廷挽留这位老臣。对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又曾无私荐举自己的前辈，王安石不知引以为友，竟绝情地与之划清界限，肆意诋毁道：欧阳修依附韩琦，这种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富弼因为反对实施青苗法，已经被解除了使相之职，王安石仍不解心头之恨，指责他为共工、鲧一样的恶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老宰相文彦博发表了一点个人的看法，奏疏中称市易法是与百姓争利，王安石恼羞成怒，压下奏章不呈报皇上，将文彦博外放作地方官。
另一类反对者是王安石真正的政敌，属于完全的**********者。自王安石新法筹备与颁布之初，直至实施过程中，这伙人便不断上书攻击，与改革派展开唇枪舌剑，闹得不可开交。御史中丞吕诲罗列了王安石新法的十大过失，全面否定变法。好在当时神宗皇帝还充分信任王安石，把大放厥词的吕诲放逐外任，赶走了这个聒噪者。
第三类反对变法的人，是被新法侵吞了利益的皇亲国戚和官僚贵族势力，这部分人的反对应当是在预料之中的，只是王安石没有去做必要的解释和安抚工作，一意孤行的结果，使这股势力越来越把新法当成了洪水猛兽。
第二个失败的原因正是，王安石极差的政治修养和低劣的处事作风。前文我们曾经讲过，一朝入朝得天子信赖授之以大权，长期在地方任职的王安石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宛若身生双翼，一副傲视群小要驾长风破万里浪的骄横模样。在这样一种轻浮自负的心态支配下，王安石仓促踏上了他的变法之路。期间不讲政治策略、不争取大多数的支持、无视潜在的阻力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徒有理想，一味只盯着为皇帝赚来银两，加之个人修养不到位，简单粗暴地面对出现的问题，不辨是非、不分忠奸，宁愿把自己弄成一个孤家寡人。林语堂这样评价王安石：“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
在朝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许多大臣对王安石的个性有了看法，侍读孙固对神宗皇帝说：“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王安石很有文采，做个副职或者参谋谏官合适，但宰相需要进退有度，而王安石个性狂狷心胸狭窄，缺乏容人的雅量。事实正如此，王安石在与同僚议事时，常常盛气凌人，动辄唾沫飞溅。司马光讲：介甫“及宾客僚属谒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弗色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王安石即使在皇帝面前与大臣们商量事情，凡迎合他的人便表现出亲近，稍稍与其意见相左，便怒目相向，要么厉声斥骂，要么建议皇上将其逐出，连让人把话说完都等不及。简单、粗暴、蛮横、无礼，唯我独尊，喜欢一言堂，只愿听好听的，这其中哪一样符合一个成熟稳重政治家的要求。连他的好友曾巩也不得不承认王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
刚愎自用的结果是，王安石凭借手中的权力采取了“一刀切”的非理性手段，将凡是对新法持异议者一律逐出朝廷，凡为新法叫好者，不管能力大小、人品优劣，良莠不分地招致麾下，最恶劣的是连一些明显是投机钻营的小人，他均请到身边委以重任。“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宋史》记载，王安石在最得意忘形的时候，不近人情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像一头丧失理智的烈豹，“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对曾助其立身扬名的吕公著、韩维，无私推举他的欧阳修、文彦博，提拔他来天子身边任职的富弼、韩琦以及与他友情深厚的司马光、范镇，王安石统统视作敌人加以排斥。苏轼对王安石的“独断专行”稍稍表示了一点意见，王安石即授意御史，用捏造事实的手段加以报复。
这样一种极端偏执的个性，在其实施新法的过程中不仅没有面对现实稍有收敛，反而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司马光在为神宗皇帝起草的御批文字中出现新法实施后“士大夫沸腾，百姓骚动”的字样，王安石当即大怒；韩琦规劝皇帝暂停青苗法的推行，神宗尚在斟酌之中，王安石闻风便以辞职相要挟；熙宁四年（公元1070年），京东路、河北路发生暴风的自然灾害，老百姓异常恐慌，神宗皇帝批示中书省暂缓变法以应对突发灾情，王安石生怕影响他的变法，擅自强行扣住诏书不发。
一项艰难复杂的社会变革，最终由一个意气用事的人带着一帮乌合之众来强推硬上，怎么可能成功？于今我们冷静地来分析，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这场所谓变法，国家的面貌改变与否已退居其次了，王安石首先把自己弄成了一个自负、专断、狂妄、目中无人的“暴君”，一个要凌驾于天子之上的说一不二的“太上皇”。——客观地讲，王安石绝无篡国的念头，是他浮躁的个性与政治上的极端不成熟，导致了人们的猜疑与不放心，他的失势与倒台几乎成了人心所向的事。苏轼的父亲苏洵写了一篇《辩奸论》，指出“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人把王安石当做北宋亡国的始作俑者，原因就在此。
这就直接引来了变法失败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致命的原因，皇帝泄气了，不再给他全力的支持了。作为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宋神宗赵顼当初力排众议启用王安石变法，对于一个成熟的政治改革家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遗憾的是王安石徒有胆量而缺乏应有的谋略和完备的人格修养，一本能够救国济民的“经”让他越念越歪。赵顼作为天子应当说是很够意思的，一再迁就甚至谦让着王安石，而王安石没有很好地利用天子的这份礼遇，辜负了天子的期许和厚望，拿赵顼的宠信宽容当做了任意挥舞的棍棒，到头来不仅使自己作茧自缚，也让神宗皇帝的处境一天天地难堪了。专制制度下的封建王朝，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宽容度是极其有限的，国家的盛衰、黎民的苦乐固然他会心系之，但他取舍的标准，永远是以座下龙椅的稳固为首要依据，当朝野上下针对王安石的叫骂声纷至沓来不绝于耳时，牺牲一人而平复众议与谩骂，稳定人心，这就成了天子必然的选择。
最后还要说，王安石变法失败，多少也缘于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