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杨婶家里的很多东西：清晨的院子，院门是洞开的，杨站长下早班了，从门口走进来；我听见了他的咳嗽声，还有沙沙的脚步声。
客厅的五斗橱上有一只白瓷鼓，里面盛有我喜欢的糖果、桃酥、各种花色的小饼干；在瓷鼓的外围，绘有蓝色的小古人，肥胖的，富裕的，快乐的──不大看得出来，然而细细地眯着眼睛，想必也是快乐的。
我记得她家有一只玻璃杯，方口，短而粗，质地很厚重。不知为什么，多年以后总记得这只杯子，记得阳光照在杯子上，在桌布上打下了阴影。阳光也照在地上和墙壁上。下午的阳光是厚重的，让人喘不过气的；同时也是短促的，匆忙的；同时也是缓慢的、悠长的，给人今生今世、光阴的感觉。
很多年后，下午的阳光总让我想起杨婶，那空明的屋子里，广泛无限的时间，冷静的物体，物体的影子，时钟的点滴的声音。──杨婶。
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我不明白很多事情，包括杨婶。我所看到的杨婶，她是那样的明亮，活泼，优雅，她的存在是那样的结实和正大，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丰盈的东西，那也许是一种气息，也许呢，是某种温暖的情感。
那时候，杨婶已经四十多岁了。她再也不会知道，她身体里还有另一个人，那时候，那个人还没有出现，她蛰伏在她的身体里，有一天，她醒了过来。
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温良而端庄，她自己也计划着，她要把他们抚养成人，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她要亲自替三个女儿穿嫁衣，为最小的儿子迎娶新娘子……她掸掸手对我奶奶说，到那时候，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她计划着要做新衣裳，关于布料、样式和剪裁，已经和我奶奶商量好了。有时候，她也会自己画样子，在白纸上，用铅笔仔细地勾勒出来。她的设计很好看，也很“不一样”……然而当真做成衣服时，已经走样了。她想着，总有一天吧，她胆子足够大了，什么都不在乎了，她可以做一件衣裳……谁说妇道人家就不可以穿得时髦一些呢？
那时候，她再也不会知道，她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她代表了某种理想，本色的，温暖的，生活化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她这样去做了，她做得很舒坦。
在一个晴朗的午后──不知道很多年以后，她是否还能记得这个午后──她和邻居家的一个小孩子坐在自家的客厅里，她在为她梳辫子，一条一条细细的麻花辫，她把红头绳编进辫子里。她搭讪着讲了一些话，有的也不太重要，只是一些闲话。
下午的阳光照在屋子里，有一些物体的影子落在她的裤脚边。还有一只方口玻璃杯，短而粗，里面盛了半杯水，静静的，清洁的，死的。屋子里是那样的明亮。时间一点点地走过了。在下午的阳光底下，一切都被放大了，天地，喘息声，无聊感……很狰狞。
这一幕，杨婶肯定不记得了；在她的前半生，她不会注意到这样的情景，她的世界是那样的完整，安全。她没有任何危险。她在为我编辫子，她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里去了。房间里到处有她的气息，温暖的，轻盈的，实实在在的人的气息。
她和我搭讪讲了一些话，并不为什么，有时候她也会笑出声来。
她的四个孩子，那时候已经念中学了，在市一中，平时寄住在学校里，只在周末和寒暑假回家。他们是好人家的孩子，听话，温顺，老师给的操行评语从来都是“优”字。
长相也好，也不是美，只是干净，优越，整齐，和平；总之，教养很好的样子。还有他们的穿着，现在想来也很普通，不过是布衣布衫，夏天穿上淡雅的花布裙子，塑料凉鞋，庄重一些的场合，还会在凉鞋里套上一双纱袜子。
他们的一身行头是那样的朴素，却有身份感。他们的神情也是谦逊的，矜持的；最主要还是他们的气质，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说不清楚，总之，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使得他们与周围庸常的孩子区别了开来。我奶奶常说，杨家的孩子就是洋气，不是穿出来的，乍一看也看不出来，是天长日久，慢慢感觉出来的。
他们也和其他的孩子玩耍，说说悄悄话，谈谈理想和人生，他们似乎有许多苦恼，为一些空洞的东西能沉默了半天。总之，进入青春期了，世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他们的神情始终是淡淡的，坦荡的。
四个孩子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大和老三，老大眉清目秀的，皮肤白，五官精致匀称；她是典型的邻家少女，文静，亲切，利落，那一年她也有十七岁了吧？
老三呢，她是个小胖子，肌肤微丰，骨肉莹润，很有点薛宝钗的风韵；她是个懵懵懂懂的女孩子，也有十四岁了，却和五岁的我玩得最好。她时常带我去田野里，采摘野花野草，碰到野果子，自己先吃起来，吃饱了才想起叫我吃。
她喜欢坐在售票窗口，学她母亲的样子——杨婶也在车站工作，负责售票验票——常常地，她把头从窗户里探出来，东张西望的。逢着客车进站了，或者有人来买票了，她便一路飞奔回家，大呼小叫喊着妈妈。有时候，她把验票手册放在手臂上，用胸脯抵着，很职业化地略微沉吟一下，拿铅笔在手册上划了一杠。这个动作她私下里常常练习着。
逢着寒暑假，杨家便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杨婶常常报怨道：“吵死了，所有的东西都不归槽道，巴不得他们立马就开学。”她轻轻皱着眉头，隔了一会儿，自己先笑起来，她大约也知道，她这话里软弱的、幸福的口气。
为了打发孩子们，她组织他们卖茶水。在车站后门的一棵老槐树底下，摆了一张桌子，几张条凳；白开水一分钱一杯，茶水二分钱一杯；路人要是不喝水，也可以在这儿坐上一会儿，不收钱的。茶水摊只坚持了两天，因为没有顾客，就草草收场了。很多年后，我一直记得这情景，因为这里头有一种很鲜活的、市井的感觉。
我和老三坐在树底下（其他的孩子不屑卖茶），眼巴巴地看着过往的行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喝茶，手里摇着钱罐子，听里面的铅币发出铿锵的声音。杨婶呢，她站在不远处的一个拐角，正和几个妇女说着什么；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不时侧头看我们，很笃定地，她微笑了。我以为她这微笑是很狡黠的。
总之，杨婶把母亲做得很生动，她陶然自得，也很享受。她教孩子们最基本的生活常识，衣食住行，做事的分寸感，说话的语调，一个眼神和手势。她告诉他们生活的艰辛，以及对付艰辛的达观的态度。她说：“摔倒了不怕，人的一生中谁不摔跟头？但是摔倒了得爬起来，掸掸身上的灰尘，把血渍擦掉，还要继续走路。”
她又说：“假如有一天，我和爸爸，还有你们身边所有的亲人都离开了，那该怎么办呢？到那时候，伤心已经没用处了，那你们也只会擦干眼泪，像现在一样活着。”
她说这话时有一种很沉凝的态度，声音很苍老；又像是自己身外的另一个人在说话，能够撇开自身的一切情感，说得很轻快。她坐在门洞里剥毛豆，时间长了，指甲挣得有些疼，她把手指放在嘴边，轻轻地咬着，吹着气。她笑了起来。
有一次，她带我去市一中，去看她的女儿们。我们走进了一间宿舍，里面没有人。杨婶指着其中的一张上铺，对我说：“这是你大姐姐的床。”她微微皱着眉头，很难为情似地看着我，笑道，“被子都不叠！”
她帮女儿叠了被子，就像在自家一样，拿起扫帚扫了地，又洒了水，这才带着我离开。
很简单的一件小事，任何一个母亲在这种场合，都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很多年以后，我想起来的时候，仍感恩在心。
在她和儿女们的相处中，还有一些细节，我也记得很清楚。比如有一次，她的小儿子，不知为什么，一路发着脾气，哭着朝她走过来；她倚在门边，大约刚吃完午饭，拿小手指去够牙缝里的菜叶。她微笑着看儿子，也学他的样子微微合上嘴巴，挂着眼睛，像有许多委屈似的。偶尔，她也会侧过头来，朝我们挤挤眼睛；趁他不注意的间歇，她又剔牙去了。
有时候她也会撒娇，模仿她的儿女们，自己先笑起来。她沉浸到某种亲和友善的氛围里去了。她做母亲做得这样愉悦，照我说，已经超脱了诸如爱，无私，奉献等抽象的词语。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女人，她如此生趣、恰当地表达她的感情，对于她的孩子们，她的男人，她的家庭，她是如此的生机勃勃。
她把一切都做到了细处，她在她的世界里是欢腾的，无所不能的。她的触须直指物体的深处，某个细部。它们曲径通幽，别有洞天。枯燥的日常生活在她的染指之下，竟变得如此的辽阔，生动，细微。
还有她的四个孩子，那时候，他们还是少年，他们有着苍白的额，细细的胳膊，他们说话声音轻轻的，有时候也会在躺倒在床上，爆发出爽朗的笑声。他们有很多烦愁吗？小布尔乔亚式的，关于爱情和生活，还有很多空泛的理想。对于未来，他们大约看不到更远的地方，谁知道呢？
在母亲的悉心照顾之下，他们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暖色调的，太阳黄黄的感觉。太阳快要掉下来了，阳光很重，压得人抬不起眼皮子。一切都很缓慢，……他们等不及地要长大。
在那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大约也感觉不到母亲这个人的存在，只知道她是个女人，很含糊，有时也很具体，她的身上有暖香。有她在的场合里，他们觉得温暖。那时候，他们并不以为这是幸福。
很多年后，当他们回忆的时候；──也许他们极少回忆，可是在某个日光沉沉的下午，或者一个人的深夜里，非常不小心地，他们的心思在这段时间上停留了一会儿，那时候，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将如何去回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