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露锋芒
蒙古人对西夏的入侵始于公元1205年，当时成吉思汗尚未统一蒙古诸部落。据《元史》载：岁乙丑（即公元1205年），帝（指成吉思汗）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成吉思汗第一次对外征伐。史料中提到的“力吉里寨”，有学者认为位于今宁夏中卫县，也有学者认为位于内蒙居延海附近。至于所谓“落思城”，则位于今内蒙临河县。
成书于元代的《圣武亲征录》对此事也有记载，并且细节与《元史》的记载完全一致。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所著《史集》对这次出征也有记载，但没有提及“落思城”一事。而《蒙古秘史》则索性没有记载此事。
至于成吉思汗出兵西夏的原因，《元史》等史料并没有直接交代。不过，《元史》之《太祖本纪》提供了相关线索。
据载，公元1203年，王汗兵败成吉思汗之后，与儿子桑昆一起逃亡，结果“王汗……路逢乃蛮部将，遂为其所杀”，而桑昆则逃入了西夏，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安分守己，而是“日剽掠以自资”，最终“为西夏所攻走，至龟兹国，龟兹国主以兵讨杀之”。[1]
所谓“日剽掠以自资”，意思是说，每天抢劫以维持生计。至少从字面上判断，桑昆在西夏停留了有些时日。因此，成吉思汗很可能认为西夏在有意庇护仇敌桑昆，故而才出兵进行讨伐。
根据前文提到过的蒙古人的复仇传统，凡是为敌人提供庇护的人或国家，都将被蒙古人视为仇敌，必然要起兵讨伐之。尽管西夏国后来将桑昆驱逐出境，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足以改变蒙古人的态度。
当然，成吉思汗也可能是以寻仇为借口出兵，意在探察西夏的虚实。我们必须考虑到的因素是，在公元1205年时，成吉思汗治下的蒙古已接近统一，其势力范围已与西夏接壤。对于好战的蒙古人来说，要了解邻国的实力，兵戎相见是最简单的途径。与此同时，战争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外交方式。
正如《军事篇》已经提到过的，成吉思汗出兵之前的习惯是，搞到尽量多的关于敌人的情报。因此，他出兵时必然已经知道，西夏是一个立国接近两百年的国家。
对于即将新生的蒙古政权而言，初试锋芒便能击败一个成熟的国家，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并不在于劫得的人民和骆驼的数量，而在于它极大地提升了蒙古人的信心，在于促进了蒙古诸部落的团结。
符合逻辑的一种判断是，至少在首战击败西夏之前，成吉思汗不太可能有称霸天下的想法，因为其时蒙古诸部尚未完全统一，而周遭的国家已经雄立至少百年，其战备和资源十分强大，似乎很难与之抗衡。不过，公元1205年的初战告捷，很可能成为一个刺激性因素，促使成吉思汗制定更大胆的战略。
[1]《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而成吉思汗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初试锋芒的对手西夏国，在与他交手的时候已经老朽了。
2.大唐遗产
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国家。据《旧唐书》载：“党项羌……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也就是说，党项人是汉代西羌人的后裔，其民族在魏晋之后大为衰弱，有的臣属于中原，有的则逃亡山野。在鲜卑族建立的北周政权（557—581年）灭了宕昌、邓至之后，党项人开始逐渐强大起来。[1]
党项人与蒙古人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他们的兵力也以骑兵为主，刚开始时，党项人也分属很多个部落，大的部落有一万多骑兵，小的有几千骑兵，而且大小部落各自独立，不互相统辖。
党项人也十分重视复仇。在除掉仇人之前，“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过着蓬头垢面、赤脚行路、粗食淡饭的生活，除掉仇人后才可恢复正常。
在《旧唐书》编撰者后晋刘昫的笔下，党项人“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在《新唐书》编撰者北宋欧阳修等人的笔下，党项人“俗尚武，无法令……然好为盗，更相剽夺”。党项人尚武好利的特点，有助于对我们理解其对唐、宋、辽、金等政权或降或叛、反复无常的态度。
[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列传》。
在北周及隋朝（581—618年）时期，党项人的活动范围“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即今四川西北部及青海湖一带。他们以放牧牛、马、驴、羊为生，不从事耕种业。他们有的时候反叛朝廷，有的时候则归顺朝廷，时不时地会制造一些边患。
党项人在唐朝获得更多的机会。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党项多个部落相继归附唐朝。唐太宗在党项设置了四个州，分别拜授各部首领为刺史。在唐代，刺史属于从三品，级别比现在的副部级稍低。后来，唐朝在党项地区设置了32个州，大约有34万党项人处于唐朝统治之下。
但是，在唐高宗统治时期（650—683年），由于采取了姑息吐蕃——唐时藏族政权——的政策，使吐蕃势力不断壮大，乃至最终吞并了所有党项人的领土。因此，从公元692年开始，有20万党项人内迁唐境，武则天朝廷不得不设置朝州、吴州、浮州、归州等十个州县进行安顿。在位于今鄂尔多斯南部灵州（今宁夏灵武县）、夏州（今陕西横山县）等州也有不少党项人散居。
在安史之乱期间（755—762年），党项人经常与吐蕃人勾结，时不时地进行反叛。到了公元765年，吐蕃已经完全占据了陇右（河西与甘肃东部）。眼见党项人的威胁越来越大，公元787年12月，唐朝禁止国内商人“以牛、马、器械与党项部落贸易”。
公元799年，六州党项从石州（今山西吕梁）逃往河西。他们之所以出逃，是因为不堪忍受唐朝永安镇（今山西汾西）守将的骚扰，因为那里的守将无休止地向他们求取骆驼和马匹，而朝廷又不制止。而守将之所以无休止地索取，是因为党项人所在的地区，极适合牧养牛、马、羊等牲畜。这块地区还极方便进行贸易，以至于当时远近的商人，都携带商品物资前来与他们交换羊马。
到了唐文宗当政时期（827—840年），藩镇统领贪婪横行，有的强买党项各部羊马，却不支付相应交酬，导致党项部落困苦不堪。为了报复，党项人在吐蕃的帮助下，侵扰夏州、盐州（今陕西定边）等唐朝边境州县。由于当时党项人兵器钝劣，畏惧兵器精良的唐军，因此，他们用良马换取铠甲，用好羊交易弓箭，以至于宰相李石向唐文宗提议，禁止唐朝商人把甲胄及兵器带入党项部落。
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党项部落更加繁盛，与此同时，藩镇统领也更加贪婪，以至于党项各部相继叛乱，致使夏州、盐州道路不通。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党项贼寇入境抢掠邠州（今陕西彬县）和宁州（今甘肃庆阳）。宣宗李忱派兵征讨党项贼寇，不出一月便将贼寇剿灭。
不过，唐朝并不排斥所有党项部落。黄巢起义期间（875—884年），唐僖宗李俨年幼（他生于公元862年），宦官田令孜把持朝政。朝廷想倚重党项人的力量平叛，于是任命党项平夏部拓跋思恭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州、绥州（今陕西绥德县）、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节度使。
尽管拓跋思恭被黄巢击败，公元882年，唐僖宗仍下诏任命他为京城四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后又晋升他为京城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贼平，（拓跋思恭）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1]
公元895年左右，拓跋思恭去世，朝廷让他的弟拓跋思谏继承了他的头衔和指挥权，并委任他的另外一个弟弟拓跋思孝担任保大节度使，以及鄜州（今延安富县）、坊州（今陕西黄陵）等州的观察使，并兼任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此，唐朝对党项平夏部的恩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党项势力逐渐强大的同时，吐蕃的势力则在逐渐衰败。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唐军大败吐蕃军队。之后，吐蕃王朝又深陷内乱之中，以至于走向全面崩溃。于是，吐蕃原先占领的河西地区，又重新被党项人统治。
[1]《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列传上》。
在唐朝得到机会的除了党项人，还有沙陀人。大中元年（847年），吐蕃、党项与回鹘大肆劫掠河西，于是，唐朝在盐州进行讨伐。在这次讨伐战役中，沙陀首领朱邪赤心受命担任前锋。公元868年，朱邪赤心再度帮助唐朝镇压庞勋起义。之后，唐懿宗赐他为李姓，改名字为李国昌。
公元923年，李国昌的孙子李存勖建立了后唐政权。之后的后晋、后汉政权也都是由沙陀人所立。换句话说，统治中原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之中，有三个朝代是由沙陀人建立的。
公元937年，沙陀人石敬瑭当上后晋皇帝后，为了得到契丹人的支持，竟然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没有幽云十六州作为北面的防御要塞，是北宋受制于辽国的最为重要的客观原因。
3.北宋怀柔
在五代时期（907—960年），党项人势力继续壮大。他们控制下的河套地区所产马匹，源源不断地给他们带来财富。据《新五代史》记载：“（后唐）明宗时，诏沿边置场市马，诸夷皆入市中国，而回鹘、党项马最多。”
在通过马匹贸易牟利的同时，在灵州、庆州之间活动的党项人，还经常侵犯边境、劫掠财物。他们经常劫掠经过其部落到中原朝贡的回鹘人，有的时候，他们甚至将抓获的回鹘使臣卖给其他部族以交换牛马。[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