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作者在最后不无感慨地说，华尔街将把自己塑造成50年前的自己。这个时候才发现，回忆是美好的。
华尔街回得去吗？
我们可以为今天的华尔街找10 000条理由，战略错误也好、杠杆过度也好、监管松弛也好、薪酬与激励机制不合理也好，最终归结到道德与人文重建来反思华尔街的前世今生。即便回到50年前，也会走向今天；即便从今天开始回到50年前，50年后还会回到今天。自然科学的真理或许是永恒的真理，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好像没有真理可言。成王败寇，此时之王彼时之寇，反之亦然。
也许能够拯救的只剩下道德与人文重建了。它不仅于金融，也包括产业和整个经济；它不仅于华尔街，也包括整个美国，美洲、欧洲、亚洲以及全世界。没有一个全世界共识的普世人文、道德、价值观的重建与共建，自然与社会都会还原。
有些人可能以为，检视2008年年底的金融服务业，就像看到了1941年年底的珍珠港。满眼都是残骸——到处是曾经骄傲的舰船残存废弃的肢体，那些舰船一度被视为永不沉没。在很短的时间里，因破产、被迫并购、极力忍受和抵制市场对信贷资源和股价的挤兑，金融服务业被弄得分崩离析。在最顶尖的5家投资银行中，只有两家未遭灭顶之灾，仍能依靠自己的动力运作；其他3家或已沉没，或要依靠牵引才能运行。两家顶级抵押贷款融资提供商已被国有化，世界上一度最有价值、最受敬佩的那家保险公司也是如此。最大的零售经纪券商、最大的商业抵押贷款提供商、最大的储蓄银行之一、第四大商业银行以及第五大投资银行都受到重大损伤，只好与其他更强的公司合并。在此之外，这年还有23家美国银行或储贷机构被各自的监管部门接管。
全球金融系统崩溃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并不局限于美国。英国规模最大的银行，也就是前一年还以1 000亿美元恶意收购荷兰最大银行的银行也已崩溃，政府被迫干预，收购了拥有70%投票权的股份；英国政府还被迫收购国内最大抵押贷款公司的控股权。瑞士最大银行出售600亿美元不良资产给瑞士政府，德国第二大银行不得不接受政府的一揽子贷款救助，让政府拥有了25%的股份。在欧洲，为了让银行业不至于沉沦，还实施了其他各种政府救助。到2008年年底，这些救助总计需要好几万亿美元的政府资金，预计在所有损害得到控制之前，还将需要资金救助。
很清楚，2007年和2008年危机对金融服务业造成的损伤是灾难性的。2009年1月，彭博资讯估计自2007年年初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一些银行和证券经纪商已有了1万余亿美元的资产核销，迫使它们从各种来源筹集了总计约9 500亿美元的新资本。在此期间，很多市场封冻，且抵制对其进行解冻的努力。资本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将近一年，任何活着的人从未见过流动性不足的时间如此之长。异乎寻常的市场失灵给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造成了巨大损伤，其中很多损伤需要数年方能修复。
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在主要由成熟投资者持有股权的这一行业，是如何发生上述这一切的呢？当时发生了什么，让这样可怕的系统崩溃出现了呢？这些问题都有一些答案。很多不同的因素共同导致了系统崩溃，但总体而言，这次系统崩溃是一个行业经历数十年未加抑制的加速发展，从而最终导致自我崩溃的一个实例。
金融监管失败
毋庸置疑，在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的多年里，金融服务的监管环境是非常温和惬意的，其间，格林斯潘拥有公认的无可置疑的权威。《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废除后，银行可以从事快速发展但不甚了解的证券业；大型银行的并购，对系统风险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几乎没有什么疑虑，就很快获得允许。银行监管部门忽视了与抵押贷款扩张、此类贷款证券化和表外存放资产有关的各种不良做法，极少质疑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系统的适当性，尤其是对一些大银行缺乏质疑，认为它们有能力管好自己。
此外，政府提供担保的联邦注册抵押贷款融资实体房利美和房地美，多年来放任自流，可以在会计上采用欺骗手法，在资本不充足的情况下运营；衍生品市场也放任自流，可以逃脱监管，即便是将信用违约掉期柜台市场移向系统风险较小的交易所交易市场这样相对温和的监管也没有。美国证交会放任投资银行将运营杠杆提至危险的水平，放任伯尼·麦道夫之类的骗术大师逃过审查，放任评级机构为资产支持证券评出6万多个AAA级，也不想一想这怎么可能。10年来两次最重要的监管行动，一是纽约州总检察官艾略特·斯匹泽迫使华尔街一批承销商接受支付14亿美元的和解（据称那些承销商在科技股研究推荐和承销做法上有舞弊行为），一是通过《萨班斯法案》，改进公司治理和公司会计，在这两次监管行动中，证交会只起了相对消极的随声附和的作用。尽管10年里市场两次形成泡沫，其中出现了一些重大丑闻，但监管部门似乎满足于控制了系统性金融失灵的危险。
毕竟，他们认为，系统风险已通过《巴塞尔协议》解决了，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个协议的执行效果也很不错。然而，尽管这种制度已到位15年，并且花费了好几年试图进行改善，但它最终完全归于失败——因为《巴塞尔协议》旨在预防的危机却发生了。
这个所有人都依赖的制度有三个主要缺陷。
首先，《巴塞尔协议》是中央银行间签署的协议，而央行只对银行进行监管，并不监管投资银行、身兼经纪商和交易商的机构、保险公司、对冲基金或其他所谓“影子银行体系”中的机构。这些非监管类实体拥有和交易金融资产，经营规模已发展到与大型银行不相上下，但它们却处在巴塞尔监管系统之外，不要求遵守《巴塞尔协议》的规定。
其次，确定风险调整后资本额的方法存在技术缺陷，使得银行可以钻制度的空子。譬如，有这样一个缺陷：有担保的债务（如抵押贷款或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被视为风险很低，因为担保物总被认为价值充足，而流动性也绝不是问题。然而，无论对担保物还是对流动性，该制度都不进行估值、计量或监管。随着金融工具越来越高精尖化，越来越复杂，《巴塞尔协议》又做了变动，允许负责任的银行使用自己设计的“高科技”风险管理模型，这些模型常常根据评级机构给予的债券评级来确定资本需要量。
2007~2008年期间，这类风险模型并未要求银行对所持有的头寸提供足够的资本支持，评级和市场价值之间的相关性完全走了样。而当模型真的确定需要资本时，有些银行又设法绕过规则，将资产放在表外特殊投资实体之中。通过耍花招，将支持所持资产的必要资本量降至最低，银行最后便能得到异常高的资本权益比。此外，银行可以通过操纵这个比率，大大提高总杠杆量。例如，德意志银行逃过了这次抵押债务危机，它在危机中没有太大的风险敞口。但它在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遭受了15亿美元的自营损失。这些损失记录在2008年6月30日杠杆率为38倍的资产负债表上，据一位分析师说，这个杠杆率比高盛或其他投行都要高得多。
再次，监管部门自身对《巴塞尔协议》确定的资本充足率太过依赖，对于受自己监管的银行所需资本不作独立判断。监管部门允许银行在规模庞大而复杂的多平台构架下运营，却没有适当的企业风险控制制度；允许银行以极快的速度增加资产，对于资产品质和多样性却未给予充分的注意；还允许好几家大型银行连续不断地进行收购，速度之快，使得各运营单元的整合和控制难以实现。然而，只要银行说自己很好地执行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其他一切都可以原谅。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监管的宽容态度，是美联储在格林斯潘长期主持下信守自由市场原则的结果，也是大型银行和投资银行为保护自己的自由和特权，而进行有效游说的结果。克林顿政府时期，监管部门曾作出努力，试图将影子银行体系像银行一样，纳入同一个伞形监管框架之下，但行动始终未走得很远。格林斯潘在2008年对美国国会作证词时，解释说他在担任联储主席期间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信赖银行，认为它们为避免破产，会小心谨慎地进行自我治理——这符合银行的自身利益——因而“不会操劳过度，终至重病在身”。但他指出，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有一件事驱使银行展开狂热竞争，从而放松了对所冒风险的关注，威胁到了自身的安全。
战略失误
2009年1月9日，据彭博资讯报道，花旗集团正在谈判，准备将证券零售经纪业务单元花旗美邦51%的股权卖给摩根士丹利。该报道被花旗集团否认为谣传，花旗集团认为谣传是美联储施压的结果，因为美联储此前要求花旗集团通过出售与银行基本业务无关的非核心资产，来简化组织机构，尽最大可能增加资本。的确，就在2008年11月21日，维克拉姆·潘迪特说：“我根本不想卖美邦，我喜欢那类业务。”大约在此时，花旗集团为证券分析师举行了一个“市政厅会议”，又一次公开声明花旗集团会坚守全能银行战略。美邦证券是桑迪·韦尔离开美国运通之后所收购业务中的核心，收购时间早于旅行者集团、所罗门兄弟和花旗公司。
尽管如此，几天后，花旗集团宣布与摩根士丹利设立一家合资企业，两家公司都将证券零售经纪业务放进新公司，该公司将拥有规模达2.2万人的销售队伍，摩根士丹利持有51%的股份。两家公司给这个新公司的估值为210美元，将比美林证券大得多。花旗集团因把控股权让给了摩根士丹利，将获得支付27亿美元，它将把这笔款项记为在约100亿美元合资交易上获得的资本收益。过了几天，花旗集团宣布又出现了令人失望的季度亏损，亏损额约为分析师预测的两倍。花旗集团股票再次下跌，潘迪特宣布花旗集团将分为两大部分：花旗公司（用的是既新又旧的银行名称）和花旗控股，后者将包含非银行类业务和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担保的问题资产。
出售花旗美邦，被人们看做打破多平台全能银行业务模式的重要一步，这本是桑迪·韦尔劲头十足地装配起来的构架。当时，这被认为是银行业必然会出现的业务模式，多数分析师相信，这种业务模式能让独立的投资银行消失。当然，卖掉花旗美邦势在必行，因为韦尔的业务模式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这种业务模式不是构想有问题，就是执行不力（或许两种原因都有），不过，历时多年才明显看出这个模式行不通。
花旗美邦出售一事被报道的同一天，鲍勃·鲁宾宣布将作为花旗集团高级顾问退休，并表示不愿再入选董事会。《金融时报》报道这个消息时，配了一张鲁宾的大幅照片：他表情严肃，看起来完全是70岁的样子，站在花旗银行演讲台后，双手摊开，掌心向上（仿佛是说“嘿，你能怎么办？”），身后背景上用大号字写着“领袖的遗赠”。《金融时报》报道这则消息的大字标题，是“几乎导致花旗集团覆灭这一灾难的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