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利益多元化的趋势。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企业、部门和地方不可避免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各种利益团体要求放权让利，争取更多的自主权，要求国家政府在公共政策中能反映、兼顾它们自身的利益。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决策在处理不同方面的利益关系上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要求在个人和企业分散决策追求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更为民主、人民群众更多参与的决策体制；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履行协调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利益关系的职责。
其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将逐步增强。他们将不满足于仅仅通过他们的代表行使决策权，而要求更多地直接参与决策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他们要求政务公开，以便对政府的公共决策实行有效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决策机构必须下大力气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党和国家的公共决策及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公开化程度。
其三，现实的民主决策体制采取的是代议制形式，真正的决策人仍然是“社会精英”而不是普通民众。由于“经济人”的本性和市场经济的政策环境，加上体制的漏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是在所难免的。要遏制以至最终消除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设租”和“寻租”，避免政策的私人化、寡头化、利益集团化，最有效的机制就是扩大民主，在政策机构和政策运行中有更多的公民切实参与，民主决策、民主评估、民主监督，尤其要使之法制化。
决策体制的民主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改变政策主体的权力结构，扩大民众决策权和参与度。举措之一就是逐步发展直接选举制度，从组织上保证民意代表有更多决策参与权。举措之二是扩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政策决定权、评议权和监督权，真正树立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威。
第二方面是政策的运行要建立制度化的民主程序，保证公民的政策主体权力落到实处。除了法定的政策主体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要根据法定的决策程序（这一方面的程序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履行自己的职责外，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时，尤其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时，还必须根据不同的政策问题选聘利益相关的民意代表参与或由民众自愿申请参与。
五、科学化
政策科学化是指政策运行过程中，由传统的经验决策向现代科学决策转变。包括政策观念的科学化、政策理论的科学化、政策主体的科学化、政策程序的科学化等。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策科学化的进程已经大大向前迈进了。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政策体制向现代政策体制的转换过程中，传统的政策体系和运行机制并未彻底消除，现代化的政策体系和运行机制也未最终确立和完善。
首先，各级政策决策者尤其是中层和基层决策者整体素质较差，许多领导者还是在凭经验、拍脑袋进行决策，不少领导者知识结构单一，尤其是对现代管理理论、决策理论、政策科学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他们所制定的政策质量和运行效果。其次，现有的政策研究者、研究机构和研究成果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往往充当领导机关的秘书班子，难以发挥他们研究政策、参与政策制定、评估、监控的职能；体制外和民间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发育迟缓、功能不全，他们与党政领导机构缺乏制度性的联系。政策科学本来是连接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桥梁，两者的分离使政策科学成为书斋里的学问，成为政策研究者的“一头热”，发挥不了它改善政策系统、提高政策水平的功能。再次，决策程序的科学化程度不高，科学的政策决策过程包括调查研究一问题界定一政府议程一目标确定一专家咨询一方案设计一方案评估一择优决断一政策合法化一政策执行一政策监控一政策评价一追踪反馈等必要环节，然而，在现实政策运行过程中，这一科学决策程序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有一些环节，像问题界定、专家咨询、预测评估、政策合法化等，往往被忽视，领导者凭经验和个人喜好，头脑发热随意决策拍板的情况还很普遍，影响了政策的质量和执行效果。最后，决策方式方法单一、陈旧，不少领导者采用的基本上属于传统的“试错法”，即根据决策者的偏好，在一组备选方案中主观择一而行，倘若实施中发现有错，就加以修正或推倒重来，这种方法容易导致决策失误，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决策中也没有真正引进、吸收、消化和运用现代的政策理论、方法和技术（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不重视政策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的探索，致使有些政策往往缺乏战略远见，满足于走一步看一步的短期效应。
有鉴于此，我国政策运行机制的科学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一，树立现代政策观念，提高决策者的决策素质。各级决策者要加强现代政策科学的理论学习和研究，掌握科学的决策程序和决策方式方法，提高自己决策素质。
第二，加强政策研究组织的建设，发挥现代决策咨询组织的作用。包括从法制上保证体制内政策研究组织的相对独立地位。
将“谋”与“断”相对分开，坚决杜绝“少谋武断”和“长官意志”，真正发挥各级政研机构在政策上的参谋作用。要发展和健全体制外政策研究组织，主动吸收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论证和评估工作，确立他们作为学者和官员联系的桥梁地位。
第三，大胆借鉴、吸收、掌握和运用西方先进的政策理论、方法和技术，提高决策者的决策水平。尤其是政策科学中的一整套定性、定量和创造性思维相结合的政策分析方法与技术（系统分析、损益分析、操作博弈、组织与政治分析、价值评价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等）。它们对于提高我们的政策可靠性和决策效率有极大的适用价值，需要我们尽快掌握和根据中国的政策实际灵活运用。
第四，优化政策运行机制，逐步实现决策过程的程序化。
特别是要注意加强问题的界定、结果预测和跟踪评价等薄弱环节。要对相关的政策问题作长期的观察、调研，注重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以此作为修正、补充、继续或中止相关政策的依据。必须完善作为决策方式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这种决策方式与其他决策方式相比具有优越性，它的决策成本比较合理并较好地反映多数人的偏好。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规范性不够，容易因人而异。民主意识强的决策者能够较好地实行在民主的基础上正确的集中；民主意识不强的决策者则更多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更有甚者，有些领导人打着民主集中制的幌子，行独断专行之实，或将民主集中制作为逃避决策失误的挡箭牌。所以民主集中制必须赋予时代的新内容，本身必须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
六、法治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逐步走向正轨，尤其是党的十五大，将“以法治国”提高为我国的治国方略，法制建设的进程大大加快，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经济法律体系，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在逐步制定和完善。
政策系统和决策体制的法制化改革主要有三个内容：
其一，政策系统。主要是政策权责结构要纳入法制化轨道。
包括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各级各类政策主体的决策权力，实行合理分权，建立起多方位、多层次的合理决策权力体系；以法律的形式将政策运行过程固定下来，成为稳定的游戏规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制，明确规定决策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使之对其决策行为负责；规定政策参与者的资格、权利和义务，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民主权利，并使决策咨询特别是专家咨询制度化，这可以借鉴香港的强制咨询的做法。
其二，依法行政。政府在政策运行过程中的依法行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所制定的所有政策都不能违背宪法和法律。虽然法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刚性，而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任何时候任何地区的政策都只能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灵活变通。二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遵循法定权力和程序而不能超越，违背法定权力和程序就是违背游戏规则，必然导致政策的失误或不公。
其三，政策的合法化。政策的合法化是指法定的政策主体为使政策方案获得合法地位，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政策审查、通过、批准、签署和颁布实施。政策的合法化并不限定为中央政策，而是包括各级各类的所有政策。政策合法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策的法律化，即对于成熟的相对稳定的政策及时地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国家或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审议通过，使其上升为法律。另一方面是任何政策都必须经过法定机关的审查、通过和法定主体的签署。比如政府及职能部门制定的政策，其合法化的过程就包括决策前的专家论证、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政府的法制机关的审查、政府会议决议和政府首脑签署颁发等环节。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政策才具有合法性、公开性、权威性，才能获得人们的认可、接受和遵循。
政策系统和决策体制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上述所分析的政策体制改革的五个方面，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任何一方面的单科独进都不能克尽改革的全功，相反会导致改革的转向或回潮。如果没有民主化、分权化、科学化和有限化，法治化就很容易因为专制、集权和政府职能没有限制和主观随意而难以成功。如果没有有限化、法治化、科学化、分权化的制度支持，民主化的改革也难以获得成功，即使有所成就，不是易于退化为专制，就是难以保证政策的正确和有效，难以造福于社会，支撑持续的经济增长。许多政治学家都证明了，如果没有宪政的制约，民主政府很容易退化为民主的暴政，最终走向专制政府。分权体制，如果没有法治、民主、科学政策机制的支持，同样难以取得成功。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没有健全的法治框架、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科学的政策规定体制和决策程序，分权很容易遭到失败，不是走向诸侯经济，就是重新走向集权。我们所说的有限、分权、民主、法治，其目的都是为了使政策本身具有科学性、高效性，提高政策质量，增强政府能力，不断适应政策环境的变化。离开这一科学性目的，其他方面的改革将失去价值。
总之，五个方面改革的相互配套是新世纪政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