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复无常的国王
《元史》书中所谓的高丽，指的大致是今朝鲜半岛地区，而这块地方本是“箕子所封之地”。根据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的记载，箕子本是商朝纣王的重臣。周武王打败纣王之后，释放了当了囚犯的箕子，而箕子又不愿意为周之臣仆，于是出走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尚书大传》中所谓的“朝鲜”，指的是今辽东半岛的东部，以及今朝鲜半岛的北部。箕子后代在朝鲜称王有四十多代。秦末汉初的时候，天下大乱，燕、齐、赵等地（今山东河北一带）有数千人移居朝鲜。
公元前193年，箕氏的最后一个国王箕准，被燕人卫满篡了位。后来，箕氏逃亡到半岛南部，又在南部立国两百年，之后再被百济所灭。[1]再后来，高氏统一了新罗、百济和高句丽，迎来所谓“高氏高丽”时代。公元668年，“高氏高丽”时代结束。918年，王建创立“高丽国”（918—1392年）。大概在10世纪中期的时候，
[1]详情见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所著《东史纲目》。
“王氏高丽”已基本统一了朝鲜半岛。
王氏高丽本是宋朝的藩国，公元993年，在遭到辽国入侵之后，高丽又向辽国俯首称臣。辽国被金国所灭之后，则又成为金国的附属国。
公元1212年，金国境内耶律留哥（1165—1220年）起兵反叛，并于1215年11月谒见成吉思汗，打算与蒙古结盟抗金。正当耶律留哥谒见成吉思汗之时，其部下契丹人金山、六哥等乘机率军反叛。随后，在蒙古大军和耶律留哥的打击之下，叛军9万之众东逃高丽，攻占其重镇江东城。
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以追击契丹叛军为借口，派札剌等将率大军前往高丽进行讨伐。看到蒙古大军入境，高丽国王王皞十分高兴，还拿出好酒好肉进行犒劳，并派上将军赵冲带兵马共同讨伐，最终消灭了契丹叛军。
据《元史》所载，经此一役，札剌与赵冲惺惺相惜，还相约为兄弟。但亲兄弟也得明算账。既然对方帮了大忙了，总得有所表示才行。于是，赵冲代表朝廷请求每年上呈贡赋，札剌则十分体谅这位兄弟：“你们国家距离我们太遥远了，走一趟很困难，每年派10名使者来我朝纳贡吧。”
公元1219年正月，高丽国王王皞派出特使，将结盟和好的牒文送至札剌行营，札剌也派遣使臣进行了回访。高丽正式成为蒙古的附属国。
但高丽纳贡并不十分积极。从公元1220年9月开始，到1224年12月，蒙古曾8次遣特使去高丽，催促他们及时纳贡。据15世纪高丽李朝学者郑麟趾所著《高丽史》，高丽纳贡的东西并非昂贵之物，多数是像獭皮、紬苎、龙团墨这样的土特产。
但即便是这样，高丽国仍然是不堪重负。公元1221年，高丽国王王皞（1213—1259年在位）曾召集四品以上官员上殿，问道：“是否可以拒绝蒙古特使的要求，不向蒙古缴纳贡品？”结果高丽群臣都回答说：“蒙古人多而高丽人少，
如果不好好招待蒙古特使，他们必定会入侵高丽，我们怎么能以寡敌众、以弱敌强呢？”
根据《元史》的记载，公元1224年12月，蒙古派往高丽的特使着古与被“盗杀之于途”，从此两国连续7年断绝信使往来。而据《高丽史》记载，蒙古特使是在1225年正月，于回国途中被盗贼所杀，而且，蒙古人曾怀疑是高丽政府所为，因此，高丽国主动与蒙古断绝了往来。
对于高丽国王王皞来说，向蒙古纳贡就等同于被勒索，心里原本就不乐意，早就有拒绝继续上贡的打算，如今发现蒙古已然对自己起了疑心，这意味着他们迟早会来进犯，不如索性横下心先与蒙古断交。
从王皞拿出酒肉犒劳蒙军，到派遣使臣呈上通好文牒，到召集群臣商议是否拒绝纳贡，再到后来主动与蒙古断交，我们不难看出这位国王的性格特点：幼稚、冲动、轻率、反复无常。
但王皞的运气确实还不错，终究过了几年的太平日子。而蒙古之所以没有来进犯，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其一是忙于西征；其二，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之后，他的四个儿子的重点都在争夺汗位之上。
公元1231年8月，蒙古大汗窝阔台下令远征高丽。当撒礼塔大军抵达高丽境内时，高丽人洪福源率编民1500户来军中迎降，附近州郡还有不少人来从军。
洪福源的先祖是中原人。唐朝曾派遣八位才子去高丽执教，洪福源的先祖就是其中之一。公元1218年，蒙古军第一次入侵高丽时，洪福源的父亲、高丽麟州都领金大宣曾出迎投降。[1]
[1]《元史》卷一百五十四，《洪福原列传》。
洪福源迎降撒礼塔之后，二人立即一起攻打其他州郡。高丽国王王皞见势不妙，派他弟弟淮安公王侹前来请和。窝阔台同意了。
但蒙古并没有轻易撤军。他们在高丽的京、府、县设置了达鲁花赤（即地方军政长官）72人，以便监督高丽的政事，然后才班师回朝。同年11月，窝阔台还派蒲桃、唐古等人领兵到高丽京城。王皞再次拿出酒肉进行犒劳。在同年的12月以及次年的3月，王皞还多次派使臣携带礼物送到撒礼塔屯兵驻所。
但是，不久之后，这位国王的幼稚、轻率、冲动、反复无常的特点再次显露出来。公元1232年6月，王皞下令将蒙古设置的72名达鲁花赤全部杀死，事后率领京城及诸州县的百姓窜入江华岛。8月，撒礼塔再次率军前来讨伐，与洪福源的军队会合。在一次攻城作战中，撒礼塔身中流矢而死，征讨大军由洪福源统领。10月，王皞再次请和，并派将军金宝鼎、郎中赵瑞章上表蒙古朝廷陈述内情。
公元1233年4月，窝阔台下诏让王皞来朝悔过，并且历数他犯下的5条罪行：
平定契丹乱寇之后，没有派遣一人来朝觐，此罪一；慢待并逐回蒙古使者，此罪二；谋害蒙古使者着古与，还谎称是盗贼所为，此罪三；杀死达鲁花赤并窜入江华岛，此罪四；妄言上奏，此罪五。[1]
但王皞并没有心服，同年10月，再次攻击蒙古军队，并劫走洪福源的家眷。于是，窝阔台再次下令讨伐。公元1238年12月，王皞再派将军金宝鼎、御史宋彦琦等人奉表入朝。
次年5月，窝阔台命王皞亲自入朝，但王皞以母亲去世为由推辞。6月，王皞
[1]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十三，《世家》第二十三。
再派使者奉表入朝。10月，窝阔台再次下诏，命王皞于次年亲自入朝参拜。12月，王皞派出148位使臣奉表入朝并进献贡品。公元1240年，王皞并未亲自入朝，只在3月和12月派遣多位使臣入朝参拜。
于是，蒙古大军继续攻打高丽州郡。公元1241年，王皞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以为既能平息蒙古大汗的怒火，又能保全自己的颜面与性命：他把族人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送入蒙古朝廷当人质。
与此同时，王皞仍然慢待上贡的事情，因此，在贵由和蒙哥当政时期，蒙古帝国曾先后四次征讨高丽，共攻占了十四座城池。公元1259年4月，王皞不得不把嫡长子王倎当作人质送入蒙古朝廷。
根据《元史》的记载，公元1260年3月，王皞去世。而据《高丽史》载，1259年6月，即王倎入质蒙古两个月之后，王皞就去世了，享年67岁，在位达46年之久。由于太子王倎还在当人质，于是，国事暂由王倎之子王谌代理。
2.元朝驸马
公元1260年3月，在廉希宪、赵良弼的建议下，刚继承大汗之位的忽必烈下诏，命王倎回国当高丽国王，并派卫兵沿途护送，还赦免了高丽国的百姓。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不烦兵而得一国”。
公元1260年，忽必烈45岁，王倎41岁。两个人命运都在这一年改写，似乎意味着两国关系将有新的开始。忽必烈在赦免王倎及高丽百姓的诏书中写道：
凡属国列侯，分茅锡土，传祚子孙者，不啻万里，孰非向之劲敌哉！……
重念岛屿残民久罹涂炭，穷兵极讨殆非本心……世子其王矣，往钦哉，恭承丕训，永为东籓，以扬我休命。[1]
意思是说，凡是蒙古的属国列侯，原来都是劲敌，而现在都分封赐爵，疆土不止万里，而你这次回国为王，是皇帝派遣的，所以，你回去一定要听话，永远当好东藩属国，以弘扬我朝美好的事业。
一个多月之后，忽必烈召回了驻高丽大军。6月，王倎派他的儿子永安公王僖、判司宰事韩即来蒙古朝廷贺拜忽必烈登位大喜，而忽必烈则将国王封册、王印以及虎符赐予王倎。次年3月，王倎派使者入朝进献贡品，并在4月亲自入朝参拜。6月，王倎改名为王禃，并派嫡长子王谌奉表上报。
从《元史》的记载上看，王禃在位期间（1260—1274年），几乎每年的正月和八月（忽必烈八月生日），都会派遣使臣或亲自入朝参拜。而王禃之所以如此殷勤，是因为他逐渐认识到，与蒙古交好便于镇压叛乱，有利于维持其统治。高丽与蒙古（公元1271年后为元朝）的关系进入了相对稳定与和平的时期。
公元1270年，高丽王王禃在大都觐见忽必烈，这一次，他提出了和亲的要求：“降公主于世子，克成合卺之礼，则小邦万世求倚，供职惟谨。”3年后，忽必烈将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下嫁给高丽世子王谌，也就是未来的高丽国王。其后，元朝共有8位公主下嫁高丽王室。
自公元1273年至1368年元朝灭亡的这段时期，高丽的7位国王中，有5位始终是元朝驸马。而下嫁给高丽王的元朝公主，都被册封为正宫娘娘，所以，从王禃之子忠宣王之后，高丽各王除恭让王外，都带有蒙古血统。随着两国关系日益亲近，元朝也放松了对高丽的控制。
[1]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十五，《世家》第二十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成吉思汗时期与忽必烈时期，高丽对于蒙古的价值完全不一样。成吉思汗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征服高丽具有多大的战略意义，而忽必烈则不同，随着攻打南宋进程的发展，高丽的战略价值日益明显。如《元史》所言：“自耽罗（今济州岛）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正是出于攻打南宋和日本的战略上的考量，公元1273年，元朝在耽罗设置了达鲁花赤。[1]
而且，在归附蒙古之前，高丽虽未与南宋建交，双方的贸易往来却比较频繁。因此，如果能够控制高丽，就能从经济上打击南宋。另外，高丽的造船业比较成熟，熟悉水战的兵士也不少，这些都是蒙古梦寐以求的资产。于是，高丽就不仅仅是单纯的附庸国，而是蒙古或元朝的军事基地了。
[1]郑麟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