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审判
克、弗利克、卡尔滕布龙纳、赛斯-英夸特和鲍曼(在逃缺席)等12人绞刑，判处赫斯、冯克和雷德尔无期徒刑；判处席腊赫和施佩尔20年徒刑；判处牛顿特15年徒刑；判处邓尼茨10年徒刑。巴本、沙赫特、弗里切被宣判无罪释放。与此同时，法庭宣判德国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为犯罪组织。在宣判后，苏联法官表示了不同意见，指出法庭不宣告德国内阁、参谋本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为犯罪组织是不正确的，同时判处赫斯为无期徒刑、沙赫特、巴本、弗里切三人为无罪释放是量刑太轻。1946年10月16日，对上述判处绞刑的罪犯予以执行(戈林在服刑前二小时服毒自杀)。
纽伦堡审判是国际法律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审判，除存在着苏联法官所指出的若干缺点外，总的说来这是一次公正、严肃的历史性审判，它给予发动世界大战的法西斯罪魁应得的惩罚，伸张了人类的正义，为制裁侵略者开创了先例，对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铲除法西斯主义、保障人类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法西斯首要战犯进行审判。图为被押上纽伦堡法庭被告席的德国战犯。
苏联总公诉人鲁坚科在纽伦堡法庭上发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盟国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首要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俗称东京审判。
早在1943年10月，美、英、中、澳等国设立了战争罪犯调查委员会，表示对日本战犯也应受到与德国战犯同样的处理。1945年7月26日，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第10项规定，盟国在战后要对日本的“战争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1945年9月11日，盟军占领当局据此发布逮捕东条英机等38名甲级战犯嫌疑犯的命令，12月2日又逮捕了嫌疑犯广田弘毅、平诏骐一郎等59人，12月6日逮捕近卫文、木户幸一等9名战犯。但日本一些财阀头目却在逮捕后很快又被释放。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召开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定，必须实施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包括惩办日本战犯。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共5章17条，规定了其任务、组成、程序及权限，决定由中、美、英、苏、法、荷、印、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澳大利亚11国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命澳大利亚的韦伯为首席法官，美国律师约瑟夫·B·基南为首席检察官。
中国法官梅汝参加了该法庭。
东京审判主要审理和惩处的对象是首恶分子即甲级战犯。法庭于1946年4月29日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5月3-4日宣读了起诉书，指出从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被犯罪的军阀所控制和指导，这种政策是重大的世界纠纷和侵略战争的原因，起诉书列举55项罪状，控告28名被告在此期间犯有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和违反人道罪。被告中，罪行最少的有25项，最多的达54项。法庭在提出起诉后，于6月3日由检察官提出证据，追究被告责任。自1947年2月24日起至1948年1月12日进行了法庭辩护，到4月16日审理结束。审理期间，开庭818次，记录48000页，出庭证人419名，书面作证779人，受理证据4336件。1948年11月4日开始宣读长达1214页的判决书，至11月12日读完。整个审判过程长达二年半。判决书分三部分，共10章，以大量确凿的历史事实揭露和清算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人民和世界和平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被告28人中，除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在狱中病死，大川昭明患精神病终止审理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岳太郎、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武藤章七人绞刑；判处木户幸一、荒田贞夫、烟俊六、小矶国昭、桥本欣五郎、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南次郎、大岛浩、佐藤贤了、冈敬纯、血粤田繁太郎、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等16人无期徒刑；判处东乡茂德20年徒刑，重光葵7年徒刑。东京审判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一次全面清算。由于受到美国的包庇和在审理过程中受麦克阿瑟的左右，这次审判存在不少问题，如在审判中夸大日本军部的作用，减轻了日本政府的罪责，完全不提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等等。另外也有重罪轻判、有罪不判、判词失当，甚至开脱和包庇重要战犯的事例发生，战犯冈村宁次逍遥法外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美国在东京审判中还有意隐瞒和包庇日本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战争罪行。但总的说来，这次审判对日本的主要战犯还是进行了比较公正和严厉的惩处，完成了波茨坦公告中提出的历史任务。它也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份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教材，昭示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破坏世界和平的大量罪行，提醒和昭示各国人民要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而进行斗争。
东京审判
日本裕仁天皇广播投降诏书之后，日本法西斯头号战争罪犯东条英机自杀未遂。
南京大屠杀罪魁之一——谷寿夫被判处死刑。图为该犯被押至刑场。
盟国占领军对日本前首相近卫文等战犯发出缉捕令后，近卫文于1945年12月16日服毒自杀。图为美军有关人员正在查验近卫文尸体。
号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于1945年11月1日在马尼拉军事法庭受审后被押回牢房。
日本战犯被押上东京审判法庭的被告席。
1946年6月17日，远东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基南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日本天皇将不作为战争罪犯受审。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死刑。图为东条英机在东京法庭上宣读他的证词。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悍然发动了侵苏战争，这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美迅速表态支持苏联，当晚，丘吉尔发表《关于德国侵略苏联的广播演说》激昂地宣布：“任何和纳粹主义作战的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和希特勒一致行动的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6月23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发表了《谴责德国侵略苏联的声明》，次日，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凡是抵抗法西斯轴心国的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在内，都将得到美国的援助。”但是，英美军方对苏联的抵抗能力和前途普遍作了悲观的估计，认为苏联只能支撑几个星期或最多维持三个月。为了摸清苏联的实际情况和掌握对苏决策的第一手材料，罗斯福派遣顾问霍普金斯去莫斯科访问。他得出结论说：“我对这条战线深深信赖。这里士气特别旺盛，对胜利充满信心。”这样，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帮助了美国政府最后选择了援助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方针，坚定了美国参加反法西斯联盟的信心和决心，使英美与苏联的关系有了根本的转变。
1941年7月，日本又在亚洲扩大侵略战争，开始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日本的南进，直接威胁到英美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日本与英美的战争日益迫近，英国鉴于守卫本土自顾不暇，很希望调整战略，由美国出头去对抗日本。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丘吉尔与罗斯福都认为有必要举行一次会晤，调整两国关系，协调双方的军事战略。于是，1941年8月9日至14日，两国首脑及参谋人员在大西洋上的阿金夏湾(纽芬兰)的军舰上，举行了第二次大战爆发后的第一次会晤，史称“大西洋会议”。
鉴于当时的形势，大西洋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举行的。8月3日，罗斯福总统及他的幕僚先乘“波托马克”号游艇从新伦敦出发，然后换乘“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先行到达纽芬兰的阿金夏湾。8月4日，丘吉尔一行会同从莫斯科赶回的霍普金斯，乘坐新式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从英国启航，于8月9日到达。这次会晤是在美国还未卷入战争的情况下，罗斯福以总统的身份第一次远离本土，与英国领导人商讨有关战争的重大问题，因此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会晤也是罗斯福与丘吉尔的第一次见面。两国领导人乘坐的军舰联舷而泊，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参加这次会谈的，美国方面有助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霍普金斯、哈里曼和三军首脑，英国方面有外交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和比弗布鲁克、彻韦尔莱。
