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惠特尼个人出资1000万美元创办了惠特尼公司。惠特尼公司首先使用了“风险资本”这个词，并最终获得了整个行业的认同。当时，《纽约时报》把惠特尼公司称为一家“金融投资公司”，但它的创始人惠特尼显然不喜欢这个称谓，而且这家公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金融投资公司”。在一次头脑风暴之后，一个关于公司的全新描述诞生了：私人风险资本投资公司。这家公司旗下有6名专业人士，主要负责项目的评估，以确定它们是否值得投资。惠特尼后来回忆说：“惠特尼公司成立之初是多少抱着服务他人的宗旨的。当然，我也希望赚钱。”
惠特尼公司开张的第一年，一位有着法国口音的男士来到这里，进行了为期数天的考察和访问。这位男士就是多里奥特。1941年，多里奥特受马萨诸塞州州长之邀加入了战后调整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帮助新英格兰地区的经济走出低谷。经过一番研究，多里奥特认为，新英格兰地区的重生取决于盘活资本：因为战争的冲击，银行变得很保守，拒绝向那些刚刚成立或者即将成立的小企业提供贷款，而像洛克菲勒和惠特尼这样的富有家族财团数量又太少，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虽然新英格兰地区有大量的学术机构和科研单位，但它们一直在为不能把技术方面的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苦恼。如果可以吸引足够的资本进入，那么这些专家学者的智慧无疑能发挥巨大的能量，进而推动新英格兰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于是，多里奥特建议说：“如果我们希望国家强大，就不应徘徊不前，继续依靠前人的荫庇生活。我们应该像祖先当年打江山一样冒险创业。”最后，战后调整委员会的成员们同意成立一家新型投资公司——与洛克菲勒和惠特尼经营的风险投资公司相似，但又完全不同的公司——它不属于某个家族财团，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融资，并且可以公开上市。
事实上，当多里奥特和他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合伙人充满激情地创办自己的企业——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时，“风险投资”这个词在广义上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像费迪南德二世和伊莎贝拉王后就属于早期的风险资本家，因为他们看中了哥伦布征服海洋、探索未知世界的雄心，并最终资助这个年轻人发现了新大陆。但严格来说，“风险投资”是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发明。更具体一点，多里奥特才是第一位经营正规的风险投资公司的专业人士，正是在他的大力促进和领导下，风险投资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行业。不过，在兴起之初，这个行业似乎并不被看好。美国的《金融》杂志在评论多里奥特发起成立的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时，称它为“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最具发展潜力的企业之一”，但同时也认为“大多数这样的企业都会成为理论家的‘盲目的梦想’，或者顶多是他们异想天开的想法”。
《金融》杂志的这一说法在某一阶段似乎确实言之有理。因为尽管多里奥特精心经营，但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的业务在最初几年没有什么起色，他总是因为资金匮乏而苦恼不已。1949年，他们投资了11个项目，虽然其中有6个可以赢利，但没有一个能够挑起大梁，加上他们一两年前投资的项目纷纷陷入困境，公司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同年，公司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但没有一家像样的投资银行愿意承销它的股票。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这些新发行的股票还有57%没有售出。多里奥特原本希望公司能于1949年实现盈利，没想到它仍然入不敷出，甚至欠下了近5万美元的债务。1952年，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已经在16家公司注入了400万美元资金，而当年这16家公司的销售总额只有6000万美元，发展非常缓慢。
多里奥特受到的指责越来越多，但他依然沉着冷静。他尖锐地提醒他的批评者，把公司做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谓风险投资就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是可以预先估量的”。事实上，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所投资的企业有一半以上是新创立的，而且这些新创立的企业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开路先锋，蕴涵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它们所需要的仅仅是时间。这种远见使得多里奥特一直坚持自己的战略投资理念，他相信自己投资的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定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自己绝对不能为了迅速获得利润就干些倒买倒卖的勾当。“如果你有一个高烧39度的孩子，你会卖了他吗？我经手的公司即使现在发展顺利也一定经历过危机、遇到过风险。”正因为坚持战略投资理念，多里奥特经常需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辅佐一家企业慢慢成长。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把自己投资的企业称为“我的孩子”的原因之所在。
事实上，在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的投资项目中，赢利只是次要的，孵化才是主要的。1967年，美国《财富》杂志在一篇报道中引述了多里奥特的一段话，直接表明了他大量投资新型企业的目标和打算：“如果你有了孩子，你不会问自己能获得什么回报。当然，你可以有希望，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成为美国总统。但是这个希望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不大。我希望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做到最好。如果他们做到了，那就是对我的报答。但是，如果一个人人品好又忠诚，那么即使他没能取得所谓的高回报率，我也愿意继续支持他。你知道，有些人直到很大岁数才变身为天才。如果我是一个投机者，那么肯定要考虑回报率。但是我认为‘投机者’——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不能做出建设性的贡献。而我是在培养人才和企业。”事后来看，多里奥特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商业精英之一，正是因为他勇于承担各种风险，并以崇高的奉献精神为美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3.最有成就的事业，总是被命运安排在最具风险的绝壁之上
1957年春，应麻省理工学院之邀，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的一名年轻员工参观了这所著名院校的林肯实验室。这个年轻人叫威廉·康格尔顿，1948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在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的职务是技术经理。访问期间，康格尔顿向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美国计算机先驱杰伊·福斯特表示，他对个人计算机方面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希望能通过有关人员的指引对这个领域作进一步的了解。那时福斯特正专注于学术研究，便向康格尔顿引荐了一位年轻的工程师——肯·奥尔森。奥尔森是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同时也是电子晶体管在计算机应用方面的专家，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与IBM公司的联络人。当时，他正在福斯特的指导下带领一支队伍在林肯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并先后研发出了几种数字设备。奥尔森平时很活跃，虽然默默无闻，不过他时刻准备着“大干一番”。
在了解了奥尔森的研究工作之后，康格尔顿很希望与他建立合作关系。随后，在康格尔顿的建议下，奥尔森写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希望能将他们的计算机研究成果市场化。康格尔顿看到这份商业计划书的提纲之后，建议奥尔森集中精力开发市场潜力巨大的数字构建模块。这些模块可以卖给实验室，然后实验室会把这些模块设计成完备的计算机。奥尔森接受了康格尔顿的建议，并立刻将公司的名称由原来拟定的“数字计算机公司”改为“数字设备公司”（DEC）。没多久，多里奥特见到了奥尔森。在这位工程师身上，多里奥特发现了商业人士应该具备的拼搏精神，他相信奥尔森一定会带领自己的企业走向成功。“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只是有想法而已，而一个有行动力的人能够把想法变成现实。我要寻找的就是这种有行动力的人。”1957年夏，多里奥特向数字设备公司投资了7万美元，这笔投资足以买下这家新公司78%的普通股。从此，多里奥特和奥尔森这两个人的命运就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奥尔森在马萨诸塞州梅纳德地区以每平方英尺25美分的价格租了9000平方英尺的厂房，开始生产基于数字设备的测试模块。不过，无论是媒体还是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甚至是竞争对手，都不清楚奥尔森究竟在做些什么。对此，奥尔森在1957年10月的备忘录中向股东解释说：“工程师和科学家正在研发的部件，将被运用到当今最先进的计算机当中去。”经过解释，很多股东自以为明白了奥尔森工作的性质，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清楚这项工作的价值和重要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前景。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尽管最初的预算十分紧张，不过奥尔森不仅创造了94000美元的营业额，而且勉强赚了一点钱。奥尔森撰写财务报告时，多里奥特故作愁容地对他开玩笑说：“真遗憾竟然发生了这种事。要知道在此之前，我投资的公司中，还没有一家公司能这么快获得利润，并最终存活下来。”
当然，奥尔森没有就此止步。在他那个年代，计算机的大小跟房间相差无几，而且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操作穿孔卡片才能运转，所以只有那些资金雄厚的企业和单位才能用得起。奥尔森希望在此基础上制造出更精巧、更灵活，可以由用户自己操作的计算机。为此，奥尔森带领自己的研发团队花费了不少时间，并于1960年推出了首台以阴极射线管为监视器的小型计算机，他称之为“程序数据处理机”（Programmed Data Processor，简称“PDP”）。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不仅使得更多的人有了与计算机接触的机会，而且大大促进了计算机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奥尔森和他领导的数字设备公司也因此成为“微型计算机时代”的领头羊。不过，一位老员工回忆说，当时他们并不敢把新产品诞生的消息告诉多里奥特，因为“计算机领域还是一处险地，能够成功获利的只有lBM公司”。
随后，在第一代PDP的基础上，数字设备公司又推出了一系列更便捷、更精巧的新产品，每一款产品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它最初的投资人——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当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卖掉手中持有的数字设备公司的股权时，其净资产高达4亿多美元，投资回报率令人无法想象。这是年轻的风险投资业第一次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次成功不仅开创了风险投资业向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先河，而且进一步将波士顿128号公路附近变成了美国高科技企业云集的圣地。而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多里奥特坚定不移的战略投资理念。
1968年，多里奥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从公司创办到顺利经营，经历了许多年。起初我们经历了梦想的破灭，克服了许多突发性的挫折——观察敏锐、勇气十足以及工作勤劳并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当希望破灭之时，人们往往不知所措。财务状况也从来不会提前预报给人们。但是所有股东应该记住，风险投资业是一个危险却能有所建树的行业。”
历史的发展很快证明了多里奥特的远见卓识。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逐渐从大企业主导型演变成风险投资支持的中小企业驱动型。从此以后，包括数字设备公司、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星巴克公司在内的很多创新型企业支撑起了几乎大半个美国经济，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高薪职位，同时也迫使传统行业变得更加富有创造性。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经总结过商业精英的3个共同特征：第一，他们深知人生就是不断挑战、不断冒险的过程；第二，他们永远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管别人评价如何，也从不计较收入的多少；第三，具有强烈的欲望，不断进取。总之，他们是典型的“冒险家”——并不追求“安居乐业”，而是希望经由冒险，不断挑战自我，证明自我。
事实表明，最有成就的事业，总是被命运安排在最具风险的绝壁之上，只有那些不怕风险、不畏艰难的先行者才能抵达。多里奥特首先把承担风险变成了一种追求卓越的艺术，接着又通过哈佛商学院的讲坛把这门艺术传授给了他的学生。在阐释如何掌握这门艺术时，多里奥特给我们这些商业追梦者的建议是：不要想象没有代价的变化；永远向前看；时刻准备着，不断坚持，灵活应对；最后，保持饥饿感，不要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