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洛特有着传奇的历史，长期以来，这个小城在德国默默无闻，但在18世纪，它闪烁出的摇曳的智慧之光，使它最终蜚声于整个欧洲。众多文人墨客都居住于此，这里有一位聪明的总督夫人——弗雷德里克的妹妹以及伏尔泰等，这些名人的光芒使这个荒凉的地区焕发出了生机，总督夫人用“洛可可”式风格奇异的涡形花样对城堡进行了大量装饰。总督夫人去世后，拜洛特归于沉寂。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被总督夫人装饰过的这个小城突然声名远播，成了新艺术、新宗教人士的朝圣地。这个现象看起来很传奇但却是人为的结果，正是一位诗人一手炮制了这个强烈的历史对照。而拜洛特的历史应当被囊括进瓦格纳的作品之中。
瓦格纳依然保留着自己建造剧院的梦想，他想把自己的剧院建立在一个安静幽僻的城市，而拜洛特正符合他的要求。在建造剧院这件事上，与其说瓦格纳要去迎合他的观众，不如说他要强迫观众接受他的选择。他在众多的城市中看上了这一个，而瓦格纳和总督夫人这两个德国人将在拜洛特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前的那位总督夫人崇拜法国风物，平庸而又低劣；而未来的这一位则为放任自己的人，他不受束缚、勇于创新。而瓦格纳剧院的创建工作也立即便开始了，这位戏剧大师决定在他的生日——1872年5月22日举行隆重的剧院奠基石落成典礼。
对此，尼采写信对罗德说道：“这实在是太好了，这样一来，我们又可以再见了。这个时候的重聚将比任何时候的都更加壮观、更有意义，不是吗？”
瓦格纳和尼采一同出席了这个典礼，他们两个一个来自巴塞尔，另一个来自汉堡。典礼上聚集了两千名群众，那天天气不好，但是连绵不绝的雨和乌云密布的天空为这场典礼增添了壮观之感。瓦格纳创作的是严肃的艺术，因此不需要明媚的天空来陪衬。但这没有阻止那些忠实的信徒前来，他们站在露天，听凭风吹雨打，观看奠基石的落成。在埋入土里的石块上，瓦格纳刻上了一首自己的诗，接着覆上了第一锹土。当晚，他邀请出席典礼的朋友们听了一场交响乐演奏，演奏中加入了合唱，而他自己也对其中管弦乐的某些片断作了润色。他亲自担任了指挥，德国青年们聚集在总督剧院，怀着虔诚的心倾听了这场音乐会。这部作品表达了19世纪的时代诉求。当最后的合唱《成千上万的人互相拥抱》开始时，一个观众兴奋地说道，歌中表达的意愿似乎真的快要实现了。
尼采这样说道：“我的朋友，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光啊！没有什么能够使我忘记这庄严而又神圣的时刻，我会将它牢牢记在心里。我们应当勇往直前，投入到为理想而战的生活。首先，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应当以严肃的态度和强大的力量去控制我们的一切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证明自己无愧于其中任何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
尼采热爱瓦格纳，因此他希望为瓦格纳而战，他写信对欧文·罗德说：“去战斗！去战斗！我需要战斗。”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了事实的可悲，而这个结果已经被不止一次地证明过了，尼采知道，自己的天性并不适宜投身到这场以公众舆论为赌注的战斗中，在这场战斗中，最需要的态度便是保持沉默。一句话，这种沉默态度与他激进的理想主义相悖。而这种矛盾让他感到压抑，而这种压抑则早在特里伯森时尼采就已经感受到了。对于瓦格纳，尼采深感不安，现在的瓦格纳让他感到陌生，在他眼前的不是他曾经深爱的严肃而又纯粹的英雄，而是一个强悍的工人，身上带着野蛮、怀恨、妒忌的缺点。尼采曾计划和门德尔松的一个亲戚一块儿去意大利旅行，但是为了迁就这位老师，他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拒绝的原因仅仅是因为瓦格纳痛恨门德尔松这个家庭和这个姓氏。
尼采在日记中写道：“为什么瓦格纳活得如此多疑，这会让人对他产生不信任感。”
瓦格纳天生就是个多疑而且专断的人。他已经没有在特里伯森那种高贵自由的态度了，也不会像曾经一样与人从容不迫地交谈。他发出简短的指令，用命令的语气对人们说话。
尼采计划着去德国北部，在那里他要去讲、去写、去创建联盟，“把德国学究那鼠目寸光的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推到他们面前”。但瓦格纳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希望尼采发表一篇讲稿，而且一定要用《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这个题目。尼采察觉到瓦格纳的这种希望多少有些自私，因此他拒绝了。
“我们高傲的尼采先生仅仅只想做他愿意做的事情。”性格暴躁的瓦格纳总是这样叫道。
瓦格纳的愤怒让尼采感到悲哀和丢脸，他从未想过自己的老师是这样的人。他想：“又是生病，又是工作的重压，总是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难道我就没有被尊重的权利？难道我就没有自由，事实上都得听从别人的指挥？为什么瓦格纳如此专制而又不讲理？”尼采在日记中写到：“瓦格纳没有力量使他周围的人自由并且伟大。瓦格纳不是个忠诚的人，相反，他多疑而又傲慢。”
正在这时，一本题为《未来的语言学，对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个回答》的小册子问世，小册子的作者叫威拉莫维茨，他是尼采在普尔塔学校的同学。
格斯道夫告诉了尼采这个消息，而尼采在回信中说道：“亲爱的朋友，不用为我担心，对于这种事，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我永远不会让自己陷于论争的漩涡之中。但这件事唯一的遗憾便是，作者是我的同学威拉莫维茨。你知道吗，去年秋天，他还友好地来巴塞尔拜访过我。可是为什么会是威拉莫维茨呢？”
实际上，这本小册子的实质是针对瓦格纳的，它模仿了瓦格纳那句出名的套话“未来的音乐”，并对其进行了讽刺，面对挑战，瓦格纳对此作出了反击，并借这个机会再次邀请尼采发表他的讲演。
“一个人应当对我们的文化界怀着何种感觉？”瓦格纳总结性地说道，“应该由你来告诉我们德国文化应当是什么，这样才能引导这个新生的民族朝着至高无上的境界前进。”对于老师的要求，尼采再次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他表示不论是它们的表达形式还是其中不确定的思想，都令自己对这个讲稿一点都不满意。“我不想发表任何使我的良心蒙受污染的东西。”他打算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瓦格纳的信念。
他写信对欧文·罗德说道：“要是能写一些东西为我们的事业服务，我会感到非常高兴。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不知道写什么。我提出的任何意见都会被人们否定，这让我感到备受伤害，而这些伤害是如此刺激人。其实我写的东西更容易滑向危害而不是服务于我们的事业。为什么我那本朴实无华、充满激情的书会有如此可怜的命运，沦落到被人们唾弃的地步？真奇怪！那么我们这些另类应该对此做些什么呢？”
尼采开始写作《一个希望者的话》，但很快就放弃了。
不久之后，尼采重又翻开了搁置已久的古希腊著作，这些书如此美丽，这让尼采感到万分满意。此时由于他作品的原因，许多年轻的语言学家都将他排斥在了学术界之外，因此此时的尼采只有几个学生，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教书育人的事业，他给自己很少的几个学生解释了《埃斯库罗斯的献祭者》和前柏拉图哲学中的一些章节。
尼采的思想越过了二十五个世纪的鸿沟，古希腊明亮的光辉驱散了他心中的所有怀疑和阴影，让他看到了古希腊文化中璀璨的精华。此时，瓦格纳的朋友们常常将瓦格纳的良言佳句挂在嘴边，对此，尼采始终都保持着质疑。在拜洛特的演奏会上，《成千上万的人互相拥抱》这首合唱曲被演唱了，这是瓦格纳的作品。这首歌的曲调和歌词都不错，但是唱歌的人们没有像歌词中一样互相拥抱。尼采觉得这句话里具有夸张和虚假，他清楚，古希腊那些野心勃勃的邪恶者，并不总是拥抱，连他们用来表达感情的赞美诗里也从来都没有提到过拥抱。在他们的心中，超过别人才是第一位的，他们的情感被妒忌填满了。这就是他们的颂歌所赞美的全部感情。但是尼采欣赏他们质朴的力量和精准的言辞，在这里，尼采恢复了活力，写下了一篇名为《荷马式的战斗》的短文。文章一开始，我们就发现尼采已经开始远离瓦格纳的神秘主义了。
他这样写道：
当你谈到人性的时候，头脑中就会出现一种情感的等级，人们通过这个将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来，但是自然与人类之间并不存在隔阂。因为‘自然的’质素和‘人性的’质素是共同成长、浑然一体的。怀着崇高理想的人类永远无法摆脱邪恶的自然。
人类的激情、行动和作品都是从这些非人性的可怕倾向中生长出来的。
古希腊人是这些人中最富有人性的，他们保持着残酷和乐于毁坏的心。
这篇文章一气呵成，但却只花了尼采几天的时间。紧接着尼采就开始了一项持久的工作。他开始研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的著作。他试图去解读这些真正哲学家的心灵，因为只有他们才配得上“哲学家”这个名称。他们是生活之王，对辩论和书本都投以鄙夷的眼光。他们兼公民和思想家为一身，而且不像他们的后继者苏格拉底及其学派的嘲讽者、柏拉图及其学派的梦幻者那样与世隔绝。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主见，习惯在事物和行动中进行沉思并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这样的研究只持续了几天时间，尼采就在一本笔记本上写满了自己的思考。
尽管尼采手头的研究工作是如此的繁忙，但他却仍然继续关注着他那位荣耀的朋友的成功。7月，《特雷斯坦》在慕尼黑上演。尼采欣然赴约，同时还同瓦格纳的其他许多信徒见了面。在这里他见到了格斯道夫，以及在拜洛特的五月音乐节上认识的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梅森伯格大尼采很多，已经有五十岁了，但是她的身上却保持着一种长久的温柔魅力，同时由于娇弱和神经质，她还有着优雅的体态。在这几天的时光中，尼采和他的新朋旧友们都深感愉快。因此到临别的时候，三个人都对离别感到遗憾，于是在告别的那一刻，他们向彼此表达了尽快再见的希望。格斯道夫表示了自己愿意8月再次前来听《特雷斯坦》，尼采也再次保证要来这里。但是到了8月的时候，格斯道夫却因故不能参加，尼采也没有勇气一人重返慕尼黑。尼采写信告诉梅森伯格：“当你发现自己站在一种严肃而又深刻的艺术前，却无法和它完成精神的交流，这样的面面相觑是让我无法忍受的。简而言之，我还是不要去慕尼黑，继续呆在巴塞尔吧。”这会儿他正在思考巴门尼德的思想，这项有趣的研究弥补了他没有听《特雷斯坦》的遗憾。
梅森伯格将瓦格纳的新闻都告诉了尼采，事无巨细。尼采的这位老师刚刚写出《众神的黄昏》一剧，完成了他四联剧的最后一部。梅森伯格是从科西玛·瓦格纳写给她的一张便条中得知这一消息的。瓦格纳夫人这样写道：“我在内心深处听到了‘荣耀归于上帝’的吟唱。”这句话是时代的风气象征。梅森伯格重复着“荣耀归于上帝”这句话，紧接着她又补充道：“崇拜新精神的信徒们需要建立新的神秘，由此他们可以使自己的信仰变得神圣庄重。而瓦格纳恰好在这部悲剧作品中创造了这种神秘，为这些新精神的信徒们提供了一个方向。只有为新的狄奥尼修斯神话创造与之般配的神庙，这个世界才会恢复它的美妙。”梅森伯格还向尼采透露，为了实现修建神庙的目标，她正在尽力说服意大利女王——萨沃伊的玛格丽特，作为支持者的领头人。至于李斯特，她叫上了自己的几个朋友，她们都来自上流社会，并经李斯特介绍全部都加入了瓦格纳崇拜者的行列。现在这个是一个高尚的联盟。
在尼采看来，梅森伯格所作的一切都带着一种令人不快的、趋炎附势的气氛和过度的宗教情感，但是她的动机却无可指责，她品性高雅、纯洁，并以其纯洁净化了她周围所有的一切。尼采没有批评这个朋友的信。但连续工作就使尼采的身体垮了下来，他无法入眠，只得停下工作进行休息。旅行是尼采放松心情的好方式，因此在夏天即将结束时，他出发前往了意大利。他来到贝加莫，却没有走得更远。尽管后来他说自己十分钟爱这个地方，但是现在贝加莫丝毫不能引起他的兴趣。“此处的人都崇拜阿波罗。”而此时梅森伯格正在佛罗伦萨，她告诉尼采：“沐浴于其中是很不错的。”尼采在贝加莫不想加入当地的群众，成为阿波罗的崇拜者。在这里他看到的情景千篇一律，奢侈逸乐、过度舒适。他的德国趣味实在无法忍受这里的风气，于是他回到山间，变得“更勇敢、更高尚”。尼采在施普吕根一个低劣的乡村旅店里度过了愉快的几天。
1872年，尼采写信给格斯道夫：“这里位于瑞士和意大利的边境附近，我独自一人。我对自己选择在这里进行调养感到非常满意。这里富饶绝妙，有着世界上最秀美的道路。我经常在这些路上走上好几个小时，沉浸在沉思当中，可我却从来都没有跌落过山崖。任何时候我抬起头环顾四周，都可以看到路边的一些新奇美丽的景色。这里全是自然的风景，只有驿车偶尔会在这里停下换班。我唯一的交际便是和驿车里的人一块儿用餐，然后他们像柏拉图的幽灵一样从我的洞穴前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