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hevedden，Paul E.，“The Invention of the Counterweight Trebuchet：A Study in Cultural Diffusion”，Dumbarton Oaks Papers 54：71—116，2000.
族人唵木海。《元史》记载道：
（唵木海）与父孛合出俱事太祖，征战有功。帝（成吉思汗）尝问攻城略地，兵仗何先，对曰：“攻城以炮石为先，力重而能及远敌也。”
这段对话很可能发生在公元1214年。这一年，蒙古国太师木华黎起兵南征。在他出发之前，成吉思汗曾对他说，“唵木海提出的攻城用炮的计策很好，你如果能任用他，有什么城池不能攻破？！”[1]
随后，成吉思汗授予了唵木海金符，即千户之职，还让他随军出征，担任炮手达鲁花赤。[2]唵木海挑选了500多人进行教学训练。在蒙古未来征服各国的战役中，这些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蒙古设立石炮军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蒙古在华北的军事目标的改变，从延续千百年的时不时的袭击，变为有野心的征服之战，表明蒙古人又有永久占领汉地的打算。
根据曾在公元1221年访问蒙古首都哈剌和林的南宋特使赵珙的记载，蒙古大军在当时已有多种攻城机械，除了有攀登城墙所需的移动云梯、能靠近堡垒的隐蔽通道外，还包括装置有炮座的抛石机。
在窝阔台、蒙哥当政时期，石炮军的规模逐渐扩大。据《元史》载，“始太祖、太宗征讨之际，于随路取发，并攻破州县，招收铁木金火等人匠[3]充炮手，管领出征，壬子年俱作炮手附籍。”
正是在“俱作炮手附籍”的壬子年，即公元1252年，这些石炮兵发挥了重要
[1]《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唵木海传》。
[2]达鲁花赤原指蒙古在各地设置的地方军政长官。炮手达鲁花赤指的是统率炮军的千户长。
[3]所谓的“铁木金火等人匠”，指的就是铁匠、木匠、金属匠和火药匠。
作用。这一年，忽必烈率军征讨西南少数民族。随军出征的有速不台的儿子兀良合台。在攻打金沙江附近的白蛮部落期间，有一处山寨地势险要，蒙古大军久攻不下。于是，“兀良合台率精锐立炮攻之”。
次年，旭烈兀奉兄长蒙哥大汗之命率军西征。根据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的记载，旭烈兀出发之前，曾经特地“遣人到契丹去取射石机手和火油投掷手，他们从契丹取来一千户射石机手，他们用石弹可以把针眼变成骆驼的通道，因为用筋和胶如此结实地固定射石机架，以致当他们从下向上瞄准时，石头不落回来”。
据另一位13世纪的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所著《史集》的记载，公元1259年，旭烈兀大军在攻打叙利亚的阿勒颇（西亚制作抛石机的军事重镇）时，遭遇到守城军民的顽强抵抗，“在四十昼夜中统堡内驻军作战，双方用石炮发射石头。”
拉施特还描写了两位石炮发射能手的高超技术：
城中有个箭无虚发的石炮发射能手。他用石头射死了很多人。异密们（指的是军事长官们）无法对付他。巴忒剌丁·鲁鲁（某个臣服蒙古统治的西亚国家的苏丹）那里也有个很机灵的石炮发射能手。他把那人叫了来，那人便架起一座高大的石炮来对付城中的石炮。双方的石炮同时射出石块。两块石头在空中互相撞击，碎裂成小块。双方都为两位炮手的高超技术惊异不止。最后，外面的石炮被焚毁了。[1]
由于史料十分有限，我们很难确切回答的问题是：兀良合台和旭烈兀大军所
[1]拉施特（约公元1247—1317年）：《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
使用的石炮或射石机，到底是牵引抛石机还是配重抛石机？基于拉施特提供的史料进行判断，蒙古人使用牵引抛石机的概率更大，因为在遭到装置有瞄准设备的配重抛石机攻击时，“异密们无法对付他们”，以至于最终要依靠被征服的西亚人的帮助。而西亚人架起的那座“高大的石炮”，则很可能就是配重抛石机。正因为双方的抛石机都配有瞄准装置，才上演了“两块石头在空中互相撞击”的好戏。
换句话说，尽管蒙古人早已建立起石炮军，但是，在旭烈兀出征之前，即公元1253年之前，他们很可能还没有掌握制造和操作配重抛石机的技术。
毫无疑问，在总结西征经验并与兄长忽必烈分享这些经验时，旭烈兀不会忽视配重抛石机的重要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公元1271年的时候，忽必烈才会想到要向阿八哈——旭烈兀之子——借调制作配重抛石机的专家，本篇篇首出现的两个西亚人，即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才有机会为忽必烈效力。
正是在这两位武器大师的努力之下，蒙古人的石炮（牵引抛石机）升级为配重抛石机。据《元史》记载，公元1273年，忽必烈下令修建正阳东西两座城，设置大炮（配重抛石机）200多尊，与南宋军队作战。也正是在这一年的攻克襄阳城的战役中，这种石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蒙古人的征伐及统治下，不仅西方的武器技术得以传入中国，中国的武器技术也得以传入西方，比如火药武器。
关于火药和火器的起源，已经被研究了几个世纪。西方人曾经一直认为，火药是德国方济各会修士、炼金术师施瓦茨发明的，时间大概在公元1313至1353年间。直至20世纪初，这种说法才被有力地驳倒。荷兰汉学家施列格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大量证据，证明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科技史学家李约瑟[1]作了很多贡献。
据李约瑟考证，最早提到火药的文献要追溯到9世纪的中国。大概在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出现了使用火药的炸弹或手榴弹。但是，由于那时的火药质量并不高，要么引信燃烧过程太长，要么突然燃烧导致爆炸，因而并没有广泛应用于军事上。大概在公元1100年左右，中国人已发明了火枪，但是，仍然无法克服化学过程忽快忽慢的缺陷。几十年后，因为掌握了经提纯的硝酸钠的比例，火药武器才真正发挥出作用。公元1232年，蒙古大军攻打金国首都汴梁（今开封）时，就遭遇过这种炸弹或榴弹。
学者仍然在争论的问题则是，火药是在何时、由何人传到西方的。
中西方专家试图从语义学的角度证明，火药是在13世纪传到阿拉伯世界的。公元1240年左右，阿拉伯开始将硝石——火药的重要成分——称作“中国雪”。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还用“药”这个词来指“火药”。实际上，在13世纪之前，中国人已将“火药”简称为“药”了。
美国历史学家奥森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火药传到印度次大陆的时间，大概是13世纪中期，大概在公元1267年左右传到西欧，但是，直到14世纪，西方人才得见完整的火药方剂。[2]
李约瑟认为，将这种军事技术传到西方的，主要是西方旅行者及其中国随从。而奥森则认为，很可能是在蒙古军队西征过程中，火药和火器技术被带到了西方，而且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其一是蒙古军队的内部交流；其二是通过在战场上的应用。
[1]李约瑟（1900—1995年），英文名Josehp Needham，英国人，著名汉学家，对中国科技史极有研究。
[2]Thomas T.Allsen，“Military Technology in the Mongolian Empire”，Warfa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500—1800），edited by Nicola Di Cosmo.
在蒙古军队中，既有西亚的穆斯林，又有东亚的汉人，双方很可能互相学习军事技术，汉人可能学习穆斯林的配重抛石机技术，西亚穆斯林可能学习汉人的火药技术。而后，火药很可能通过穆斯林传到欧洲。至于战场应用，在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期间，火器就被派上了用场。比如，在公元1220年攻打布哈拉时，蒙古人就动用了火箭。奥森还注意到《元史》中提到的一场战事：
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的将军郭宝玉（唐代名臣郭子仪后裔）攻陷挦思干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附近）之后，驻扎在暗木河（即中亚的阿姆河）。敌人在河边有堡垒十余座，还“陈船河中”。郭宝玉待风涛暴起之时，“令发火箭射其船，一时延烧，乘胜直前，破护岸兵五万”。
不过，蒙古人当时所用的“火箭”，与真正的火药武器相去甚远，尽管如此，奥森认为它会改变西方人的观念。
火药和火器传到西方之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过改良之后的火器，首先是以加农炮的形式，然后是以手枪的形式出现，但出现的时间各有不同。加农炮出现在印度的时间是公元1442年，出现在伊朗和中亚的时间更早一些，大概是在1360至1370年之间，但具体年份并不清楚。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火器大概出现于1350年，至1380年时已经很常见。俄罗斯编年史首次提到火炮是在公元1382年。
但是，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佩西所说，技术转移是文明间的对话过程，接收方会基于自身的经验、条件和需要，来考虑是接受还是拒绝某种技术，而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在火药传入西方约两百年之后，即15世纪中期，加农炮才成为攻城略地的核心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