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货币当局本身并不能直接控制和实现诸如稳定、增长这些货币政策目标，它只能借助于货币政策工具，并通过中介指标的调节和影响最终实现政策目标。
货币政策目标中介指标主要有：一是利率指标。二是货币供应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固定汇率制度崩溃，通货膨胀加剧，市场利率动荡不定，失去其反馈的信息价值，各国转向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三是超额准备金。四是基础货币，它是流通中的现金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的总和，构成了货币供应量倍数伸缩的基础。
四、货币政策效应
1.货币政策时滞
货币政策效应是指中央银行采取货币政策后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方面和程度。任何政策从制定到获得主要的或全部的效果，必须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称为时滞，如果收效太迟或难以确定何时收效，则政策本身能否成立也就成了问题。
时滞由两部分组成：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是指从政策制定到货币当局采取行动这段时期。内部时滞的长短取决于货币当局对经济形势发展的预见能力、制定对策的效率和行动的决心等等。外部时滞又称影响时滞，指从货币当局采取行动开始直到对政策目标产生影响为止的这段过程。外部时滞主要是由客观经济和金融条件决定的。
2.货币政策效应的衡量
对货币政策效应大小的判断，一般着眼于实施的货币政策所取得的效果与预期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差距。以评估紧缩政策为例，如果通货膨胀是由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造成的，而货币政策正是以纠正供求失衡为目标，那么这项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应的大小甚至于是否有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如果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紧缩了货币供给，并从而平抑了价格水平的上涨，或者促使价格水平回落，同时又不影响产出或供给的增长率，那么可以说这项紧缩政策的有效性最大。如果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紧缩了货币供给，并从而平抑了价格水平的上涨，或者促使价格水平回落，但也抑制了产出增长，那么货币紧缩政策效应的大小，则要视价格水平变动与产出变动率的对比而定。如果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紧缩了货币供给，无力平抑价格水平的上涨或促使价格水平回落，却抑制了产出的增长，则可认为货币紧缩政策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的。
五、我国近期货币政策的走势
根据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这一目标应有两个涵义：一是防止价格水平大幅上升，即防止通货膨胀；二是防止价格水平大幅负增长，即防止通货紧缩。
在最近10多年中，货币政策发生较大的变化。1993年以来实行从紧或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反通货膨胀。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即适当增加货币供给量，利用信贷利率杠杆来促进投资、消费、出口，支持经济的发展。随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提出“一促二防”的方针，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止通货紧缩，继续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实际上已含有扩张型货币政策的信息。
实行“适度扩张”货币政策的基本含义：一是迅速制止通货紧缩趋势，保持币值稳定；二是刺激经济增长，防止经济衰退。
从具体目标来看：（1）使通货膨胀率由负变正，保持在3%-4%之间，不超过5%；（2）使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水平，达到8%-9%之间（这一指标仍低于9.5%的潜在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扩张货币政策是“适度”的，即控制在适度的低通胀率水平之内，同时又要达到适度的经济增长率。
由于目前通胀率大约为1%，达到3%-4%的水平有较大的“扩张”空间。可以预期2-3年内不会形成高通胀率或通胀率加速提高的情形。这意味着今后2-3年中国有足够余地实行“适度扩张”货币政策。
在实行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注意治理通货紧缩，其货币政策措施主要有：
扩大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贷款。目前社会存款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四大银行又不愿意把国债卖给中央银行，反而归还中央银行贷款，由此四大银行成了通货紧缩的主渠道。因此，必须开辟投放基础货币的新方式：
（1）由财政部增发长期国债，要求某一商业银行购入后转卖给中央银行。
（2）改变目前实际上存在的对小金融机构再贷款的限制，对资信和经营状况较好的中小金融机构以再贷款支持，使它们有能力支持中小企业、非国有经济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
（3）根据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实际需要，也可适当增加中央银行再贷款，或购入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债券。
放松利率管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仍然是目前最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下调利率是必要的，但同时更应加快利率体制的改革。连续7次下调利率后，我国目前的利率水平已落在较低位线上。如果再继续下调，很可能落入“流动性陷阱”，并可能加大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利率下调对治理通货紧缩的有效作用也下降。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是结构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完善市场机制，而利率市场化是完善市场机制的重要环节。2001年以来，银行扩大了中小企业和县以下的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总体运行情况良好。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率负增长，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国有企业的总需求下降，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利率改革的有利时机。要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放开贷款的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
适当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完善准备金制度。目前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偏高。而与此同时，目前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还是相当高。这种情况也起到收缩社会信用的作用。为此，要继续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同时继续改革准备金制度：降低并最终取消超额准备金存款利息、按月平均计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允许法定准备金用于清算，以增加金融机构可运用资金数量，支持经济增长。
改进人民币汇率机制，实施“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我国现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存在两个缺陷：（1）有“管理”而无“浮动”，成为实际上的固定汇率制度，中央银行承担着全部的汇率风险；（2）钉住美元，汇率机制不灵活，使我国外汇受制于美元汇率走势。在目前的汇率制度下，可能导致资本流入规模的减少及资本外逃倾向，使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出现赤字；随着本外币利差加大，可能引起企业负债币种转换；可能诱导社会持有外汇的偏好。因此，为了缓解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应该在适当时候允许人民币汇率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并实行“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尽快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谨慎处置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提高人们对中小金融机构的信心。目前出现的存款向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集中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少数中小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特别是个别问题严重的中小金融机构被关闭，人们对其信心不足所致。这种现象反映的是人们对金融风险的恐慌，如果不及时扭转，将产生一系列不利的连锁反应。：提高中小金融机构社会信誉的根本措施在于提高其自身素质，而当务之急，则是应建立能稳定广大存款人信心的存款保险制度。同时，在对极少数问题严重的金融机构实行关闭时，要考虑对大众心理的影响，在时机选择、对外宣传上谨慎处之。
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约束机制，促使其认真处理防范风险和扩大信贷业务的关系。国有商业银行近年来风险约束开始加强，但利润约束仍然较软，这就使其在目前进行实际运作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范风险上，而对于开拓信贷业务则缺乏积极性。不改变这种状况，银行贷款的较大幅度增长将成为一句空话。
为此，要改变长期沿用的财政部和国有商业银行事后算账的做法，在事先确定全年利润目标时，硬化预算约束，建立激励机制，使利润约束与风险约束一样具有严肃性。完不成利润指标的银行，其领导人同样应受处分。
进一步调整信贷结构，扩大货币信贷范围。大力支持那些市场前景好、有竞争力企业所需信贷，提高企业技术改造信贷比例；继续扩大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并及时到位：大力拓展居民各类消费信贷，如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教育、医疗，简化手续，提供良好服务；加大对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以各种形式支持企业扩大出口；逐步取消外国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限制，进一步扩大信贷业务。
中央银行应定期向社会披露货币政策信息，公布规范的金融统计数据，提高政策透明度，主动引导和影响公众预期，这是改变通货紧缩预期为低通货膨胀预期的政策性措施。央行在当前的经济运行和政策目标等方面都比公众具有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有利于央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实现其政策目标。为了降低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货币政策力度，央行有必要在公众预期形成之前公布货币政策目标和实施计划，披露更多的政策信息，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政策信息披露准确度越高，其可信度越高，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小。这就要求增加央行货币政策的透明性、公开性和可信性，以减少公众的猜疑。在经济衰退期，央行应明确给公众“扩张性”货币政策信号，积极刺激经济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