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尔德·布莱克费恩原是高盛总裁，2006年5月亨利·保尔森去华盛顿之后，便接替保尔森成了首席执行官。劳尔德是一个邮政职员的儿子，住纽约市公共廉租房长大，他上过托马斯·杰斐逊中学，代表1971级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辞。他靠一份奖学金上了哈佛，1978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劳尔德最初在纽约一家著名公司担任公司税务律师，但由于和法律比起来更偏爱商务，他便加入高盛的大宗商品交易子公司，做一个金条和金币销售员。不久，他又找到了非常合适自己的工作，当一名交易员。他管理其他交易员和交易风险的能力让他升到了公司高层。他现在50多岁，身材矮小，已开始秃顶，对人热情友善。他给高盛公司内守旧派留下的印象是：深邃的思想家，灵活的战略家，能带来成效而不知疲倦的领导人。他也有很好的平衡感。2008年9月，在忙碌地参加一系列会议——一周紧连一周——之后，他和一位同事又奔向在纽约联储召开的另一个会议，同事抱怨说经过一整周的高度紧张，已经精疲力竭了。劳尔德却回答说，他应该正确判断事情的重要性：“嘿，你坐着奔驰车马上就要到美联储了——又不是在奥马哈海滩，从一艘游艇里出来。”
2008年12月，在公司先前的合伙人年度聚会上，劳尔德向与会者保证说，虽然不知道前方道路如何，但他深信公司有了充足的资本和优秀员工，总会找到办法适应必须适应的形势，并仍将是市场领袖。“我们会通盘考虑，然后去做该做的。”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先前已不只一次从劳尔德的前任那里听到过同样的感想和看法，那都是公司在过去三四十年里也必须通过调整适应才能生存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末后台管理系统危机发生的时候、1970年宾州中央铁路破产之后、石油冲击到来之后、固定佣金率于1975年废除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初市场实现国际化的时候、1987年股市出现大崩盘的时候、1994年和1998年股市又出现崩溃的时候、《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被废除的时候、科技股泡沫爆裂之后、斯匹泽提起诉讼的时候、《萨班斯法案》出台之后。适应和改变是这个行业中寻常而必须做到的事情，获得成功的公司都得常常重新塑造自己。这样的公司也就是既没有破产倒闭也没有被并购的公司。高盛都很好地完成了历次调整和重塑，2009年，它是唯一的一家20世纪60年代已存在而至此仍在自己的名义下运营的重要公司，从未将控制权交付他人。
2008年之后，高盛不得不面对银行业的更多挑战。在写给《金融时报》的一篇特约文章中，劳尔德认为“自律也有不足之处”，危机之后，银行业的问题在于，与一直受到的监管相比，银行业需要更有效、更全球化、更加协调的监管；他又说所有金融机构——规模大到足以“在一次危机中对系统产生负担”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也就是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都应该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管。他提出了好几个具体的公司最佳管理办法，涉及风险管理、会计系统和管理人员薪酬，都是高盛已在采用的。他的用意可能是想影响即将到来的有关监管的大辩论，他预计这场辩论将在未来数月出现。他在文章结尾处，呼吁政府不要把监管提高到这样的程度：“把风险完全从系统中排除出去，最终使经济增长付出代价。”
银行救助计划
2008年，随着银行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为了保持清偿能力，它们做了很多努力。有些银行自行筹集了新资本，但也有数以百计的银行转而向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寻求资金，一直到最初的3 500亿美元融资多数已作出承诺为止。然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第三年，问题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由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正威胁着要求银行再核销多达1万亿美元的资产，也有其他机构估计，甚至会出现更大的损失。好几位经济学家说，美国银行系统已无偿债能力，因为银行资产的市场价格纷纷下跌，抹去了银行剩余的资本。
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也受到了同样的问题困扰，当时，向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放出的贷款市场价值下跌，减去银行负债后，银行已没有剩余资本。银行监管部门（当时由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领导，现在他又作为顾问为奥巴马政府服务）接管了美国资产规模排名第7位的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因为该银行无法续展到期的定期存单和其他负债。但也有很多规模更大或较小的其他银行，实际上是靠监管部门维持着生命，一直到它们能消化必须核销的资产为止。监管部门提供的维系生命的帮助，使银行得以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逐步核销不良贷款，在此期间，监管部门也一直让银行坐在“受罚席”上，少有增长的可能，银行被迫出售资产或采取其他行动，以便尽可能多地重新获得资本。尽管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轮严重的经济衰退，10年后又是如此，但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经济之所以能增长，是因为资本市场起而应变，通过开发如证券化、垃圾债券和衍生工具之类的新产品，向需要资本的经济系统注入了资本，这样的财务资源为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2009年年初，银行系统的一些重要部分似乎又命悬一线了，它们盼望经济复苏，盼望由此而扭转资产支持证券和其他贷款的跌势，给它们的资本状况带来一些急需的纾解。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无法出现好转，除非银行系统在资本市场新融资量如此低于前几年的时候，至少还有能力起到帮助作用。银行系统既需要短期修理，又需要长期修理，这个任务落在了新近开始执政的奥巴马内阁的肩上。
这个任务想必非常棘手。这需要在公私利益之间、在效率与权宜处置之间、在看来公平与实际不公平的做法之间、在按道理讲有效但未经检验的立场与试验性的或只是抱有乐观态度的立场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
如果银行没有偿债能力，有些人说，银行就应该进行国有化，被区分为好银行和差银行，并尽快地带入重新正常运行的状态。
又有些人说，若要实行国有化，那会涉及相当多的银行，其中有些银行规模非常大。这样的计划需要使用纳税人的钱，对银行做巨量财政救助式的冒险投资，这是一个糟糕而不公平的计划，可能会耗资数万亿美元。
让银行破产可以免去财政救助问题，但这会让市场又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比雷曼兄弟倒闭之后所经历的还要可怕得多，会对大众储蓄、投资和经济预期造成更多损害。
用“宽容的监管”来养护银行，那只会把银行当做还魂尸一样保护着，而问题的解决会被推延到以后。
任何为修缮银行而做的事情，都必须在有关各方都能看清楚的情况下进行，必须遵守现代会计准则，并向股东充分报告。但无论做什么，都会受到这方或那方的严厉批评。一般大众已表示对任何类型的财政救助都不太支持，任何有利于银行管理人员的事情（如为他们支付奖金等），似乎必定会触发更多的愤慨和怒火。
据报道，第4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惊人地减少6.3%之后（这是26年来跌幅最深的一次），多数人（既包括保守者也包括开明人士）的确认同了一点：经济看来已呈直线下滑之势，政府必须介入进来，想办法扭转局面。这意味着要在最紧要的关头进行干预，20世纪30年代政府正是这样做的，不过自此之后，再没有类似的行动。人们似乎也同意奥巴马政府的观点，即政府必须制定——立即制定——巨大的经济刺激和复苏计划、抵押贷款协助计划、银行系统救助计划，以及产业政策（处理正濒临破产的美国汽车工业，这是布什政府留下的又一个难题），并对全球金融服务监管系统做出重大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复杂而费用高昂的事情，一路上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很多影响是无法预知的。
奥巴马内阁宣誓就职不久，涉及8 00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便开始正式讨论起来。美国民主党在众议院拥有绝大多数席位，经济刺激议案便从这儿开始交付议决，按规定也应该从这儿开始。几天后，众议院通过了一个版本的议案，没有得到任何共和党人的支持。共和党不满于在减税与政府支出计划之间进行平衡，赞成更多地削减税收，很多共和党人也不喜欢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加进来的为所有人服务的政府支出条款。参议院通过了一个经济刺激规模更小的议案，政府支出较少。在解决两党之间的意见分歧之后，2009年2月13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一个涉及7 890亿美元的折中议案，并很快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不过共和党人的赞成票还是屈指可数。该议案是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克里斯托弗·托德深夜加入一个条款之后，才获得通过的，该条款对任何从政府手里接收资本的银行内薪酬最高20人的薪酬，作了极大限制（包括以限售股形式出现的薪酬）。
银行救助计划也获得通过了。2009年2月9日，美国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在财政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经过修改的使用问题资产救助资金中剩余
3 500亿美元（先前已获国会批准，但尚未得到融资）的银行救助计划。这件事先前受到了媒体的大力宣传，新的银行救助计划的具体要素被泄露了出去，但计划本身仍秘而不宣。记者招待会延迟了一两天，以便盖特纳和总统经济顾问团队其他成员把经济刺激计划落实下来，然后好让所有人都专注于银行。
金融复苏计划
盖特纳的金融复苏计划必须从保尔森计划停下来的地方继续下去，保尔森已将问题资产救助资金中的3 500亿美元分配给了银行。除了让银行稳定下来之外，保尔森计划本想使银行得以增加信贷，以抵消经济衰退的影响，但这一点从未发生。一般而言，当银行卸下杠杆（在过渡使用杠杆之后，这时银行实际上都在卸下杠杆），并且处在经济衰退当中的时候（这时信用好的借款人不需要借款，而信用弱的借款人虽需要借款，银行又很谨慎），银行的净贷款会下降。优先股投资在证明银行的偿债能力方面可能产生了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但多数银行利用了美联储对存款和其他负债的多种明确担保，或者直接使用贴现窗口来续展到期债务，所以通过优先股注入资金（也有几个例外），对于确保银行业整体的稳定，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然而，好几家接收问题资产救助资金的银行，却看到自己的股票急剧下跌了，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仍在报告资产核销产生的损失，但也因为政府的投资被看做一个信号，预示着下一步可能是更为严厉的国有化（就像政府在美国国际集团和房利美所做的那样），这会抹杀普通股股东剩余的价值。但是，即便没有这一层担忧，普通股股东也要疑惑，在亏损仍然继续，股票市场已对银行关闭的情况下，银行打算如何逐渐偿还数量如此多的优先股，或者为这些优先股进行再融资。花旗集团和美洲银行各自都有约5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资金投资的优先股，需要支付平均约7%的优先股股息，3年内这个比例将上升为9%——但没有普通股股利——对于普通股股东来说，前景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第一轮问题资产救助资金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财政部按市场说应该定的价格给优先股定价，那么哪家银行也不会要这些钱——资本成本太高，不会有多少益处，尤其是在可使用美联储有吸引力的债务补贴计划的情况下，更是没有银行愿意要这样的资金。保尔森最初想得到一批赞成问题资产救助资金的大型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保驾护航——以便向其他银行证实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已生效，并表明拿这样的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所以，该计划不得不以很便宜的价钱提供资本。保尔森放开了对规模较小银行的限制，这些银行把优先股看做很便宜的资本，竭尽所能地想得到这种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