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研究者及其研究对象
袁世凯的后人，从“克”字辈以后逐渐走下坡路，扣在袁世凯头上的那口大黑锅，不仅压得老袁永世不能翻身，也压得袁氏家族后代喘不过气来。无论担当何种社会角色，他们都奉行低调做人、踏实做事的原则，像是进入了蛰伏期，常人很难看出其家族内部的变动。众所周知，了解袁世凯后代情况的人并不多，真相交织传说和演义，更是给袁氏家族史罩上了重重迷雾。
袁家后人中，有个人一直致力于袁氏家族史的研究。他叫袁家诚，是袁世凯第十子袁克坚的次子。
袁家诚生于1938年。出生时袁氏家族已经没落，他心目中的榜样人物是物理学博士袁家骝。他甚至还有个单纯的想法：
袁家骝在美国读博士，他要在中国读博士，兄弟俩比一比。几十年以后他才发现，这个单纯的想法是如何不切实际。作为袁世凯的孙子，莫说读博士，就连上大学都很困难。说起来很荒唐，袁家诚辅导的学生一个个都考取大学了，而他的大学梦却不知在何方。为了避爷爷袁世凯的嫌，他改名袁杰，然而无济于事，大学之门犹如一扇天堂之门，永远可望而不可即，若干年后，他才进了夜大，总算圆了多年的梦想。
如前文所述，袁世凯的后人，一支跨越大西洋，在美国、加拿大等地生活；还有一支留在国内，主要栖息地是天津，拉杂算来有上百人之多。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袁家诚有个愿望：要把袁家这些后代的经历、故事搜集归纳起来，通过一部家族史，来透视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某些规律。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然而做起来不容易。
成年后，他被安排在一家医院药房里工作了几年，根据“六二六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精神，袁家诚随医疗队远离城市，来到了内蒙古。有一次，医疗队分配到了一个学习X光放射技术的指标，那时候人们对X光心存疑虑，担心会影响生育，便把这个差事让给了袁家诚。于是他成了一名放射科医生。
在内蒙古一直干到80年代初，袁家诚才回到了天津。
袁家诚喜欢运动、唱歌，在内蒙古的时候，每天都要坚持打一小时以上的篮球，还参加了几次内蒙古自治区的行业内篮球比赛。他育有一子一女，儿子为硅谷一家芯片公司驻上海分公司副总裁，女儿是中央电视台的英文翻译。
对袁氏家族深入研究后，他的评价相对而言比较公允客观。
比如说对人物的评价，他认为袁克定在帝制活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对中国历史，还是对袁氏家族，无疑都是罪人。
对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国人公认是丧权辱国，是袁世凯意欲复辟帝制，以出卖国家利益换取日本人支持的罪恶勾当。袁家诚认为袁世凯骨子里是仇恨日本人的，一直拖延到最后时刻才签订了这份臭名昭着的条约，说明袁世凯也有难言的苦衷。在谈到袁家的历史时，袁家诚说他并不是要做什么翻案文章，只希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带偏见地对待袁世凯。他对袁家长辈的这些评价，在史学界并不是唯一的声音。
袁家诚的哥哥袁家熹，建国后一直是个“问题人物”，精神长期压抑，郁郁寡欢，经历了几次政治风波之后，更是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跳进海河自杀了。
留在国内的袁家后人中，成就最突出、名气最大的恐怕是袁家菽了。她是袁世凯六子袁克桓的四女儿，所学专业是建筑设计，曾主持设计了天津南市食品街、旅馆街等工程，赢得了同行和市民的赞誉。
袁家菽也因此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她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
对这件事，袁家有不同的看法。袁家倜认为，她放弃了国内施展才华的机会，到完全陌生的美国去生活，是一项错误的选择。袁家诚则认为，她的孩子都在美国，她本人也很有才华，到美国并不是不能生活，这也是她融入美国社区文化的一种方式。
袁家楫是袁克文最小的儿子，排行老四，建国前夕是国民党海军的一名下级军官，跟随蒋介石的部队去了台湾，驻防妈祖岛屿。在部队的一次行军途中，袁家楫悄悄溜号了，他躲进芦苇丛中一天一夜，之后先是逃到了香港，然后搭乘飞机回到大陆。怀抱满腔的爱国热情，却并没有受到公正待遇。对冒着生命危险回来投诚的袁世凯的子孙，有人怀疑他是台湾派遣的间谍，也有人怀疑他投诚的动机。没有人安排工作。袁家楫就在搬运大队做临时工，扛米包、抬油桶、挑砖……什么样的重活脏活都干。
“文革”爆发时，袁家楫在一片林场管理果园。大家都去闹革命了，园子里的果树无人管理，到处长满了齐膝的野草，果树也闹起了虫害，看着眼前荒芜的景象，他的心几乎要滴血。更糟糕的是，袁家楫的妻子在南开饮食公司工作，多次被单位“革命群众”揪斗，问她，世界上那么多好人，为什么偏要嫁给袁世凯的孙子。他妻子答不上来，单位造反派就安排“革命群众”轮流和她摔跤。一个弱女子，哪里是那些五大三粗“革命群众”的对手！一次次被摔在地上，跌得鼻青脸肿，人们却在一旁哈哈大笑。他妻子的肾就这么摔坏了，不久开始便血，后来发生癌变，死在医院的病床上。
袁家祉是袁克文的小女儿，袁家骝的三妹，建国后遭遇极其不幸。丈夫过早去世，她独自一人带着四个子女，又没有正式工作，靠做临时工、给人当洗衣妇养家糊口，日子过得相当艰难。“文革”期间，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她也胆战心惊，听见别人喊口号就会神经质地发抖，那间破烂不堪的房子，也被造反派抄过无数次家。1973年的一天，她接到哥哥袁家骝要回国探亲的电报，不由自主地颤栗，躲回自家低矮的屋子里，眼泪簌簌往下掉。袁家骝到北京后，政府有人上门来通知袁家祉，给她规定了几条纪律：不准议论时事政治，不准把袁家骝带进这间破烂的房子，到车站接站时全家人都要穿新衣服，见了面不准哭，要面带笑容等等。袁家祉连连点头，感谢政府给她兄妹见面的机会。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谁都能理解她的卑微和忍让。她果然服从安排，四处借钱，给四个孩子扯布做了新衣服，和哥哥袁家骝见面的时候，一直忍着泪水不让掉下来，脸上挂着微笑。然而陪哥哥袁家骝回到宾馆里，她再也忍不住了，扑到袁家骝身上叫了一声：
“哥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说着泪水像开了闸似地哗哗流淌。面对亲人，所有的委屈和不幸都得到了尽情的释放。
袁克良有二子三女，长子袁家增、次子袁家霖、长女袁家潜均定居天津市，现已去世。次女袁家佶定居台湾，三女袁家芷定居美国。
袁家宾是袁克端的次子，建国后曾担任过天津一轻局日用化工厂科研办公室秘书。背负着袁氏家族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是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发表言论的。他太年轻，不懂得政治游戏的规则，受到了强制管制的惩罚。每个周末，是别人逛公园看电影的时间，对他来说，则是到派出所汇报思想、检讨自我。即使低着头，仍然常常被指责为态度不老实。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袁家宾的灾难似乎远没有尽头。
直到“文革”后期，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回国访问，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用三天时间突击落实袁家后裔各项政策，袁家宾的情况才稍微有所好转。“文革”结束后，袁家宾担任过天津市河东区政协委员、文史委员、天津市民建委员等职，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史资料。
袁克权的长子袁家诩，原在天津市调料厂工作。次子袁家说，原在天津市金融系统工作。三子袁家誉，原在鞍山市文化局工作。四子袁家諲，原在呼和浩特工作。四个女儿袁家训、袁家诜、袁家諿、袁家诒，除袁家诒在天津市第四十四中外，其余三个姐姐均在海外（美国和台湾）。如今大多数已去世。
袁克桓的长子袁家宸，1947年曾赴美留学，建国后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回国后不久，当时他所在的学校要扩建校舍，袁家宸主动提出将父亲留下的一块九亩的土地无偿献给学校。1958年，当他听说北京天安门广场建设需要一批风景树时，又主动提出将北京香山四王府祖坟上的二百棵松树献给了国家。北京市人民政府当时给他们作价50元，但他们分文未取（秦炳南，《银丝两鬓，一片丹心》，《教工月刊》，1984年第5期）。袁家宸曾担任天津市河西区政协委员，有二子，长子袁弘宇，在天津旅游局工作。次子袁弘哲，曾任天津市船务公司、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派驻纽约办事处主任。
一女袁弘芬，现居天津市。袁克桓的次子袁家卫一直在上海。五个女儿中，袁家英、袁家仙、袁家蕖、袁家菽都定居美国，最小的女儿袁家芯，一直居住在天津市。
袁克齐只有一独子，叫袁家艺，在天津大沽因轮船失事而丧生。
袁克轸有一子三女，长子袁家政的故事前边第五章讲述过，此人后定居美国。三个女儿袁家蕴、袁家芸、袁家淦分别定居美国和加拿大。
袁克安有二子：袁家华（律）、袁徽，均定居美国。
袁克度只有一女，叫袁家敏，定居澳门。
袁克和有一子一女：袁家懋、袁家洵，圴定居天津。袁家懋曾在天津化工厂工作。
袁克有生二子一女，长子袁家兴，定居湖南长沙。次子姓名不详。女儿袁家譓定居河南安阳老家。
他们的身世、经历和人生故事，或精彩或平淡，都需要有人去挖掘整理。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已经有人在这样做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袁氏家族后裔的命运，随着国家政治运动的波动而沉浮。这方面袁家倜的生活经历颇有代表性。她是袁世凯四子袁克端的女儿，虽然出生前爷爷袁世凯已去世。但她从出生的那一刻起，身上就留下了家族的烙印。
小时候读书，最怕的是上历史课，老师讲到清末的几个章节，全班同学的眼光自然就落到她身上，目光中有好奇，更多的是嘲讽和鄙夷，甚至还有仇恨。
没有同学敢和她交往，上学回家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这个背负着前代耻辱的女孩，不解地望着这个世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随着年龄增长，她已经习惯了屈辱，仿佛生下来就是末等公民似的，不再抱怨社会不公，而是学会了默默忍受，在社会的缝隙中努力寻找适合生存的方式。“文革”后期，袁家倜已经46岁，还是没能逃脱全家下乡的厄运，和老伴丁竹波以及三个儿子下放到天津市郊的西青区大寺乡王庄子生产队，女儿则上山下乡去了甘肃祁连山建设兵团。
袁家倜的丈夫丁竹波，家庭出身也是资本家，建国后曾担任过天津市工会主席。1957年多说了几句话，成了右派。他们很快熟悉了农村生活，学会了养猪、割草、剖苇子等农活，还学会了掺野菜做饭，可以节省粮食。
回忆这些生活经历时，袁家倜乐观地说：“农村生活使我切身感受到了农民的勤劳、善良和坚忍，这对我的一生都有好处。”
生产队实在太穷太苦了，一天累死累活干下来，十个工分才挣一角五分钱，而十个工分的标准，是一个硬劳动力干一天的工作量。一个妇女干一天，只能计八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一角二分钱。那时候袁家倜心中始终有个“念想”：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把几个孩子带回天津。所以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维持最低生活标准。为了生计，袁家倜晚上收工后，就着油灯微弱的灯光为老乡们织毛衣、毛裤，每织一件，乡亲们付给她一元五角钱手工费，拿不出钱也会用八到十个鸡蛋抵。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袁家倜夫妇仍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读《马恩选集》《毛泽东选集》等政治书籍。
有意思的是，王庄子生产队的干部很有经济头脑，听说丁竹波以前在天津工会当过干部，主动上门找他商量：“老丁，我们生产队想办个电镀厂。”丁竹波一愣，现在不是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吗，你们还敢顶风上？生产队长笑笑说：“没办法，实在太穷了，穷得卵子丁当响了，还怕个球！”见生产队干部态度这么坚定，老丁应承下来，帮助他们做外交、搞技术、拼智慧。艰苦奋斗3年，居然赢利四十多万。生产队的工分由原来的十个工分一角五分变成了八角五分，还盖了几排大瓦房。
生产队也给袁家倜夫妇分了两间。搬进宽敞亮堂的瓦房里，袁家倜夫妇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激动。
“文革”结束后，袁家骝夫妇回国访问，袁家倜的生活也随之出现转机。深圳市原市委书记李浩、市长吴小楠邀请袁家骝夫妇去南方参观访问，有心想请袁老先生当高级顾问。袁家倜陪同前往，后应邀担任深圳市经济发展顾问，在深圳特区工作了6年。当时袁家倜已经62岁，但是创业的热情不亚于年轻人，曾参与了国内最大的度假村香密湖度假村的建设，吃在工地，住在工地。虽说吃了不少苦，却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特区的先进管理理念和特区人执着、拼搏的奋斗精神。
有趣的是，当时深圳政府号召市民买股票，支持国家经济改革试点发展。很多人将信将疑，不敢将人民币变成花花绿绿的股票。袁家倜响应号召，买了一些“深发展”的原始股票。没想到富贵逼人，财运来了挡也挡不住。股票上市后直线飙升，等到袁家倜准备返回天津老家时，抛出股票一算账，存折上竟有了七十多万元。这是她从商海里打捞的第一桶金，担心放在身上不安全，跑到邮局去汇款，不知什么原因，邮局工作人员嫌钱多了不让汇，最后还是用一只大口袋装着带回了天津。
这时袁家倜已经69岁。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操劳奔波了一辈子，现在是静下心来享福的时候了。但是，这位老人认为，她的人生之路这才刚刚开始。回到天津后，她想和几个朋友合作搞房地产开发，正好遇到袁家骝夫妇又一次回国访问，她去征询哥嫂的意见。袁老先生摇摇头说：“不要搞公司，要搞就搞一家餐厅，收入稳当，而且持久。”吴健雄也认为办餐厅好，民以食为天，人活在世上，谁也离不开“吃饭”二字，再说天津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有爱吃西餐的传统，建议办一家高档次的西餐厅。袁家倜听从哥嫂的意见，扩展自家原来的住房，创办了一家“苏易士西餐厅”，并由袁家骝题写了匾额。
创业初期是很辛苦的，只有8张餐桌，包括经理、会计、厨师、服务员在内仅7人，尽管如此，还是建立起了各项规章制度，其中为约束子女，还专门制定了一条：所有子女、亲属来进餐一律付现金，不许签单。可见制度之严格。十几年来，靠着严格的管理、良好的服务、幽雅的环境和地道的西餐风味，苏易士西餐厅越办越红火。中央领导、天津市领导经常光顾，京津两地的社会名流纷至沓来，如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姜昆等，只要到天津必定光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的许多外宾也慕名而来，苏易士西餐厅成了天津市的一个着名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