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杠杆化与非杠杆化由于次贷危机最终在美国引发了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房贷市场泡沫的破灭让众多投资机构损失惨重，就连在投资银行界赫赫有名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公司都轰然倒闭。一度看似遥远的潜在风险一下子变得切近起来，由此美国资本市场展开了一轮“去杠杆化”的过程，投资者们纷纷收缩防御，以防范更大的系统性风险来临。
欧美资本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制度成熟稳定，信息及资金流动顺畅，因此各种信息流动和资金流动都能够迅速反映到价格上，使得这些流动带来的冲击可以在市场上及时得到释放，相对接近于一个“有效市场”的状态。所以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资本市场内多数产品的价格波动都极为有限。换而言之，利差极小，对于逐利的投机资金而言吸引力有限。所以欧美资本市场发展出了种类丰富的杠杆化的金融衍生品，用以同时扩大风险和收益，放大利差。通过杠杆化，还带来了市场的流动性，可参与性得以大大增加。产品价格微小的波动，都可以通过杠杆化制造出相当大的利差，使得投机资金有了充分的逐利空间。杠杆化虽然对投资者而言同时放大了风险和收益，但对于整个市场而言，总体上反而增强了其稳定性。但是，即便是成熟如欧美的资本市场，有时市场的剧烈波动仍然难以避免，特别是在某些系统性风险因素注入市场的时候，往往引起剧烈的产品价格变化。而一旦剧烈的波动来临，由于杠杆化大大地放大了风险，这些波动带来的冲击也被大大放大了。所以，一旦总体市场风险上升，都会带来一种去杠杆化的趋势。这是对市场风险的自然反应。
在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品发展十分有限。虽然曾一度开设了国债期货市场，但是后来因为暴露出严重问题而被迫关闭。高杠杆的金融衍生产品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不成熟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作为典型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具有非常鲜明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由于制度、监管、信息透明、投资者主体素质等方面的欠缺，市场波动非常剧烈，这种剧烈的波动为投机制造出了充分的利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投机市场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投机行为同样盛行。而且为了在缺乏杠杆的金融产品的情况下制造足够的利差，这些市场内的主力资金反而会蓄意制造剧烈的波动，以获得更大的盈利空间。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在资本市场上，投机工具丰富的地方，价格比较稳定，倒是投机工具缺乏的地方，价格波动非常剧烈。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往往表现出要么过度萧条，要么过度泡沫化的繁荣。索罗斯在洞悉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的种种缺陷之后，曾经深刻地指出：金钱就像是蘑菇，总是倾向于在阴暗的地方生长。新兴市场国家的非理性泡沫和萧条，都是阴暗的林地，这里的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都同样巨大无比。这真是有趣的现象：高杠杆化市场未必意味着高风险，倒是非杠杆化的市场，潜藏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二、美国去杠杆化，中国去泡沫化通过吹大泡沫来获取盈利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在放大萧条的风险，这就跟高杠杆在放大收益的同时在放大风险一样。中国今天的资产价格高度泡沫化，必然也会在将来付出相应的萧条代价。由于体制性的原因，中国的资产泡沫很难消除，但是如果中国放眼更长远的经济未来，希望在长期内获得健康的经济发展，消除资产泡沫就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当然，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如何在权衡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去泡沫化，需要非常审慎的决策。
最近，中国政府提出了征收物业税的问题，无疑是一个消除资产泡沫的良好契机。通过对物业税的征收，可以通过经济杠杆对当前的资产价格进行去泡沫化，而且还可以在将来抑制泡沫的再度形成。其实对政府财政也大大有利：高房价如果无交易，政府并不能获得税收收入，高房价也只是个画饼而已；物业税的征收则不依赖于房产交易量，将是更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征收物业税无疑是一个“一石数鸟”的方案，既可以抑制资产泡沫，又可以使政府获得新的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如果此项改革措施最终推出，无疑会对中国的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维持泡沫到主动消除泡沫的思维转化，需要克服当前利益的障碍。美国的历史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每次危机来临，其经济都是主动“消肿”，不会刻意维持泡沫，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刻意维持泡沫，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此轮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虽然发端于美国，但美国肯定并非受创最重的国家。通过去杠杆化，美国的资本市场主动消除了泡沫，也消除了将来潜在的巨大风险——没有人能预料这场危机最终会发展演变到何种程度。如前面所言，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资产价格的泡沫化甚至远甚于美国，因此主动去泡沫化才是明智之举。物业税的即将出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积极信号，中国政府正在实现思维转变，政府主导下的资产去泡沫化的过程，已经在悄然发端。目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演变日益复杂，中国一直盼望的“美国经济迅速复苏”或许很难实现。中国经济通过去泡沫化主动收缩防御，对于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困难的经济环境，无疑有着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