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基金经理为提升业绩，尽其所能地奋力争夺首次公开募股配额（在股票上市首日获利后便立即出手了结，1998年这种单日获利幅度平均为53.3%，1999年则达到不可思议的99.5%），也竭力追逐热门消息。然而，多数基金经理认识到，为了让业绩与标准普尔500指数持平（这差不多可以说是战胜了该指数，该指数在1995~2000年间，每年都达到了20%以上的升幅），他们必须积极交易，持有一定比例具有代表性的科技股（即使那些股票似乎已经过度高估），以此追踪指数。在这些年里，共同基金的组合换手率年均达100%以上（而20世纪50年代的换手率是17%），这意味着这类机构投资者很少会像长期投资者那样行事，而若是长期投资者，则会小心呵护客户的风险头寸，并很在意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
机构投资者将注意力聚焦于跟上市场趋势，使自己时刻牵挂着上市公司的季度业绩，以致若有公司（包括《财富》100强公司）未能达到业绩预期——也就是未能发布华尔街期待的季度赢利结果——这些公司的股票便立马猛跌，跌幅可能多达25%。
在20世纪90年代，有些公司因受市场关注而得益，对于它们的首席执行官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危机潜伏的乐园。市场估值高，利率水平低，对于可以利用市场的公司而言，两种因素凑在一起，便产生了极其低廉的资本成本；很多首席执行官个人身价达数亿美元，因为公司董事会给予他们的薪酬安排与股票表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也很危险，因为市场可能会失望，股价便可能像自由落体一样跌落，由此可能会导致首席执行官黯然离职。无论首席执行官个人思考问题多么达观，目光多么远大，他们工作的市场环境就是如此。所有的公司都会制定强烈的激励措施，激发首席执行官通过取悦股市分析师、财经记者和20世纪90年代日益增多的财经节目主持人，来让公司的股票价格实现极大化，也激发首席执行官要确保公司与这些人的关系不能趋向恶化，而这种关系是以达到季度业绩预期为基础的。
20世纪90年代，在资本市场中运营的，也还有很多竭力取悦客户的服务提供者。如果服务不达标，任何公司或投资管理人都可以转而与他人合作；而要从客户处获得更多生意，就得有创造性，回应积极，态度乐观，愿意承担风险，愿意提供把客户与自己绑在一起的一揽子重要服务。这些服务提供者包括银行、身兼经纪商和交易商的券商，当然也包括承销商，另外还包括会计公司、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和其他各种专业服务提供者。会计师、律师和咨询师这些服务提供者，对这样一个最佳公司有望连年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系统非常着迷，在他们看来，投资者和投资管理人都有可能获得巨大的回报。但是，要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大大超过了多数公司的基本经济能力——只有那些拥有更佳想法、进行更多激进并购、与投资者关系特别好的公司，才可以期待能从这种挑战中挺过来，继续生存下去。
股市崩盘
20世纪美国股市出现了4次异常繁荣，回顾过去，现在这种繁荣已被称为泡沫。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描述这几个时期时，说股市实际收益率的10年移动平均线分别在1905年、1928年、1958年和1998年达到最高点，然后迅速下滑，或者说出现崩溃。股市崩盘当然会带来经济损失和其他形式的附带损害，尽管很多经济损失是使用股市达到高点时的膨胀价格来计算的。
塞勒教授所确定的1998年股市泡沫，变成了2000~2002年的股市崩盘，这次股市下调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任何市场修正的速度都要慢，延宕时间也更长。它始于市场走弱，然后是高科技板块急剧下跌，互联网公司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但不久又蔓延至更具实体性的公司——互联网板块公司依靠这些公司提供产品和设备。高科技板块的股价暴跌极其严重地影响了其他一些公司（如安然之类），这类公司对高科技板块做了大量投资，并因这些投资已对自己的融资失去了控制。
安然本是天然气传输公司，后来变成“事实上的”能源公司，该公司重视交易和对冲安排，轻视生产和分销，是体现新经济精神的富有魅力的公司。到2000年，企业界趋向恶化的业绩开始表现出来，连续3年公司破产记录不断刷新。
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楼遭遇袭击，促使市场进一步走低，立即让代表1995~2000年间市场特征的自信乐观、极度兴奋的和平而繁荣的感觉一扫而空。在9月11日后的12月份，安然意外破产；过了几个月，规模更大的世界通信公司在帮助支撑股价的一项欺诈罪名被发现之后，宣告倒闭。
考虑到股价达到了极高水平，2000年的股市崩盘——无论如何计算——所涉及的经济损失，都大于以前的崩盘，甚至大于1929年。尽管从1929年最高点至1933年最低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约跌去了90%，但总体市值损失大约是700亿美元，或者说大约占192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9%。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单日跌幅达到现已广为人知的22.6%，此后股票市值损失大约为5 850亿美元，或者说只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2.4%，多数损失在随后数月内出现的股市回升中得以挽回。然而，尽管标准普尔500指数从2000年9月的最高点到2002年10月最低点跌去了48.9%（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这段时间只下跌29.4%，其中技术成分股很少，该指数现在较以前使用得更少），所有美国股票的市值损失估计却超过8万亿美元，或者说占到了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0%。这些数据还只是代表了股票价值的损失，而在这一时期，债券市场也损失了约1 000亿美元的价值，银行贷款损失估计在5 00亿美元以上。
1929年和后来数次股市崩盘之间的损失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作为美国金融机构和个人储蓄和投资的聚集场所，证券市场有了很大发展。1929年，机构投资者刚开始起步，在金融市场上还没有成为强有力的重要参与者。
泡沫爆裂的影响程度还有一些衡量指标，就是公众关注度和监管、立法回应的程度。市值损失、公司破产和丑闻，会引起人们义愤填膺地呼吁惩罚“犯罪者”，要求改进监管，以防将来再度发生类似问题。20世纪30年代，为了监管金融部门，付出了巨大努力，由此产生了《1933年银行法》、1933年和1934年《证券法》。20世纪60年代，政府对这10年泡沫未作出什么回应，只是通过了一部法律，放缓恶意收购的实施速度。1987年，政府仅仅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10月19日单日跌幅为何巨大的原因，此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期货市场实施了一些技术变革。
然而，2002年，股市崩盘和随后不久出现的丑闻，在数月间成了头版头条新闻。公众极为关注股市崩盘、崩盘原因及其后果——公众股票持有量在1998年创下历史纪录，这一年，美联储宣布，所有美国家庭中有48%的家庭持有股票——直接持有，或者通过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间接持有。所有这些投资者都因股市意外地剧烈反转而受到影响，政治家和媒体便借题发挥，关注起他们的利益。各种改革的建议由此提出，并受到热烈讨论。所有这些努力所宣称的主要目标，是“恢复投资者对金融系统的信心”；很多观察家认为，这需要拘捕和惩罚负有责任的人，并对金融系统发挥功能的方式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这些观察家都得到了他们所呼吁的东西，但情况一点也不令人满意。他们哪里知道，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金融系统再次发生内爆。
安然事件之后的清理整顿
安然破产之后，美国国会的一些委员会立即开始调查，并考虑采取立法行动。这些立法行动随着世通的崩溃而提速了。
2002年3月，美国司法部决定控告安达信会计公司犯有妨碍司法罪，安达信既是安然的审计公司，又是世界通信的审计公司。这之前，安达信的一位合伙人已坦白公司会对文件做不恰当的处理，据说这是为销毁可能显示有罪的证据而实施的一项公司政策的结果。另外，让美国司法部愤怒的是，安达信在安然一案中扮演了通融的角色，司法部相信，这违反了“同意判决”（这是与废物处理公司有关的欺诈罪审理中引出的一条法院判决）。2002年6月，安达信被判指控罪名成立，立即关门歇业了。然而，3年之后，对安达信的判决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因为陪审团受到了法官的错误指示，不过，安达信公司不能死而复生了。
2002年7月初，布什总统指示司法部设立一个公司欺诈罪调查专案组，该专案组由各类检察官、调查员和技术专家组成。在这群人中，还专门任命了针对安然事件的工作小组。从此之后，国会、司法部、证交会和其他执法机构，开始郑重其事而执著地付出行动，围剿那些被视为犯罪者的公司。
2002年7月底，一部涉及会计系统和公司治理改革及完善的联邦法律获得通过，由总统签署生效，这便是《萨班斯法案》。该法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涉及面最广、最具综合性的《联邦证券法》，为了让该法付诸实行，需要证交会起草众多新规则。这些新规则——要求审计公司，除了其他方面以外，对审计单位的财务控制制度的适当性进行核证——实施起来费用高昂，适用于约1万个美国公司。
2004年12月，美国国会修订《联邦量刑指南》。这些量刑指南原是由国会于1991年制定，旨在对“白领”犯罪加重处罚（罪犯的监狱刑期会长得多，获得假释的可能性会更小），并对雇主公司施加重大责任，要求雇主为避免自身遭到起诉而与执法官进行合作。这次修订大大提高了雇主为避免在涉及雇员的刑事犯罪中受到起诉而必须遵循的一些标准。这些新标准包括：需要证明公司作出了预防性努力，“对商业伦理和组织文化给予了重视”；能够说明公司经理和董事理解并接受为确保公司遵循这些标准而承担的更大责任。然而，1995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些判决准则是否合乎宪法提出了质疑，将它们由“强制性”降为“建议性”。
2002年，检方开始对一些公司管理人员提起公诉。到2005年，大约有35家大型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受到刑事指控。好几位媒体曝光率很高的公司高管受到审判定罪，处以很长的有期徒刑，包括：世界通信公司的伯纳德·艾博斯，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安然公司的杰弗瑞·斯基林，被处以24年有期徒刑；有线电视运营商公司的约翰·里格斯，被判有期徒刑15年，减为12年；安然的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窦，因为和检方合作，10年有期徒刑减为6年；泰科公司的丹尼斯·考兹罗斯基，由8年改为25年；世界通信首席财务官斯科特·沙利文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这些公司高管还被迫将自己的多数现有金融资产交付给法庭。这些判决的严重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前对白领刑事犯罪所做的处罚。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美国国会制定的《联邦量刑指南》变得更为严格，考虑到了犯罪造成的损害，而准则变得更严格又反映了公众对财务舞弊和欺诈，越来越不能容忍这一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